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沙发上，拿出了一个看起来像两把尺子交叠在一起的工具。这是“纸钞辨别板”，只要将纸钞插入其中，并将纸钞边角抵住工具边缘隆起的部位，就能借由各种面额纸钞之间大约五毫米的长度差距来辨别纸钞的种类。在外出之前，我会先像这样一张一张确认纸钞的面额，并利用对折一次或对折两次的方式加以区分。折到第五张时，电话响起。

我摸索着来到内廊上的电话台旁边，拿起了话筒。来电者是在遗孤援助团体当义工的老妇人。

“我找到了一位曾待过相同开拓团的先生。”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叫大久保重道，今年九十岁了，说起话来却精神矍铄。我跟他说起你的名字，他说他还记得你的母亲。”

“既然如此，他应该也记得关于我哥哥的事。”

“我还跟他提到你眼睛不方便，他说他可以过去找你。还说明天就有时间，但最好约在咖啡厅，比较能静下心来好好谈。”

“明天吗？那就——”我回想着住家附近的咖啡厅名称，说道，“请帮我转告他，约在黑猫咖啡厅，早上十点半，问他方不方便。”

我接着说明了黑猫咖啡厅的大致位置。

“我会继续帮你找开拓团的其他成员，不晓得是否帮上了你的忙？”老妇人问。

“已经帮了我大忙，真是谢谢你。”

挂断电话后，我用点字器在纸上记下了地址、相约见面的店名及时间。接着我吃了从便利店买来的便当，洗了澡，穿上衣服后，将手掌在餐厅桌上探摸。先是摸到了一个四角形的盒子，这里头放的是安眠药，三角形的盒子就在旁边。我打开盒盖取出了镇静剂。

配着烧酒吞下两颗镇静剂后，我打开了收音机，听了一会儿新闻，突然感觉上半身难以维持平衡，脑袋昏昏沉沉，全身使不出力气。或许是这几天走访了一些陌生的地方，耗费太多心神的关系，此时我骤然感受到强烈的睡意。我的双腿几乎不听使唤，踉跄着走向卧室，整个人瘫倒在床上。就在我咬着牙设定好闹钟的瞬间，意识已离我远去。

刺耳的电子闹铃声钻入了梦境，将我拉回现实世界。我按下闹钟上的按钮，闹钟旋即发出“上午九点”的电子语音，接着我又确认了今天是星期几。虽然差点睡过头，但时间上并没有出现空白。于是我起身梳洗，准备出门。我围上腰包，里头放了“液体探针”、折叠式的备用导盲杖及残障手册。为了安全起见，我又戴上一顶有帽檐的帽子，以及保护眼睛用的墨镜。

黑猫咖啡厅就在住家附近，几乎不可能迷路。我一推开店门，头顶上便传来吊钟的声响，刚烤好的面包及咖啡豆的香气扑鼻而来。我告诉店员自己跟人约在这里见面，店员引导着我走进店内。除了爵士风格的音乐外，我还听见了此起彼落的玻璃或陶瓷器皿的轻微碰撞声。店员带着我从相隔一定距离的客人交谈声旁通过，并指引我在一张桌子的桌边坐下。我点了一杯咖啡。

我按下语音手表的按钮，电子语音告诉我现在的时刻是“上午十点二十五分”。不久之后，略带苦味的咖啡香气随着脚步声而来，接着面前的桌上发出轻微声响。我端起咖啡杯，小心翼翼地啜饮，以避免烫伤。就在喝了大约半杯的时候，我听见低沉的说话声。

“请问你是村上和久先生吗？”

“是，你是大久保重道先生？”我朝着声音的方向反问。

“对，我当年也是三江省桦川县的开拓团成员，我还记得你的母亲，你不记得我了？”

“真是非常抱歉，我那时才四岁——”

“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大久保的声音有点像是松了一口气。

我听见了桌子另一头的椅子被拉开，以及有人坐在椅子上的声音。“请问要点什么？”一旁传来年轻女人的问话声。“一杯红茶。”大久保说道。他的日语发音还残留了一点中国腔。

“大久保先生，你是在战后回到日本的吗？”

“对，当初跟你们一起逃离开拓团，还进了同一处难民收容所。虽然我也搭了遣返船回到日本，但后来我又好几次前往中国寻找儿子，在中国住了许多年，连日语也几乎忘光了。可惜最后还是没找到儿子，他可能已经在地下长眠了，连成为遗孤的机会也没有。”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谢谢。”

我听见女服务生说了一句“久等了”，接着却又狐疑地问：“呃——请问点红茶的客人是哪一位——？”

多半是我把自己的咖啡杯放在桌子的正中央，令女服务生有些摸不着头绪吧。此时或许是大久保举起了手，我听见女服务生低声说了一句“好的”。

前方的黑暗空间传来啜饮液体的声音。

“先不谈我的事了。村上先生，听说你有些话想问我？”

大久保的低沉嗓音勾起了遥远昔日的回忆，令我既怀念又有种莫名的安心感。既然我对他的声音感到怀念，这或许就意味着从前在东北我们曾经说过话。

“事情是这样的——我怀疑那个从中国回来的哥哥不是我真正的哥哥。”

“你认为他是假货？”

“是的，我认为有这可能，而且不是认亲时发生的误会，是刻意的冒名顶替。目的可能是母亲名下那一点遗产，或是日本的永久居留权。要不然，就是有什么连我也猜不出来的动机。”

“——你确认过伤痕了吗？”

“你指的是背上的刀伤？”

“不，你哥哥右手腕上应该有烫伤的痕迹。”

我努力回想深埋在记忆中的触感。当初哥哥刚回国时，我曾抓着他的手腕，泪流满面地说着“太好了，太好了”。我记得他的右手腕上——应该没有烫伤的痕迹。

“应该没有。我哥哥的右手腕曾经烫伤过？”我问。

“是啊，那时你还小，应该不记得了。你哥哥曾经遭火炉的火焰灼伤，听说是为了保护你。当时你父母都在田里工作，我听到哭声后赶去你家，为你哥哥包扎了伤口。”

“我母亲不曾跟我提过这件事。”

“可能是不想让你难过才瞒着你吧。如果你知道哥哥为了你而受伤，一定会相当自责。”

我心中的怀疑逐渐得到了印证。但有一点令我想不通，如果哥哥是假货，那就表示他背后的刀伤是刻意加上去的；但那是真正的刀伤，他必须叫人在自己的背上砍一刀才行。一个人为了假冒成我哥哥，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但为什么没有顺便复制右手腕的烫伤痕迹？

更何况，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他宁愿背上挨一刀也要假冒我哥哥？如果只是为了获得日本永久居留权，大可以找个日本女人结婚。比起承受严重刀伤，这个方法不是更简单？

再者，假哥哥与真哥哥之间是否曾有过接触？倘若是的话，他们是什么关系？在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

真正的哥哥是否还活着？

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惧自体内蹿起，仿佛有一群毒蜘蛛正从我的脚边往上爬。哥哥会不会已经在中国遭到了杀害？会不会已在土中化为白骨？这种接近妄想的景象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

倘若哥哥已被杀了，凶手肯定就是如今住在老家的假货。

“如果没有烫伤的痕迹，你最好别相信这个人。你哥哥身上有着一辈子不可能消失的烫伤痕迹。那痕迹的模样像大佛，一摸就知道。”

我为这番忠告向大久保道了谢，接着便离开了黑猫咖啡厅。回到家里一检查电话答录机，发现有一则留言，来电者是那老妇人，留言的内容是希望我回电。

我按下留言中所说的电话号码，数响之后，话筒另一端传来了老妇人的声音。

“我又找到了一位女士，可惜本人已经过世了，我只联络上她的儿子，是第二代遗华日侨，他说他的母亲生前曾受你们家很多恩惠，因此想当面向你道谢。”

所谓的第二代遗华日侨，指的是日本遗孤在中国与中国人所生的孩子。虽然我已证实哥哥是假货，却还不明白他伪装成我哥哥的动机为何。他跟真正的哥哥是什么关系？人生中有何交集？只要向认识哥哥的人询问，或许就能探听出一些端倪。

“请问——我是不是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不，没那回事，你帮了我大忙。能不能告诉我她儿子的联络方式？”

“当然没问题。他叫张永贵，住在江东区北砂町的一栋公寓里，地址是——”

我记下了地址，道谢后挂断电话。

走回客厅的途中，我在一片漆黑的世界里听到了“滴答”一声轻响。

于是我转进了没有门的浴室。水龙头或许是没关紧，不断有水滴落下。那水滴的弹跳声让我联想到了自伤口坠落的鲜血。滴答——滴答——滴答——

下了出租车后，我一面敲打导盲杖一面前进。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了金属质感的障碍物，为了确认形状而轻轻左右敲打。这似乎是一座楼梯，多半是设置在公寓墙外的铁梯吧。

我用左手在半空中探摸，摸到了楼梯的扶手。一踏上铁制的台阶，整座楼梯便因我的体重而发出吱嘎声响。我将导盲杖以垂直的方向上下移动，一边往上踏一边确认下一级的位置。在登上楼梯的时候，必须注意步伐不能歪斜，否则很可能会踏空。

登上十四级之后，导盲杖再也探不到上一级台阶，看来是已经抵达二楼了。我一边用手掌轻抚公寓外侧墙壁，一边沿着外廊前进。格子窗户、木制门板、格子窗户、木制门板、格子窗户、木制门板——我心想这扇门应该就是二〇三号室了。我的指尖摸到了突起的门铃，按了下去。

一阵脚步声后，我听见门把被转开的声音。我往右退开一步，接着便感觉到门板开启所带动的风拂上了脸颊。

“敝姓村上，请问是张永贵先生吗？”

“不是。张永贵，隔壁二〇三，这里二〇四。”

对方说话带有中国腔，或许这栋公寓住的都是外国人吧。这个房间明明是从楼梯数来第三间，却是二〇四号室？或许是因为房号是以离楼梯最远的房间为二〇一号室，跟我数的方向相反的关系吧。我道了谢，走向二〇三号室，背后又传来那男人的声音：“张永贵，上工去了。作业员，突然病了。张永贵，去替补。”

看来张永贵忘了今天跟我有约。

“工厂在哪里？”

“室井工厂，就在那边。”

“离这里很近吗？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走？”

“下楼梯，左转，直走，第一个路口，右转——在那里，找不到，问路人。”

于是我下了楼梯，照着指示前进。挥舞于前方的导盲杖不时敲到砖块、围墙或电线杆。走了几分钟后，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了某种具有弹性的物体。我将敲击的位置拉高十厘米，再一敲，变成了金属的板状物，这应该是汽车的轮胎及钢圈吧。我平移一步，与轮胎拉开了距离，倘若走在轮胎旁边，有可能撞到车子后视镜。

过了这辆车子之后，前方再也没遇上障碍物。我来到了路口，谨慎地转了弯。就在我停下脚步思考接下来该怎么走的时候，头顶上忽然传来敲打棉被的噼啪声。我仰头询问室井工厂的位置，一道听起来像是家庭主妇的声音亲切而详细地回答了我，最后甚至还说要带我去。

“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

我脱下帽子颔首致谢，戴上帽子继续前进。不论是健全者还是残障者，任何人都是仰赖他人的善意才得以存活。每当单独外出，我总是对这一点特别有感触。

我照着家庭主妇指示的路线前进，不久后右边传来机械声。现在的时间是十一点五十五分，但不晓得工厂有没有午休时间。

一到十二点，顿时涌出大量脚步声与说话声。

我朝说话声的方向喊了一句“请问”，有个年轻人应了，我向他询问认不认识张永贵。

“喂！张永贵在哪里？”年轻人问身旁的人。

“还在里头赶工。”另一人笑着回答，“他终于明白工作比吃饭重要了。”

“你听到了吧？若你有急事，我可以进去叫他出来。”

“那就麻烦你了。”

我听见年轻人的脚步声逐渐远离，等了大概五分钟，脚步声走了回来。

“他说希望你在晚上九点过后到公寓找他。”年轻人对我说。

我无计可施，只好先回家一趟。信箱里有一封信，我本来以为是广告信，但拆开一摸，又是一首俳句，这已经是第八封了。我用手指读了上头横书的点字。

“日出之国”指的应该是日本。向往日本却沾上了鲜血？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浮现在脑海的，还是那些遗孤，也就是遗华日侨。他们每个人都向往回到祖国，却有许多人在途中送了命。若这是这首俳句的主旨，那么寄信者或许是个遗孤。问题是他寄这些俳句来给我做什么？

我将这首俳句与过去其他俳句互相比对，还是找不出寄信者的动机及目的。一按语音手表，才察觉我已在这些俳句上耗费了数小时。

我收拾了信封，在晚上九点半时再度造访张永贵的公寓。空中不断响起盘旋飞舞的鸟叫声。

“我是中午曾到工厂拜访的村上。”

“我是张永贵，今天突然接到工作，完全忘了你要来。”

我伸出了手掌，对方迟疑数秒后，握住了我的手。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指尖碰触到了类似金属手环的物体，还发出清脆声响。

“我的房间在这里，请进。”

我在张永贵的引导下进入门内，脱下鞋子后夹上晾衣夹。一踏进屋内，每走一步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塑料袋、圆筒状的轻盈纸盒（大概是泡面容器）、塑料盒子、绑在一起的一大捆貌似杂志的纸张。整个空间充塞着一股恶臭，简直像是把头探进了装满厨余垃圾的垃圾桶。

“坐垫在这里，请坐。”

我小心翼翼地踏步，避免踩到地上的东西，伸手探摸到坐垫后坐了下来。

“我得吃饭，中午没有吃。”房间的右侧深处传来金属容器轻微碰撞的声音，“‘民以食为天’，但是日本人只在乎工作，想法跟中国人不同。从前一到了午休我就吃饭，结果被讨厌了。最近我明白了，没完成上头交代的工作，不能吃饭。”

“真是辛苦。请吃吧，不要在意我。”我说。

“谢谢。我日语说得不好，是中国人，薪水很少。我的工作是组装手机里的主板，每天一直做一样的事，像一台机器。这个工作不必说话，所以日语没办法进步，老是被日本人瞧不起。”

我没有搭腔。

“现在的工厂，已经好多了。以前的工厂，日本人的手指被机械切断，他们怪到我头上，说我操作错误。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让我做操纵机械的工作。我做的工作，都是单纯的重复动作。从前我的日语比现在更差，跟他们解释，也没有用。他们骂了我一顿，还把我开除，连薪水也不付给我。”

张永贵的言语之间不带丝毫感情，让我心中浮现出一只老旧的中国人偶，在异国的社会受尽风霜，连上头用毛笔画上去的五官也消失了。

我听了张永贵这番描述，再次体会“哥哥”在日本的生活有多么艰苦。当初我在老家的浴室为“哥哥”搓背时，他曾提到在中国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手写奖状，还说那是唯一一次工作受到了肯定。我心想，“哥哥”口中所说的“唯一一次”，或许还包括在日本工作期间。若是如此的话，他在日本可说是吃尽了苦头，竟然把那样的一纸奖状当成唯一的安慰。

“张先生——你没有取得日本国籍？”

“对，因为我资格不符。我的情况，妈妈是遗华日侨，而不是爸爸。”

“妈妈是遗华日侨，跟爸爸是遗华日侨，情况不一样？”

“嗯——这有点难解释。遗华日侨若是男性，第二代随时可以取得日本国籍。但如果遗华日侨是女性，只有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之后出生的第二代，在归国的三个月内提出申请，才能取得日本国籍。这根本是差别待遇。我早生了十个月，所以资格不符。”

我听见张永贵朝我走近，接着我正前方大约是我坐姿的腹部高度，响起了餐盘碰撞声。

“中国籍的遗华日侨第二代，遭到一年以上不得缓刑的判决，就会被驱逐出境。这很不公平。”张永贵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我差一点就被驱逐出境了，幸好被判了缓刑。”

“请问你犯了什么罪？”

我心想，多半是窃盗或伤害吧。遗孤第二代、第三代所组成的不良帮派近年来气焰嚣张，经常闹上新闻。

“我涉嫌‘假认亲’——被警察抓到。”

“假认亲？”

“我在街上认识了不良帮派的人，听他们说，他们在找拥有日本国籍而且缺钱花的遗孤。他们告诉我，二〇〇九年，日本在修改《国籍法》之后规定，只要拥有日本国籍的男人承认并且提出申请，他跟外国女人之间生的小孩就能获得日本国籍，两人不需要具有婚姻关系，小孩也不需要接受DNA鉴定。我的工作是帮他们寻找缺钱的日本人，介绍给他们。他们会付给那个日本人报酬，还会付给我一笔介绍费。我答应了他们。‘无毒不丈夫’——意思是会干坏事才称得上男子汉。”

“但是被警察抓到了？”

“日本的警察很厉害，一下子就看穿了。他们调查了认亲的中国人待在中国的时期，以及母亲怀孕的时期。这门生意没做成，我也遭到了逮捕。”张永贵的方向传来叮当声响，“我手上戴着假的手铐，这是一对没有锁链的铁环，我用这个来警告自己。我太穷了，一不小心就会为了钱干坏事。因此我戴着这玩意，让自己不要忘记被铐上手铐时的绝望感。”

张永贵说得战战兢兢，就像是在地狱的入口处走着钢索，一个不小心就会失足跌入万丈深渊。

“——村上先生，你们家的事，我经常听我妈妈提起。”

“令堂说了些什么？”我问。

“她说，她很感谢村上女士为我外婆举办了葬礼。我妈妈在一九四一年跟着父母一起到了中国东北，当时她才六岁。但是生活实在太辛苦，过没多久外婆就病死了，每年五月十二日是她的忌日。村上女士不仅安慰悲伤的妈妈，还代替沮丧的外公为我外婆举办了葬礼。”

“这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说。

“当初住在中国的时候，妈妈每年都会带我去扫墓。那是生下妈妈的外婆的坟墓，去扫墓也是应该的。每次扫墓的时候，妈妈都会告诉我当年的事。”

我听见了细微的咀嚼声、吞咽声及餐盘碰撞声。

“回到日本之后，每到外婆的忌日，妈妈总是担心，不晓得你们平安回日本了没有。妈妈经常在遗华日侨的聚会上到处问你们一家人的下落。”

“没有办法跟你母亲重逢，真是可惜。我跟我母亲在哈尔滨的难民收容所住了一年，才搭上返回日本的遣返船。虽然在逃难的途中跟哥哥失散了，但最后我们还是平安回到了祖国。令堂有没有跟你提过关于我哥哥的事？”

“有，妈妈最常提起的人，就是你哥哥。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外公被军队征召，妈妈才十岁，没有人照顾，是你们村上家收留了她。”

我努力挖掘出童年时的记忆。当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吃饭时——确实有个小女孩，年龄比我大一些，绑着辫子，模样相当可爱。

“你哥哥对我妈妈说：‘我会保护你。’你哥哥拿出木头做的假枪，又对我妈妈说：‘苏联兵来了，我会保护你。’妈妈说，她那时听了好感动。每次提到你哥哥的事时，妈妈就会露出怀念的表情。”

哥哥当时才七岁，每天到开拓团里的一栋红砖盖的学校上课。当时高年级的学生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使用真正的枪。哥哥还是低年级学生，只在体育课的时间用假枪练习持枪动作。

对当时的我而言，战争只是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幻想情节。

我不禁在心中想象哥哥手里拿着假枪，打肿脸充胖子地跟一个年纪比他还大的女孩说“我会保护你”的景象。那个女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也曾跟我们一起逃难。哥哥的右手握着我的手，左手则握着那个女孩的手。但那女孩在途中突然发高烧，大人们没办法继续带着她走山路，只好在一处开拓团的遗址将她托付给一对中国夫妇。临别的时候，哥哥还曾经声泪俱下地跟她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答应要保护你，却没有做到……”

女孩正发着高烧，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挤出微笑，对着哥哥说：“谢谢你，阿龙。”

既然张永贵的母亲已过世，这就意味着那很可能是哥哥跟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我逐渐回想起原本早已遗忘的那些关于真正的哥哥的点点滴滴。

“对了！”张永贵突然提高声音，“除了我妈妈之外，好像还有其他人在找村上家的人。我想起来了，有个人在寻找你哥哥的下落。”

“那个人是谁？”我问。

“——请等一下，我找一下妈妈的笔记本。”

左边传来翻动一整捆纸的声音。

“有了，那个人叫曾根崎源三。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A7Z1bNz8u/0kpYCZI9kzmWEJy+xEQVAnUVoPEU6OcWk4DuDIJRiQdp/HJl7uEO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