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快得令我应接不暇。

我向警察供称我曾闻到淡淡的瓦斯味，而且屋里曾经有可疑人物。警察相信了我的话，开始着手调查。根据警察的分析，母亲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六点五十分到七点半之间。如此推断的理由，在于“哥哥”向警察供称“门口吊着水田耙，可见母亲在刚开始打雷时还活着”，从刚开始打雷到下雨后我抵达老家，便是母亲的推测死亡时间。

“哥哥”从开始下雨到回家之前，一直待在田里，身旁还有其他三名村人，这可说是难以撼动的不在场证明。但倘若“哥哥”真的是凶手，那么“水田耙”的推论可就不足为信了。因为他大可以事先预测下雨的时间，在下雨前杀害母亲，并在门口吊了水田耙后才出门。但如此一来，躲在客厅里的人又是谁？

我原本期待警察能查出真相，但验尸报告一出炉，死因竟是急性心脏病，警方依此下了“无他杀嫌疑”的结论。我向警察强调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或砒霜中毒，却遭警察以“想太多”一笑置之。甚至连我再三坚称“有可疑人物逃走”也遭警察驳斥：“你眼睛看不见，怎么能肯定？应该是把落雷声听成了脚步声吧？”

村民们皆出席了母亲的守灵夜仪式，会场上弥漫着沉香的气味，僧侣诵经声不绝于耳，周围不时传来佛珠的轻微碰撞声。

仪式主持人由“哥哥”担任，我再怎么不甘心，也无法阻止。此时夏帆已经出院，由香里将夏帆交给当护理师的室友照顾后，出席了仪式。

“哥哥”对于母亲的死，不知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就算他口口声声说着哀悼的话，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我也看不到。我甚至有股冲动，想要走过去伸手摸摸他的面孔，确认他脸上的表情。记忆中的哥哥的长相，与获得居留权的“哥哥”的长相一定有所不同。倘若能靠我的手掌摸出差异，不知该有多好——

在僧侣的指示下，我继“哥哥”之后起身烧香，由香里搀扶着我走到灵前。如今在我的正前方，想必挂着一幅母亲的遗照吧。虽然是我发现了母亲的遗体，而且当初还吓得手足无措，直到如今我却依然缺少“母亲真的从世上消失了”的切身感受。自从失明之后，我便生活在只听得见声音的黑暗世界里，因此对我而言，母亲死了跟母亲闭着嘴没有说话并无多大分别。

我用左手握着佛珠，双手合十膜拜，接着在女儿的引导下用三指捻起一撮沉香，举到额头的高度，接着撒进香炉里。

守灵夜仪式后，接着便是宴客。在这种乡下地方，守灵夜宴会的餐点当然是素食。参加者们都认为我的母亲是寿终正寝，因此闲谈的气氛不带丝毫哀戚，每个人都眉飞色舞地聊着从前的往事。

“——你老婆怎么没来？”某个老人问某个年轻人。

“她说‘孕妇参加葬礼会难产’，所以不肯来。我自己倒是不相信这一类说法——”

“不，前人的智慧还是宁可信其有。比如‘把年初的第一枚鸡蛋扔过屋顶，鸡才会生很多蛋’，这一句就挺灵验。只要有一年忘记照做，那一年的鸡蛋数量一定相当少。”

“——我是都市孩子，不信这套的。”

我不想参与那些人的话题，掏出两颗随身携带的镇静剂，配着酒吞下。这阵子本来已戒掉了镇静剂，但遭逢母亲过世，实在无法再忍。

每当我喝干一杯酒，就会有人往我杯里倒酒，喊着“多喝点”。

“对了，和久——”坐在身旁的“哥哥”满身酒气地说，“虽然今天是守灵夜，有件事还是对你说了吧——”

“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想把老家跟土地一起卖掉。”

“那可是代代传承下来的屋子。”

“埋葬跟葬礼都要花不少钱，何况我是单身汉，那个家对我来说太大了。”

“你只是想拿这笔钱来打官司而已。”

“——不，你错了。”“哥哥”顿了一下后说，“我不打官司了。仔细想想，这几年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真是抱歉。”

这个人怎么突然想开了？从前的他，说什么也不肯放弃诉讼，甚至可以说是为此赌上了人生。如今突然这么说，心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和久，我并不是为了筹措诉讼费用才打算卖掉老家的，而是经过种种考虑，我认为现在是该卖掉了。”

“就像炒股票一样，抓准了好时机就脱手？”

“混账，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妈妈刚死，哪是什么好时机！”

“——妈妈被杀时，躲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是谁？该不会是你雇用的杀手吧？”

周围的闲谈声霎时止歇。

“你别胡说！”“哥哥”的口气有如鞭子的声响，“警察已说死因是心脏病！”

“那时我闻到了瓦斯的余味。虽然在警察来时已经散去，但我确实闻到了。就算你没有雇用杀手——也可以开了瓦斯再出门，如此一来就能获得不在场证明。”

“你醉了，和久。要胡言乱语，也得先打个草稿。要是瓦斯外泄，妈妈怎么会闻不出来？”

“多半是你趁妈妈睡着时下的手。”

“那时或许还不到七点，妈妈怎么会睡着？”

“哥哥”的语气逐渐变得焦躁。我心想，只要能激怒他，或许就能套出一些真心话或秘密，于是我借着酒意继续说。

“妈妈年纪大了，提早休息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你仔细想想，厨房用的瓦斯怎么可能毒死人？”

“若不是靠瓦斯，就是靠砒霜。”

“装砒霜的小瓶子已经被你拿走了。”

“你想赖在我头上？”

“你才是——”

“——怎么？不敢说下去？”

“好吧，那我就直说了。妈妈死后，你把那小瓶子埋在石熊神社里了，对吧？是不是你用了里头的砒霜，怕留下证据，才把小瓶子埋了？”

我听了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顿时愣住了。由于酒精跟镇静剂已开始发挥作用，我本来打算充耳不闻，但最后我还是想了一下说：“你又想捏造新的谣言？”

“村里有人看见了。妈妈过世的那天晚上，你敲着导盲杖走到石熊神社，用铲子挖掘神木的根部泥土，手上拿着小瓶子。”

“哥哥”说得煞有介事，我心中顿时感到一阵不安。那天晚上的记忆，因镇静剂的副作用而变得模模糊糊，若仔细回想，搞不好真的会想起那鲜红色的神社鸟居 。

我喝干了杯里的酒，自行拿起酒瓶斟满。由于没有使用“液体探针”，酒水溢到了手背上，但我没有理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别想误导我的记忆。”

“若你不信，去问村里的岩渕吧。”

“你一定是拿妈妈的遗产贿赂他，跟他串通好了。”

“哥哥”深深叹了口气，似乎已放弃辩解。

“好了，你们这对傻兄弟，怎么在这种场合斗嘴？”正对面传来年老妇人的声音。

我没有理会，继续朝“哥哥”说：“你真的是我的哥哥吗？”

“——我就是你的哥哥。以前是，以后也是。”

“你转寄的那些点字俳句，可是揭穿了你的秘密。在那些俳句里，藏着‘你的哥哥杀了人’这句暗号。寄信的人是个被入管局逮捕的中国人，叫马孝忠，他知道你过去干了些什么坏事。”

“我没有杀过人，也不认识什么马孝忠。”

右边忽然有一名老人骂道：“你再这么胡闹下去，你妈可不知会有多难过！你哥是个孝顺的儿子，照顾你妈可说是无微不至！”

我又喝了一口酒。辛辣而灼热的液体通过喉咙，进入了胃部，令我身心俱醉。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让一切摊在阳光下！”

我说得信誓旦旦，这可说是对“哥哥”的挑战宣言。

“混账！当初要不是你乱来——”

乱来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又想把错推到我头上，怪我害死了母亲？

“村上先生——”忽有另一人说，“有位曾根崎源三先生坐着轮椅到这里说要找你，身旁还跟着看护人员。”

终于来了。我一听到这句话，顿时精神一振，醉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敲定了守灵夜的日期后，我便联络了在东北认识母亲及哥哥的那些人到这里碰面。其中第二代遗华日侨张永贵频频跟我道歉，他说五月十二日是他的外婆的忌日，日子已经近了，他必须存钱回中国扫墓，因此没办法向工厂请假。“村上秀子女士当年在东北为我外婆举办了葬礼，我却没办法参加她的葬礼，真是非常对不起。”张永贵这么对我说。

“曾根崎先生是我邀请来的，能不能请你带他过来？”我朝着通报的人说。

曾根崎与“哥哥”见面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真令我期待。

数分钟后，数道脚步声踩着榻榻米朝我们走近。其中一人说了声“请”，应该是随行的男看护人员，曾根崎则应了一声“嗯”。当初我拜访特别看护赡养院时，曾根崎曾说他一直在找我哥哥，却没有说明理由。

“我希望有一天能跟他见一面，说上几句话，在我断气之前——”当初曾根崎是这么对我说的。

曾根崎上完了香，忽然发出百感交集的惊叹声。

“啊啊——村上！你是村上龙彦吧？自从我回到日本之后，就一直在找你，听说你在中国住了几十年？”

“你是哪一位？”“哥哥”诧异地问道。

“当初跟我们待在同一个开拓团的先生，你忘了吗？”我说道。

“——曾根崎？我不记得有这个人。”

“你当然不记得。”我的语气中充满了轻蔑与讥讽，“别说是曾根崎先生，我想其他家的人，你也都不记得了吧？”

“没那回事，大河内家、金田家、高村家、稻田家、平野家、原家、大久保家——我记得的人很多。”

“开拓团的名册真是便利。你从援助团体那里借来看过了，对吧？”

“你若怀疑我，大可去查查你说的那本名册，看看里头有没有曾根崎这一家。”

“村上先生，请你听我解释。”曾根崎突然插嘴，他的声音依然让人联想到伤痕累累的老树，“你哥哥不记得我，这也怪不得他——因为我并不是开拓团里的成员。”

曾根崎这突如其来的自白，顿时令我哑口无言。这是怎么回事？他当初明明说，他跟我们一家人在同一个开拓团内生活，后来还一起逃难；他还说过，在难民收容所里他被迫跟儿子分离，多年后在访日调查团的认亲活动上遇见儿子，却因为经济困难等因素而无法相认，对此他一直感到自责。

“我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向村上龙彦先生道歉。”

道歉？曾根崎这句话再度让我一头雾水。

“我——”曾根崎的语气，仿佛老树的树皮上又多了数道伤痕，“我——我不是农民，而是退伍的关东军。我不曾跟你们待过同一个开拓团，只是在逃难的途中遇上了。我是——那群军人的其中一个。”

我猛然想起，当年跟我们一起逃难的那些关东军士兵，后来都换上了死人的衣物，伪装成一般百姓。那是因为一旦军人被敌军捉住，下场将凄惨无比。记忆中那个带着小孩的士兵，原来就是曾根崎，难怪他是长野县人，并非与我们同乡。经他这么一解释，我才察觉他的说话方式确实有点像军人。

“连日的空袭、轰炸让我们都累得失去了理智——我们满心以为苏联的军舰都停泊在松花江上，准备屠戮我们。孩子的哭泣声会吸引敌人注意，所以——”从曾根崎的声音听来，他似乎随时会因自责而崩溃，“那天的事情，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孩子的哭声比铜锣还响，必须封住他的嘴才行’——当时我是这么说的。我拔出了军刀，想要砍死你的弟弟。”

“是啊，我代替和久挨了一刀。”

“没错，你突然冲了过来，我的军刀砍在你的背上。”

我好不容易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他想要砍死我？这是怎么回事？在我的记忆之中，哥哥明明是为了保护婴儿才受伤的。难道我的记忆出错了？等等——对了，当时哥哥随时背着一个大背包，照理来说不可能被砍伤背部，如果真的被砍伤——那就说明来龙去脉没那么简单。

我试着挖掘出真实的记忆，脑袋又是一阵剧痛，但这次我不能再逃避，无论如何，我必须面对真相才行。

背着背包的哥哥，逃难之旅，饥饿——

没错，逃难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饥肠辘辘。自从马车遭苏联战机破坏，每个人只能将粮食塞进背包里，能带的量相当有限，没过多久就连干面包也吃光了。当时才四岁的我因饥饿而号啕大哭，关东军士兵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母亲慌了起来，赶紧走进森林里，希望能找些野菜让我充饥。

母亲并没有将我带走，我依然哭个不停，哥哥只好放下背包，想要找找看还有没有残存的食物。就在这时——

“这孩子的哭声比铜锣还响，必须封住他的嘴才行！”

关东军士兵的这句话，原来是对我说的。哥哥为了保护我，背部被砍了一刀。我为了维护心灵的健全，悄悄窜改了记忆，毕竟对四岁孩童而言，害死哥哥的真相实在太过沉重。

“你会被河水冲走，全是因为被我砍伤的缘故。那时你正发着高烧，却必须单独渡河，当然无法支撑。”曾根崎说道。

不，这不是曾根崎的错——是我的错。哥哥是为了救我才身受重伤，母亲却选择背我渡河。

“在那战败后的混乱局势下，我丧失了‘身为人’的良心。但在那一天，我看到年幼的你拼命保护弟弟的模样，内心羞愧难当，是你给了我重新找回人性的机会。”

回想起来，当初那个将麻绳绑在对岸大树上后又渡河回来的人，正是用军刀砍伤哥哥的关东军士兵。他大可以抛弃我们这些碍事的女人及小孩，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特地带着“救命绳”回来找我们。

“许多年之后，我辗转得知你活着回到了日本，除了松了一口气之外，内心还有一股强烈的懊悔，是我害你变成遗孤，长年被抛弃在中国。我知道你不可能原谅我，但我还是想亲口向你道歉。”曾根崎的声音降低至榻榻米的高度，“是我对不起你，真是非常抱歉——”

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曾根崎没必要向一个假货道歉。但我旋即听见“哥哥”重重叹了口气，似乎正强力压抑着内心的熊熊怒火。难道当年救我一命的哥哥，真的是眼前这个人？我感觉自己的信心已开始动摇。

“我绝对不会原谅关东军，这并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针对整个关东军。当年你们竟然偷偷撤兵，任凭我们自生自灭。原本你们的使命应该是保护开拓团才对，不是吗？”哥哥说。

“——不，军队的使命，是维护国家利益。”曾根崎的声音中流露着悔恨与懊恼，“就这点而言，东北开拓团的立场也一样。东北这块土地在军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关东军在特务部的指示下，以低于三分之一的价格向中国人强行收购，我们逼迫他们交出印鉴，以及同意委任状的内容。第一次开拓团所分配到的土地，有很多是根本无须开垦的既耕农地，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默默倾听着，没有说一句话。刚刚挖出了自孩提时代便深埋心中的记忆，内心正感到惊疑不定，根本不知该说些什么。

“日本政府鼓吹百姓移至中国东北与苏联的国境地带，并非因为这里的土壤特别肥沃，而是为了获得占领上的优势。只要那里住了大量日本人，日本政府就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防卫。政府所挑选的民众，都是忠爱国家、身强体壮的贫穷农民，开拓团成员以同乡为原则，便是基于这个考虑。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这块土地对日本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都被日本政府利用了——？”

“利用——？”曾根崎的声音带了三分自嘲。

“说穿了只是一些用过就丢的棋子。日本的国家政策毁了我的一生，令我一直活在对日本政府的憎恨之中，如今憎恨已成了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哥哥”的这番话，令我更加迷惘了。他的语气中充塞着在中国遭关东军抛弃的愤怒，实在不像是演戏。

“会有这样的结果，全是因为战败。我永远忘不了，昭和二十年八月九日零点后，苏联开始大举进攻。但早在两年前，大部分关东军就已撤退至南方。”曾根崎的口气中流露出越来越强烈的悲愤，“这都是上头的命令，说什么这是为本土决战做准备，这样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我对军队的说辞没兴趣。”“哥哥”不屑地说，“总之，因为军队的怠慢与欺瞒，我们成了牺牲者。”

“怠慢与欺瞒——这样的批判确实一点也没错。当时‘新京广播电台’不断安抚民心，说什么‘关东军固若金汤，开拓团的百姓们大可以安心经营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将军、副官阶层的军人及其家属早已搭上了逃难的列车。”

“军人只顾着自己逃命，却牺牲了开拓团，对我们见死不救！”

“——我没有任何话可以辩解。军队在撤退的时候，还炸毁了桥梁及道路。列车开到一半，还特地停下来将铁桥及电话线炸掉，以避免被苏军利用。我甚至听说军队在炸毁东安车站时，连逃难的列车也遭到波及，死伤人数多达上千人。”

“当时你为什么没有一起搭上列车？”

“逃难列车上头坐的大多是高官家属，我的任务是驱赶那些企图跳上列车的百姓——说得明白点，就是为了保护列车安全，将那些百姓一一踹下列车。但就在发车之际，我跟儿子都被拖下了车，我无计可施，只好跟其他几名同样没能搭上列车的士兵结伴而行，一路上跋山涉水，朝着哈尔滨前进。战友们一个接一个死于苏联兵的冲锋枪下，就在这时遇上了你们的开拓团一行人。”

当年大人们决定与关东军的残党一同行动，后来哥哥却被军刀砍伤。若是真正的哥哥，在面对退役关东军士兵时，想必会愤恨难平吧。眼前的“哥哥”，似乎也对曾根崎抱持着相当强的敌意。这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或许“哥哥”虽然不是村上龙彦，却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遗孤——这么想倒也说得通。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憎恨日本政府的心情。当时‘东北地方联络日本人救济总会’也曾回报‘东北各地伤亡惨重，情况有如人间地狱’，却没有得到政府的正面响应。有证据指出，政府非但不肯帮助这些百姓逃难，而且还试图让这些日本人就此落地生根。一九九三年，苏联——不，按现在的称呼，应该是俄罗斯，俄罗斯的公文书馆公开了一份当年关东军的公文，根据公文中的记载，日本政府认为‘定居者可解除其日本国籍’。表面上是为了因应将来的反攻，必须留一批日本人在该地，但是真正的原因，或许是日本已因战败而民不聊生，倘若让这些百姓全部归国，日本政府根本无力填饱他们的肚子。你说得没错，开拓团确实是被日本政府抛弃了。”

“日本能有今天的繁荣，全得归功于我们这些人，你明白吗？若不是我们这一大群人在战争前的萧条局势下远赴东北，甚至在战后也留在东北没有回国，日本政府早就已经被这些贫穷的国民压垮了。我们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日本，日本政府却不愿意在经济复苏后将我们接回祖国。”

“我早已听说你对政府提起了诉讼，当然我能认同你心中的憎恨，但一辈子活在对国家的恨意之中，会让你看不见身边的幸福。”

“遗孤所吃的苦，只有遗孤能体会。有些遗孤认为自己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却也有遗孤认为自己两者都不是。我们在中国遭到歧视，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在日本也遭到歧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如果让怒火蒙蔽了理性，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变成你憎恨的对象，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

“不愧是一战败就能回国接受俸禄的人，训起话来真是铿锵有力。可惜我只是个在中国乡下长大的粗野莽夫，只能依着自己的感情做事。”

“哥哥”虽然已决定放弃打官司，内心的熊熊怒火却没有跟着熄灭，如今见到曾根崎，更是有如火上加油。

“战争刚结束时的日本，跟你返回祖国的八十年代可说是天差地远，百姓光是要活下去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我能理解你被遗留在中国长达四十年的怒气，因为我儿子也跟你有着相同的遭遇。但是——最后我背叛了儿子，明明在认亲活动中与他重逢，却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后来虽然有了‘特别身份担保人制度’，但那时我儿子已经病死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恨着国家、恨着日本政府，我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罪孽，因此把错全推到了政府的头上。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希望你原谅国家，而是期盼你不要疏忽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但愿你别像我一样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只能在赡养院里过完孤独的人生。”

曾根崎这番话不见得成功说服了“哥哥”，却深深撼动了我的心。

我也曾经妻离子散，只能在黑暗世界中一步步迈向死亡，如果那样下去，最后只能孤独地咽下最后一口气。但自从我决定活得乐观进取且放弃对世间的憎恨后，原本恩断义绝的由香里及夏帆竟回到了我身边。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曾根崎吐出了藏在心中的苦楚之后，似乎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脱，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是我毁了你的一生，如今却希望你过得幸福，或许是我太厚颜无耻了。我今天来找你，或许只是想在断气前把过去的恶行恶状一笔勾销，但是——”

“哥哥”什么话也没说，但我听见了压抑心情的喘息声。

“哥哥”所散发出的怒火，令我不禁担心，这股情绪一旦爆发，真不晓得他会做出什么事。或许他正是因为一时情绪激动，才杀了母亲。但是——这真的是事实吗？“可能性”所带来的恐惧与不安，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模糊记忆失去信心。 /XwXS0AoHZas91ozqs0uC/jnT3hudAhd20NR1Maa1xPY5XAwo/tNx2hVp4jNYT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