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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全家到前门火车站去送体仁，只有他母亲没去，她在家里哭，珊瑚陪着她。在姚家这是一件令人兴奋不寻常的大事，因为在姚家还从未有亲人离别过。立夫也到火车站送行，和大家在火车站相见。他和木兰姐妹到车上去，在最后几分钟和体仁再说几句话。火车快要开时，荪亚和经亚才冲进火车站，那时别人都已经从车上下来，所以他俩只有一点儿时间和体仁交谈几句，从窗口把一包礼物递进去。体仁站在窗口，雪白的脸，高高的鼻子，下面配上雪白的衬衫领子，大红的领带，看去真像个洋鬼子。姚先生站在月台上，默默无言，静看着火车慢慢驶出车站。火车失去踪影之后，曾家几位少爷一转身看见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穿着天蓝色的竹布大褂，正靠近木兰站着。立夫站在那儿等着别人介绍他们相识。他看见那几位富家少爷穿着湖色罗纱大褂，外套黑坎肩，上面是珊瑚扣子，辫子松松地编起，梳得油光光的，足穿黑缎子鞋、白袜子。姚家姊妹也穿得很讲究，上身穿的是乳白色的丝绸褂子，极细瘦的袖子，鸭蛋青色的厚锦缎裤子。那时候极瘦的袖子突然流行，已经把早年宽肥飘洒的大袖子取而代之了。她俩那乳白色的褂子上镶着翡翠扣子，在夏天的早晨显得特别清新爽快。木兰耳朵上戴着梨形的红宝石耳环，莫愁戴的是绿玉耳环，两人鬓角儿上都有一绺头发垂下来，大约有一寸长。立夫在这群盛装的少年美女之间，好不自在。两位小姐都因为流了离别之泪，正用力擤鼻子。木兰破涕为笑，向曾家兄弟说：“劳驾劳驾，跑这么远来送。”荪亚说：“我们来晚了，真抱歉。”说着眼睛转向立夫。木兰说：“这位是孔先生，是傅伯伯的朋友。”大家作揖为礼。这时候，莫愁看到立夫的皮鞋颜色虽然比以前黑得多，但是又快变灰了。
大家出了火车站，他们的马车就驶近马路边儿来。姚先生请立夫跟他坐一辆车回家，但是立夫说他家离火车站不远，他要走回去。姚先生说：“虽然体仁不在家，你在假期有空儿还要常来呀。”立夫答应常去。于是他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上了车，向他们行了礼，目送他们的车轮转动离开之后，自己才步行而归。
姚先生一言不发，拉过阿非的手握起来。他感觉对体仁也过于严厉了一点儿，平常恐怕对他太冷淡，中间的距离也许保持得太大了些。于是决定对阿非不要再犯那种毛病，对小儿子要像对女儿一样亲切才好。
在车上，木兰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咱们家减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父亲问道：“你想他今后会改吗？”这时她父亲也许想到自己的青年时期，并且觉得儿子的野性还没有耗尽。
莫愁说：“现在他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出洋多见识一下，再受好大学的名教授指点，也许会改的。”
但是她父亲说：“你年轻，才说这种话。咱们家有钱，所以就应当花。其实，出洋不出洋，和一个人的学问没有什么关系。求学和做人，随时在哪儿都学得到。你看立夫跟他们分手时候的礼貌风度。在长辈面前，他知道何以自处，而且态度从容，能获得人对他的敬重。这些也要到外国去学吗？”
父亲说完这些话之后，姐妹俩再没说什么。
对立夫而言，他步行回家之时，对今天的事，则另有一种看法。看到别的年轻人出国求学，他也不知道是嫉妒呢，还是一时激动。他也听说过牛津和剑桥，这两个大学的名字，就足以点燃起他的求知欲。他不敢确信体仁会重视这个到牛津或剑桥求学的机会，甚至于他也不敢确信体仁一定会去。对立夫而言，到国外求学这个理想，只有俟诸遥远的异日了。
立夫也觉得姚家、曾家的生活等级，是高高在他之上，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和体仁的友谊并没有加深，因为体仁只是同情他批评富贵人家，或者在学校里写些对历史翻案性的文章，此外，他们之间，便再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体仁本人对什么也缺乏断然积极的态度，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精神。他认为曾家的少爷公子也属于此一类，他们那等家庭是自成一类的。他们第一次在西山遇见之时，他觉得姚家姊妹能自己做饭，大感意外，因此才对她俩有了一点儿好印象。他一向很怕富家之女，中国一般人都是如此。姚家两姊妹态度好，教养也好，诚然不错，可是他对女性的阴柔之美并没有强烈的感应。一天，为了礼貌，他算勉强俯就，把皮鞋擦亮了一下，可是他认为把皮鞋擦亮，究竟是多余的事，若让丫鬟跪在地下擦，那就是生活的腐败。不过他喜欢事情高尚，东西精美，就如同在木兰家所见的一样，因为他生性高雅，有贵族的气质。
他、他母亲、他妹妹三个人，在四川会馆里住着三间房子，从他生下来就在那里住。门前有一片空地，有一条脏水沟，他从童年就在那棵大柿子树下玩儿。甚至他父亲在世做一个低级员司之时，他们就住在那儿，因为不用付房租。虽然他父母已然积蓄了点儿钱，在南城买了一栋房子，但是后来又把那栋房子租了出去，这样每月可增加一点儿收入。他父亲去世已经那么久，他们还能继续住在那儿，当然与傅先生的势力有关系。四川会馆的门房，说是亲眼看着立夫长大的，立夫觉得自己也亲眼看着那个门房渐渐衰老，变成了祖父。四川会馆大门的门框、门道、门前的那一对石狮子，对他之熟悉，就犹如他桌子的抽屉里一直摆着没有动过的那个陀螺一样。他自己逐渐长大，眼看着大门变矮，门道变得又窄又短，门口那一对老石狮子越来越光滑，为此他也出了不少气力。石狮子的嘴里都有一个石头球，可以在狮子嘴里自由滚转，他曾经好多次试着把石球掏出来，后来渐渐长大，渐渐聪明，也就放弃了那个愿望。那栋房子有一个绿门，正中有个红圆心，门里有一条通道，左转通到一个方砖墁地的庭院。他们那一套房，由院里经过一个小窄门进去，房子是传统式的两明一暗，就是两间不隔开，做客厅、书房、饭厅用，另外一间在一头儿，做寝室。他现在还跟母亲共住一间，小妹妹和母亲睡一个床，他睡靠近窗子对着院子放的一张竹床。院子里东边的两间房做厨房用，也做储藏室，一个用人睡在里面。
院子里铺着古砖，有的已经破碎，院子中间摆着一个孩子做的日晷仪。架子是立夫找到的断石碑，有二尺高，找到之后，央求门房替他扛进去，就立在院子中间。立夫在上头放了一块灰色的砖，有一尺见方，砖上面有一个一毛钱买的日晷仪，是一个木匣子，上面标出钟点儿时刻，一根红绳子用以投射太阳的影子，中间有一个小的圆盘，那个小圆盘表面儿上有一个指南针。因为搬来的断石碑的顶端并不平，他在下面垫上碎砖使石碑平正，那个三寸木造的日晷仪放在院子中心巨大的架子上，有点儿滑稽可笑。不过不能不说明的是，有时候他把日晷仪拿下来，在原来那个地方儿，安放笼子逮家雀儿。
他还做了一个更大一点儿的东西。有一次，他把一根棍子放在日晷仪一旁，由棍子上直伸出一根绳子，向着院子的南端，和小日晷仪上的红绳子正好平行，照着小日晷仪的阴影儿，在地面上标出钟点时刻来。他母亲任凭他这样去玩儿，就犹如她宽纵他别的事情一样，尤其日晷仪含有勤勉的学生爱惜光阴之意。但是院子正中间横着一根绳子对人来往不方便，他母亲和用人有几次被绳子绊倒，所以他必须取消这种实验。可是院子里砖地上表示二十四小时的记号，现在还可以看得出来。偶然有客人来，看见那些记号，颇感意外。而立夫自己则从那种实验，获得了有关冬夏两季太阳移动的角度的明确知识。
客厅是中等家庭的典型式样。他父亲的遗像挂在东墙的正中，左右是一副对联，是一位大学士的书法真迹，这也算他家寥寥可数的一件传家之宝。对联的上款落的是他父亲的名字，当年由一个朋友代求的。屋里地下铺着席子，顶棚和窗子糊着白纸，屋里因此显得相当整洁。一张普通的红木方桌靠墙摆着，一家三口便用作饭桌。立夫的小书桌靠着东墙的窗子。几把木头椅子，一把藤条长靠椅，上面铺着垫子，一把用旧的藤椅子，棕红色而表面光滑。在东墙他父亲相片下面，靠墙摆着一张半圆的桌子。这就是屋里所有的家具了。敞开的书架子上摆着书，大部分是立夫他父亲的遗物。其中有一部珍本的《资治通鉴》，几种诗文集，除去一部十三经之外，再没有什么古典学术名著。这是因为他父亲像大多数朝廷的官员一样，只要能考中科举，在一般经典之外，不必再去钻研考证语文等学问，已经可以安然度日。还有几种参考书，立夫的教科书，再有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立夫已经完全读到肚子里。那套文集在中国那十年之内，代表了西方全部的新思想知识。
当然毫无疑问，立夫就是这所小庭院之内的圣人。他母亲不断对儿子的表现感到惊讶，感到茫然不解，正如好多宠爱儿子的母亲一样。
让他母亲茫然不解的是，立夫是先天不足，早产下来，但是却平安无事。他母亲只知道对儿子爱护备至，却不知道教育他。她听见傅先生对儿子大加赞美之时，只是微微一笑，却不知如何作答。正像曾太太恭维木兰的母亲时，说：“您怎么会有这么个好肚子！”木兰的母亲也同样用这句话恭维过立夫的母亲。可是她对自己越得意，自己就越谦虚。那年春天，他们家在院子里养了一窝小鸡。一到傍晚，大家在灯下非常快活，母亲向儿子女儿说：“你们看这个有黑斑点的老母鸡。生了那一窝漂亮的小鸡！那么小那么红的嘴！那么黑那么圆的眼睛！那么好那么软的一身毛！有时候我觉得我等于是那个老母鸡一样。”立夫记得他母亲常常跟他说，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上嘴唇中间有一片小小的干皮，很尖。所以小鸡的尖硬的嘴，又像立夫婴儿时的特点。
立夫由火车站回家之后，说他看见了那些人。他说：“三十五块钱买一双皮鞋！够我两年的学费了！”
他母亲说：“今年秋天你上学，要花的钱更多。要七八十块钱一学期呢。这让我想起来，你应当去收房租了。这不已经到了月底了吗？”
立夫就跑去收房租。
七月底，木兰的舅舅冯舅爷夫妇，带着女儿红玉自杭州回到北京，冯舅爷在杭州住了一年。红玉是很不凡的孩子。木兰和莫愁对她很好，过了好久，她才肯随便说话，才肯接受她俩送给她的吃食和礼物，并且她接受了之后，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说声：“谢谢。”过了好些日子，她才觉得轻松自然，才肯和阿非玩儿。珊瑚以为她一定是怕她的表兄表弟表姐，才那个样子，可是一个小孩子那么沉默寡言，确是不寻常。只费了很短很短的一段日子，她就学会了北京话的腔调，并且模仿表亲的话。她真是聪明过人，才五岁大，就已经学会认些字，木兰和莫愁不久又教了她不少的字。在姚家住了几个礼拜，她就很爱说话了，几个姐妹问她为什么刚来之后不肯说话，她说她怕说杭州腔调招人笑话。
冯舅爷此番由杭州回来，使姚太太心里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要趁着体仁不在家，把银屏打发走。她也要对得起银屏，要把她正式嫁出去，要尽量给她找一个好丈夫，因为她不愿自己的儿子受制于那个泼辣的女人。天下没有一个女人知道另一个女人对男人到底有何等的魔力。她认为体仁对银屏的迷恋是年轻人难免的事，由于青春时期天天在一起的缘故，并且相信一旦她不在了，儿子也就会把她忘记的。她还没给儿子物色个媳妇儿，不愿在他正式娶太太之前，先就有一个妾。她做母亲的是为了让儿子摆脱开银屏，才迫不得已让儿子出国，自己这样牺牲都是银屏的缘故，因此很恨银屏。她自己想到了一个主意，并没有说给女儿们听，可是等她哥哥冯舅爷一来，却告诉了她哥哥。冯舅爷向来是姚太太的同谋，也可以说是共犯。冯舅爷便假说在杭州碰见银屏的伯母，她伯母告诉冯舅爷要把银屏嫁出去，因为银屏已经成年，叫他在北京给她找个好丈夫。
所以有一天，姚太太把银屏叫到她屋里去，要跟她说话。银屏恐怕是出了事。原来因为体仁说他母亲答应一直叫银屏在姚家等到他回来，所以她又特别打起精神，处处做人做事，讨别人个好儿，当然也包括姚太太在内。不过她知道姚太太不喜欢她，因为她很少跟姚太太说话。
银屏走进去，靠近门站住说：“太太，您找我？”
体仁的母亲说：“是啊，过来，我要跟你说话。”银屏就走到太太跟前。体仁的母亲说：“你来我们家已经十年左右，你现在也长大了。按规矩，我们应当为你的将来着想，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思忖了好久。去年，我们打算送你回南方去，赶上你生病，不能够走。到了如今，我想虽然你是个南方人，你也用不着坚持一定回南方去。你觉得怎么样？”姚太太话一停，要看银屏的神气。只见她两眼低垂，浑身颤抖。银屏说：“太太，您有话就说吧。”
姚太太于是接下去说：“我已经给你想了一条路。古语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伺候体仁尽心尽力，我们应当给你找一个能养活你的男人，你那时候也就有自己的家了，不要再伺候人——像青霞，现在有丈夫有孩子了。”
银屏仍然一言不发。姚太太接着说：“上礼拜，二舅由南方回来，说遇见了你伯母。她说，因为你不容易回南方去嫁人，你又已经成年，托我们在北京给你找个男人。我会送你一全套的嫁妆。”
银屏说：“太太，我知道您的美意，很感激您。自从十年前来到您府上，蒙受您的恩德不小，但愿我没犯什么大过错。您若肯答应，我现在是并不急着要走。青霞去年才嫁出去，现在我还没有她那么大。虽然少爷出国之后，我的事情减少，可是家里总有好多事情需要人做。虽然我来时立的合同是十年，我还愿多伺候您几年。这也费不了您什么——也不过多吃您一碗饭，现在我不必添什么新衣裳。时候到了，您再打发我走，我一定走，您也不用赏我嫁妆。”
“不是我要你走，你伯母说你应该走了。”
“这若是她的意思，她为什么不写封信来？她可以找人给我写封信。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她跟二舅说的，那当然够了。你不信二舅的话，是不是？”
“并不是我不相信二舅。但是这是一辈子的一件大事，为了我自己，我一定要有家里写的一点儿东西。我们苦命的丫头，人家要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得听人家摆布。太太若是不要我，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走，但是我一定要有一张字据。”
银屏现在哭了。姚太太觉得自己是失败了，但是又说：“你若一定要字据，那也可以。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有了消息，再告诉你。”说完，十分不悦。
银屏擦了擦眼泪，走了出去，既恐惧，又混乱，又伤心。她觉得自己受了骗，觉得自己没有错，觉得太太欺骗了自己的儿子，因她儿子要银屏等，而且有诺言。但是这些话她却无法说出来用以自卫，也不能用以挽救自己陷入的危局。银屏到了自己屋里，躺在床上大哭起来。她哭道：“儿子一走，他妈就撵我走！”
银屏的哭声全家都听见了，引起了一阵混乱。但是大家也听见太太高声说：“我们没有对不起她。女大当嫁。我们不能养活她一辈子。那么个小丫头，不要心比天高。”全家的男仆女仆，都知道太太的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珊瑚、木兰、莫愁都听到了，可是母亲正在生气，谁也不敢说一句话。最初，姚先生以为他太太不过像往常一样，在那儿教训某一丫鬟，等一听见情形严重，他就走到太太屋里来，问一问到底为了什么事。两个女儿也凑到妈妈屋里来，丫鬟则都跑了，没有人敢来听。冯舅爷没在家，正在店里照顾生意。姚先生一问这件事，太太说是舅爷从杭州带来的话，说银屏的伯母要把银屏嫁出去，就嫁在北京。木兰的父亲问：“这话可靠吗？他怎么没告诉我？”
太太说：“你是个男人，这是家里的事，所以他没跟你说。”
木兰的父亲又问：“银屏怎么说？”
“她说要一封她伯母寄来的信，才肯走。我告诉她应当嫁出去，她跟我要一封伯母的信！我从来没听说这么霸道的！”
莫愁说：“这也不难。有一封她家寄来的信，让咱们也占得住理。他们不是直接把她卖给咱们的，咱们没有权随便处置她。咱们若不能把那张合同拿回来，人家会向咱们要人的。”
“丫鬟们若是生病，若是跑了呢？那该怎么办？她在北京若有家，有亲戚，我立刻就叫她卷铺盖给我走。”
事情只好暂时搁置。父亲走了之后，母亲低声叫木兰去叫罗大，让他去告诉舅爷，说他一回来就来见太太。木兰觉得这件事情暗中有文章，但是没说什么。她觉得她母亲正在做一件迟早要做的事，不过不应当做得这么快。
半点钟之后，锦儿进来，木兰问银屏怎么样。
锦儿说：“她还哭呢。她说自幼父母双亡，伯父把她卖了，卖了两百五十块钱还了赌债。又说契约上说的是十年，去年就满了。那时候她愿回去，可是少爷不让她走。她说少爷要她等，并且少爷从太太那儿得到保证，一定会让她至少再待三年，可是这也不能跟人说。我告诉她：‘你别扭也没用。少爷不在家，没有人护着你。’她说：‘太太若一定要我走。我就走。可是一定要家里一张写的东西才行。’您等着看。她脾气固执，还有下一出戏看呢。”
木兰说：“真的呀！她说的是绍兴官话。你可别把她的话告诉太太，一句也别说。这话传出去可不好听。这种事应当在我哥哥走以前解决才好。我哥哥倘若是真答应过她，这么做就有点儿对不起她。”
锦儿又说：“我可以斗胆再说句话吗？少爷对她很体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您看，那天早晨少爷走的时候，狗的样子都不对。狗一定也感觉出来主人要出远门儿了。人还用说吗？承认这件事，固然不怎么体面，可是年轻男女在一块儿，那也是难免的。若是被迫非走不可，我也是一样难过。”
木兰说：“可是你和我，情形又不同。”
锦儿坚持说：“可是，您也得想想。自从小孩子时候起，她就照顾少爷。早晨给他梳头洗脸，梳辫子，找这个，找那个，直到少爷让她伺候惯了，别人谁也伺候不了他，谁也不记得他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儿。少爷走后，她没有什么事情做，忽然好像六神无主，对什么事都心不在焉。这是当然，谁也不应当怪她。而现在，忽然又叫她走。她伤心难过，还用说吗？”
冯舅爷回来之后，跟太太关在屋里秘密商量了约莫半个钟头。吃饭的时候，银屏照常出来伺候，和别的丫鬟一样，不过她看来并不快乐，大部分时间闲着。乳香现在接替青霞的事，所以她过去接太太的碗，说给添饭，太太说：“不要。我要银屏来添。”银屏过去接过碗，添了碗饭来。她正把饭碗放在桌子上，一滴眼泪掉在米饭上，她赶紧又把那碗饭拿回去。
太太没看见眼泪掉在饭上，就大声叱骂道：“贱货！你不愿伺候我，是不是？走开！”说着用力推了银屏一下子，紧接着又说：“我养你养了这么大，一点感恩图报的意思也没有。你把这个家已经搅和得天翻地覆，家里一点儿安宁也没有。为了你，不得不把少爷送出国去。你就害得我们母子分散。你打的好算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羞辱的话伤人太重，银屏号啕大哭起来，用一只胳膊挡着脸说：“我也没有吃了大少爷？我把大少爷吃了吗？”
太太大怒，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冲向银屏，但冯舅爷给拉住了，锦儿赶紧告诉银屏不要再说话。
冯舅爷说：“小奴才，你这不是在太太面前无礼吗？”
姚先生只是坐着看，一句话没说。
银屏转过身来，脸上显得受了委屈，流露着反抗的神气。
她立刻停止了哭，就像刚才立刻开始哭，同样地快。银屏说：“老爷，太太，二舅爷，请您原谅我。我在您府上这么多年，我若犯了什么过错，我愿立刻受处罚。大少爷是出洋念书去了，这跟我做丫鬟的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罪全怪到我头上来呢？我伺候少爷，讨少爷高兴，这是我的本分。他若待下人好，那是您儿子的事。请您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搅得您府上人仰马翻？您愿怎么处罚我都可以。”
姚太太说：“你们听听这张厉害嘴！”
珊瑚这个和事佬说：“银屏，你若有话说，就好好儿说。不要失礼。”
银屏说：“您若要我走，我就走；您若要我死，我就在您眼前死。”
寻短见的威胁是仆人惯来用作克制太太的。舅爷赶紧说：“谁说要你死？你们家和我们订的合同是十年。去年我要带你回去，你不肯，也许不能走。这一次你伯母说让我给你安排一下，我们也是按着你伯母的意思办。你若要你伯母伯父写个字儿，那也可以办。我给她去封信，也就没有什么可争吵的了。你觉得怎么样？”
银屏回答说：“老爷若不认为我无礼，我要这么说。我的合同已经期满。您找个人送我回去，要不然就在北京找个人家儿，我总得要我伯母写在纸上的一句话。我知道我死我活，我伯母也不关心，但是嫁人是人生大事。我不是阔家小姐，有父母照管，我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嫁谁不嫁谁，要我自己认可才行。我不会嫁到蒙古云南去的。”
姚先生最后说话了。他说：“那么事情就决定了。我们一定在北京给你找个好人家儿。我想你不会受人欺负的。”
所以事情就暂时到此为止。但是姚太太的话越来越难听，所以银屏除去一走，是别无办法，只是早晚而已。姚太太一提到银屏，就说：“不要脸的小婊子。”可是银屏总能设法把她的话向太太回过去。她的话是：“养了十年的狗也不忍心把它赶出家门。人怎么会还不如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