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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不时传来薪柴燃烧的毕剥声，望向声音的方向，隐约可看到微弱的光源。火炉的热气温暖了我的身体，让即将出现低温症的我重获新生。
“请用。”稻田富子将一只热烘烘的杯子递给我，“你一直戴着手套吗？赶快暖一暖手。”
“虽然戴着手套，但还是快冻僵了。”
我用双手捧着那杯滴了几滴白兰地的咖啡，舍不得喝下肚。借由其温度，我仿佛感觉手掌的血管再度扩张，原本冻结的血液终于开始流动。
室内虽然温暖，却弥漫着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氛。企图让我冻死的比留间、不肯暴露身份的缄默的恩人、据说对我哥哥相当熟悉的稻田富子，以及我。四人默默地坐着，不再有人开口说话。
“刚刚真的很谢谢你，能否告知你的姓名？”我打破了沉默，朝着缄默的恩人说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对方依然不发一语。对我来说，生命中遇到的所有人都有如幻影一般，唯有通过对话及肢体的接触，我才能实际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但眼前这个男人（由他刚刚握着我的手腕的感觉分析，应该是个男人），是个十足的幻影，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坐在我的面前。
“稻田女士，”比留间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就像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我们今天来拜访，是希望你能跟我们说一些关于龙彦先生——这位村上和久先生的兄长的往事。”
“好的。当年在东北，我的家人跟村上先生一家人互有来往。我记得很清楚，有次和久先生的母亲卧病在床，和久先生每天拍着毽子、唱着数字歌，祈求母亲早日康复。我看了真是非常感动。”
我将脸转向老妇人声音的方向。受到这几句话的刺激，过去的零碎记忆浮上心头。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有位妇人经常陪在我身边，那妇人总是穿着一件散发出浓浓青草味且沾满污泥的雪袴，头上绑着小毛巾，手上长满了茧。在母亲病倒时，总是这位妇人做饭给我吃，哥哥跟我都很喜欢她。若我记得没错，后来逃难的时候，她也跟我们在一起。
“稻田女士！”我低头鞠了个躬，“在东北时受了你不少照顾，得知你身体硬朗，我真是开心。当年那些日子，你一定也不好过吧？”
“是啊，在那种严苛的环境下，每天都是咬紧牙关地活着。”
“死亡的阴影随伺在侧，我还记得那片干枯的白桦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简直像是一条条从地底下突出来的白骨手臂。”我跟着附和。
老妇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对她而言，当年在东北逃难的日子肯定也是痛苦的回忆吧。
“——是啊，那片俯瞰着村落的白桦林，确实有些阴森。在那块连汗水也会结冰的土地上，每天都是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心情。村上先生，我真的很感谢你的母亲，无论生活多么苦，她还是愿意将珍贵的玉米分给我。”
我说的是逃难的日子，老妇人却误以为是开拓团的生活，于是我改变了话题。“回国后，你过得如何？”
“——在访日调查团的认亲活动中，我与失散的儿子重逢了。但儿子已将日语忘得一干二净，这里又不像大都市，能够轻易找到翻译人员，为了跟儿子沟通，我可是着实吃了不少苦。当初战争刚结束时，政府若能立刻协助他归国，就不会有这些事了。有一次，我遇上一些会说日语的中国观光客，还特地请他们当翻译呢。”
“家人之间语言不通——真是个悲剧。”
“是啊，就算向他人吐苦水，也只会换来‘是你自己抛弃了儿子’的责难态度——听说你的哥哥也归国了？他被遗留在中国，熬过了那些动荡的年代，终于回到了祖国。”
“对，但是——”我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我的哥哥，我还没有确信。”
“真的吗？怎么会有这种事？你特地从本州岛来到北海道，就是为了查这件事？”
“我只希望能找出真相。”
“你怀疑哥哥，有什么根据吗？”
“我刚开始对他产生怀疑，是因为他坚持不肯到医院接受检查。只要做了检查，就能证明是否有亲属关系。”
“就这样？”
“——他的性格变得火暴且自私。当年哥哥小时候——在我们失散之前，他是个相当富有同情心的人。”
“村上先生——”比留间插嘴道，“请你务必体谅，龙彦先生没有机会参加中心的教育。”
我心想，别装出一副好人的嘴脸。一时之间，我有股冲动，想要指着他的鼻子，揭穿他刚刚的阴狠行径。但如果他说他只是回头找手机，却因为运气太差，在风雪之中与我走散了，我根本没有证据能加以反驳，于是我强忍住怒火。“你说的中心，指的是埼玉县的研修中心？”
“是的。”
接着他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这个制度的细节。
一九八四年二月，日本政府在埼玉县所泽市设立了“中国归国孤儿定居促进中心”。研修大楼是一栋白色建筑，里头有二十间教室，除此之外，还有一栋住宿大楼，里头约有六十个房间，每个房间有数张榻榻米大，厨房、厕所及浴室皆是公用设施。一个房间要挤进一个家庭，早餐用事先给付的伙食费自行解决，中午及晚餐则分发便当。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遗孤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在这里接受四个月共五百小时的研修，学习范围包括日语能力、基本礼仪、生活习惯及社会常识等。教师会带所有人到邮局、区公所以及银行实际参观并介绍利用方法，简直像小学生的校外教学一样。
“四个月就要学会所有事，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龙彦先生是在一九八三年归国的，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适应日本的生活。当时日本政府所实行的援助政策，只是对归国遗孤进行短短一个晚上的讲解介绍，并分发一套日语学习录音带而已。独力学习语言本来就很困难，上了年纪才来学更是难上加难。”
我蓦然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失明之后学习点字简直就像学习外语那样艰难，让我吃足了苦头，长年住在中国的遗孤们要重新拾回日语，相较于视障人士学习点字的难度，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个遗孤都有着满腹辛酸。”比留间接着说，“研修结束后，遗孤们可以选择住在公营住宅里八个月，这段时间可以支取生活费，并且参与日语学习课程。但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无法将子女接回日本同住，因此只好尽早外出工作。他们拼死拼活地工作，终于将子女从中国接了过来，但政府对成年的遗孤子女没有提供任何援助，等于任由这些子女在什么都搞不清楚的状况下自生自灭，这些子女当然会遭到社会淘汰。”比留间的语气中交杂着无力回天的懊恼与焦躁，“遗孤们五六十岁才归国，他们的子女当然绝大部分都成年了，研修中心却只接纳未成年的遗孤子女。我们虽以援助团体的名义提供各种协助，但毕竟能帮的忙相当有限。”
比留间这番话说得真情流露，我不禁开始怀疑，他想让我在风雪中冻死，只是我自己心中的被害妄想。或许他是个本性正直的人，真的打从心底为遗孤们的处境感到担忧。难道是他跟“哥哥”之间有某种难言之隐，令他不得不萌生害人之意？
缄默的恩人明明就坐在旁边，为什么不发一语，甚至没有发出半点衣服摩擦声？
这个人真的存在吗？这个屋里会不会其实只有三个人？
缄默的恩人，会不会只是比留间一人分饰两角？他不发一语地救了我，将我带进了稻田富子的家里，接着从门的内侧将门拉开，并发出宛如刚刚从外头奔进来的声音——这会不会才是真相？回想起来，当初恩人将我拉起时，是用左手握住我的右腕，这是否意味着他不想被我发现他的右手缺了两根指头？原本对我而言就虚无缥缈的“缄默的恩人”，自从我有了这样的怀疑后，更有如在黑暗中完全溶解、消失无踪。
问题是比留间为何要做这种事？故意把自己设计得像杀人未遂一样，对他来说，理应没有任何好处。难道他有什么非得这么做不可的理由，只是我无法想象？
“缄默的恩人”真的是实际存在的人物吗？稻田富子的言辞之间完全没有提及他，这是否意味着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但此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去加以确认，恐怕不是明智之举。倘若比留间真的基于某种迫切需要而一人分饰两角，我却大胆地揭穿他的诡计，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稻田女士，听说我哥哥曾遭火炉的火焰烫伤，右手腕留下了烫伤的痕迹，是真的吗？”我朝老妇人的方向问。
老妇人有半晌没有回应，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正从内心深处翻找这段记忆。我耳中只听见暴风雪吹得门扉喀喀作响，仿佛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恫吓。
“当年在田里帮忙时，你哥哥总是挽起袖子，但我从来没看到烫伤痕迹。”老妇人说。
大久保的记忆与稻田的记忆——到底我该相信哪一边？
“事实上——大概三年前，你哥哥曾来拜访过我一次。”
“真的吗？为了什么事情？”
“他跟我说，他想控告日本政府。”
“原来是为了诉讼，哥哥这个行为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为了筹措打官司的费用，他一天到晚跟我讨钱，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我实在不明白他还吵这些干什么。因此，我怀疑他是假遗孤，只是想找借口向政府索求金钱。”
“请不要用这样的想法来评断你哥哥，你知道遗孤们的联署行动吗？”
“不清楚。”
老妇人接着向我解释，遗孤们为了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曾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由十万人联署的陈情书，要求政府分发给遗孤们一笔特别给付金。这个案子要通过，必须得到全场国会议员的同意。然而现况是，有些年轻的国会议员连遗孤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搞不清楚，最后这个案子没有在自民党内通过，遭到废弃。
遗孤们为了再次递交陈情书，重新发起了联署行动，但他们有将近七成都是过着依靠清寒补助金的生活，根本筹不出经费参加这个活动。
“听说你哥哥为了替愿意协助联署的人出交通费，搬出了原本的出租屋，改租便宜的公寓房间，存款也花了个精光。这全是为了替遗孤们争取一个未来的保障。他若是一个贪婪的假遗孤，有可能做这种事吗？”
原来竟有这样的事情。任性又自私的“哥哥”，竟然会为了其他遗孤而散尽家财——我仿佛看见了“哥哥”的另一张面孔。
“——这第二份陈情书，后来怎么样了？”
“还是一样，被自民党否决了。那些国会议员所持的理由是，倘若分发特别给付金给遗华日侨，那么其他受害者，如原子弹受害者、空袭受害者、被拘留于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等等，都必须比照办理才行。遗孤们为了争取未来的保障，只好对政府提出控告。你听过‘两千人诉讼’吗？”
这字眼倒是经常听“哥哥”提起。简单来说，就是遗孤们认为国家没有尽到安排遗孤尽早归国并协助其自力更生的责任，因此提出国赔索求的一场诉讼。审理法院遍及全国十五个地方法院，原告多达两千两百人，所以被称为“两千人诉讼”。
原告的人数，占了归国遗孤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这种控告祖国的行为，需要相当大的勇气。遗孤们担心会给身份担保人添麻烦，清寒补助金被取消，甚至是被其他国民当成叛国贼，但最后还是决定挺身对抗政府。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约八百名遗孤及其家属发动游行，从国会议事堂走到政府机关汇聚的霞关附近，并递交了诉状。历经漫长的审判过程，大阪及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原告败诉。法院的主张是日本政府确实没有尽到安排遗孤尽早归国并协助其自力更生的义务，但这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中违反义务的规定。
而另一方面，神户地方法院判决政府应负赔偿责任。政府提出了上诉，据说有很多遗孤没等到判决结果出炉就逝世了。最后政府与遗孤之间达成了协议，政府承诺提供各种援助，遗孤们也撤销了告诉。
“我哥哥在这个时候又打起官司，听说有不少遗孤反而感到很困扰。风波好不容易平息了，大家都不想多生事端。”我说。
“不，并不是所有遗孤都赞成与政府和解。”老妇人振振有词，“政府承诺给遗孤们的援助，只是满额的老龄基础年金，以及单身者每个月最高八万日元的给付金。但遗孤假如有工作收入或在支取厚生年金，其金额的七成还是会从给付金中扣除，这点跟之前一样。对于这样的援助内容，遗孤之间的评价有好有坏。最后大家决定撤销告诉，只是不希望在遗孤之间形成对立关系。”
“但在这个时候打官司，胜诉的机会可说是相当渺茫，我哥哥却还是一意孤行，这不是有些不太合情理吗？”
“你哥哥非要在这个时候提起诉讼，是因为受到法律追诉期的限制。必须在自获得永久居留权五年后的二十年之内提起诉讼，否则视同放弃权利。这令你哥哥相当紧张。”
哥哥是在一九八三年获得永久居留权，并在二〇〇七年提起诉讼，当时距离法律追诉期截止只差一年的时间。
“村上先生！”稻田富子以极为诚挚的语气对我说，“那个人绝对是你的亲哥哥。三年前跟他相见时，我们聊了很多当年在东北的生活。若不是他本人，绝对不可能知道那些事。”
稻田富子一字一句说得充满了自信。
“有没有可能是假货曾在中国听真正的哥哥说起过往事？例如，从前在东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发生了哪些事——”
“他的长相还是与小时候有几分相似。何况你的母亲不是与他相认了吗？假货再怎么厉害，总不可能瞒过亲生母亲的眼睛。”
“但访日调查团的认亲活动中确实曾有过认错亲的例子，毕竟失散了四十年，还是有可能搞错的。”
“绝对不可能。”稻田富子说得斩钉截铁，“你哥哥说起往事时不仅具体、翔实，而且与我的记忆完全相符。我可以跟你保证，他绝对不可能是假货。”
缄默的恩人不仅到最后都不发一语，甚至没出过半点声音。我想暗中向稻田富子确认这个人是否存在，但比留间充满警惕地跟在我身旁，不给我单独与稻田富子相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