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用导盲杖敲打地面，一边前进，借由脸颊感觉到的热气，我知道现在是艳阳高照。前方传来了一阵尖细的说话声，但有些模模糊糊，仿佛被一道厚墙挡住了一般。我知道多半是几个女学生或上班女郎，正从前面街角另一边朝这个方向走来。

高跟鞋的声音一道道从我身旁经过，在数米远处逐渐变得细微，最后宛如化了般消失无踪。我试着叫住经过身旁的人，直到第三个人才成功，请对方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请载我到东京地方法院。”

从岩手县回到东京后，在向女儿道别之前，我请她先帮我查了“找回遗孤未来互助会”的联络方式。会长是个叫“矶村铁平”的人物，我打了电话给他，跟他约好今天见面。

矶村的住处位于东京都葛饰区东四木町的复杂小巷内。在失明前，我原本是个跑遍全国各地的摄影师，当时曾为了拍照而造访那附近的小工厂。那里聚集了不少铜板建筑 及灰泥斑驳的长屋 ，各家各户的门口往往杂乱放置着盆栽、脚踏车及垃圾袋。若不是这三十年来因现代化而有了大幅改变，那一带对视障者而言实在相当不友善。

我在电话中反复询问地址的正确位置，矶村知道我找不到路，好心地跟我改约在他出庭的日子，在法院的门口碰面。

我按下语音手表上的按钮。

“下午三点二十分。”

看来应该赶得上约定的时间。

不一会儿，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到了。”

我问了车资，一边让他查看残障手册，一边递出扣除一成的金额。我使用的钱包共有六个内袋，能够将硬币分类放置，相当方便。一万日元钞票对折一次，五千日元钞票对折再对折，一千日元钞票则不对折，如此一来就不会搞错。

“客人，钱不够。”

“一级残障者可免除一成车资。”

“咦？啊，原来如此。对不起，我刚入这行不久。”

“不，是我不好。应该在上车前先告知才对。”

我将残障手册交给他，接着听见在纸上写字的声音，多半是司机在记录载客日报吧。

“好了，下车请小心，直走就是地方法院了。”

我道谢后下了车，一边用导盲杖敲打地面一边前进。导盲杖数次打中路旁一整排行道树的树根，可惜绿色植物的芬芳完全被刺鼻的汽车废气掩盖。

霞关汇聚了外务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合同厅舍等行政机关，因此进出的人潮相当可观。

我一定要在哥哥使用那些砒霜前查出真相才行。在老家仓库发现砒霜的那一天，我以担心老迈母亲误用为由，叫女儿到仓库把砒霜拿出来给我。想到哥哥可能会对母亲下毒，总不能任凭砒霜放在那里置之不理。但女儿回来对我说：“我找了半天，根本没看到什么装砒霜的小瓶子。”

这意味着哥哥已先将小瓶子取走了。当时我听到轻响，以为哥哥将小瓶子放回了棚架上，但他可能只是故意碰出声音，却将小瓶子藏在身上。

哥哥不希望砒霜被我拿走，就表示他需要这个东西。问题是他到底想毒死谁？

导盲杖挥至左侧时敲到了物体。我先用前端仔细轻敲，接着又伸出左手抚摸，确认那是一面石墙，于是我沿着墙边走，并不时抚摸墙面，确认没有走偏。

左手手掌碰到了突起物，仔细一摸，墙上大约手腕高度的位置挂了一块板子，上头似乎刻着“法院”。约好见面的法院门口，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就在走到墙壁尽头处时，我忽然听到了男人不耐烦的说话声。

“——矶村先生，请不要害我浪费汽油。我不是说过，今天会去府上拜访吗？”

“真是辛苦你了。一直跟着我，简直像警察一样。”

“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哪像你，拿国家的钱跟国家打官司。可别忘了，你的清寒补助金都是来自日本人的血汗钱。”

“难道我不是日本人吗？可别当我是外国人。我可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

两人不再说话，气氛却是剑拔弩张。我本来以为两人互瞪之后会大吵起来，没想到半晌之后，其中一人却低声下气地道了歉。

“对不起，我刚才拜访一个想法偏激的补助对象，跟他发生了口角，所以心情有些郁闷——请你见谅。”

“——总之我今天跟别人有约，你改天再来吧。”

两人约好了下次拜访的日期后，其中一方的脚步声逐渐远离。我一边用导盲杖确认地形，一边朝着留下的那人走去。

“啊，”那年老的声音说，“你是村上先生？”

对方多半是从导盲杖认出了我的身份吧。

“是的。”我颔首说道。

“我是矶村铁平，正以‘找回遗孤未来互助会’会长的身份对抗着国家。”

这个人的年纪应该已过七十，声音中流露的疲劳感，宛如病入膏肓的垂死之人。我伸出右手与他交握，或许是拜长年体力劳动所赐，他的肌肉简直像岩石一样坚硬。

借由肌肤接触，我才能实际感受到眼前这个人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因此每次遇上素未谋面的人，我都会先跟对方握手。

“刚刚那位先生是区公所的职员吗？”

“说起来真是丢脸，粗活都被年轻人抢走了，我再怎么不甘愿，也只能靠国家给的钱过活。走吧，我们到日比谷公园的长椅上详谈。”

我一边用导盲杖敲打路面，一边跟在矶村后头。汽车废气的恶臭逐渐消失，我们来到了一处飘着花草植物清香的地方。我闻着花香，脑中浮现了失明前所拍的庭园景象：西洋风格的花坛里，盛开着排列成几何图形的各色花朵，有郁金香、三色堇、油菜花、水仙。想到这里，身边突然爆发出许多宛如小型鞭炮声一般的响亮拍翅声，朝着天空四散飞去。

矶村的脚步声突然消失了，于是我也停下脚步。

“大约八年前，我们在这附近发动了一场游行，从日比谷公园走向地方法院，接着又走向国会议事堂。我们用中国话及一些简单的日语单词大声呼喊，要求政府保障我们年老之后的生活。当我们向警视厅提出申请时，经办人员还以为我们是中国人呢。”

我们再度举步前进，寒冷的空气盘绕在身体肌肤四周，此刻我们多半是走在绿色回廊上吧。头顶上不断传来鸟叫声，听不出是鹡鸰还是麻雀。

借由视觉以外的四感，我看见的景象甚至比过去亲眼所见的还要鲜艳动人。话虽如此，后天失明者的嗅觉与听觉并不比一般人敏锐。我们只是因无法仰赖视觉，所以尽可能以其他感官来弥补。

“我是在一九四四年前往中国东北，当时我才八岁，后来——”

“抱歉，”我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得集中精神在导盲杖的触感上，能不能等坐到长椅上再谈？”

“好，真是抱歉。”

我跟他默默地走着，左侧的脸颊感觉到灼热的太阳光。不久之后，我跟他并肩坐在木制的长椅上。前方可听见大量水滴宛如骤雨般拍打着水面的声音。

“你说你想问关于阿龙的事？”矶村开口。

“是的，听说矶村先生跟我哥哥正联手打官司？”

“嗯，虽然人数不多，总共只有十五人，但也算是集团诉讼。”

“我哥哥经常跟你聊起从前的记忆？”

“当然，阿龙没跟你提过吗？”

“哥哥很少谈起从前在中国时的遭遇。”

“每个人都有一些不愿想起的往事。”

是不愿想起，还是挤不出来——？

“因为哥哥不太爱提，我只好向与他熟识的人询问。”

“我会尽量帮忙，不过你想知道些什么？”

“——哥哥口中所说的遭遇，有没有什么古怪或不合理之处？”

矶村一听，有半晌没有开口说话，我无法判断他现在的表情是皱起眉头，还是瞪大了眼睛。声音是我判断他人心情的唯一线索。

“村上先生——”矶村的语气变得相当谨慎，“难道你认为阿龙的经历有什么可疑之处？”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哥哥可能是伪遗孤，他可能根本不是村上龙彦，这些话实在有点难以启齿。

“嚓”的一声轻响之后，我闻到一股烟味随着冷风飘来，那味道相当辛辣，感觉会渗入五脏六腑。

“过阵子就要进行反方询问了。下次开庭，轮到阿龙上台做证，要是传出丑闻，对我们相当不利。”

“我只是——”

“你怀疑阿龙，是基于什么理由？”

“我的外孙女需要有人捐一颗肾脏给她，我求哥哥接受检查，但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跟哥哥说，只要先接受检查就行，捐不捐还可再商量，但他连接受检查也不肯。”

我求哥哥了吗？等等，我求哥哥接受检查了吗？

记忆中的画面变得朦朦胧胧，仿佛罩上了半透明的袋子一般。当初在岩手县的老家，我到底跟哥哥说了些什么话，我竟然已没什么印象。越是努力回想，半透明的袋子反而层数越来越多，画面越来越模糊。

我不由得按住了额头，拼命甩动脑袋。

没错，我确实已跟哥哥提过捐肾的事，绝对不会错。

“偏头痛？”矶村问。

“没事。”我回答。

这多半是将镇静剂配烧酒服用的副作用吧。我试着凝聚意识，半透明的袋子一层一层破裂，记忆重新恢复了清晰。

“连接受检查也不肯，不是有些古怪吗？”我接着说道。

“舍不得捐出器官是人之常情。”

“就算我提出DNA鉴定的要求，哥哥也一定会拒绝。我曾考虑过瞒着哥哥偷偷送样鉴定，但我眼睛看不见，没办法偷捡他掉的头发。”

“以这种方式进行DNA鉴定恐怕有困难。访日调查团中，提出鉴定要求的遗孤或候补亲人也不少，我曾听他们提过。由于头发本身没有核细胞，直接拔下来的头发可进行鉴定，但自然脱落的头发不行。”

就算我趁哥哥睡觉时偷拔他的头发，也一定会被察觉。看来只能靠搜集线索来查出真相了。

“喂！你怎么乱丢烟蒂？”前方传来严厉的斥骂声。

鉴定是不用想了。我身旁的矶村发出了衣服摩擦的声音。前面那个人咂了咂嘴，脚步声逐渐远去。

这种随手乱丢烟蒂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最近到处都禁烟，走到哪里都会挨骂。”矶村也咂了咂嘴，“村上先生，这是一场相当重要的诉讼，希望你能协助我们。”

“我反对哥哥继续打这场官司。明知道赢不了，这么做只是在浪费时间与金钱——”

“连亲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阿龙承受的压力一定不小。你不明白这场诉讼的重要性，可见你一定不知道我们几十年来过着多么煎熬的生活。”

“战败的时候，我在东北也吃了不少苦。在难民收容所里——”

“阿龙跟我说过，你在战后第一年就顺利回到了日本，而我们可是被扔在中国长达数十年，你跟我们可说是天差地远，我希望你能仔细听一听遗孤的心声。”矶村谈起这个话题，语气仿佛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阴影，“我在一九四四年前往东北，当年我才八岁。指派给我们那团人的土地太过贫瘠，不适合发展农业。‘拓殖委员会’早在事前土地勘查时就已得知这一点，却以‘这里是战略上的重要据点’为由，硬把我们那团人分发到那个地方。东北有着天寒地冻的气候，洗好晾起来的衣服，到早上都会变成冰柱。我们只能住在莎草编成的草屋里，从缝隙灌进来的风雪几乎快把我们冻死，连鼻水也快要结冰，当时我母亲常告诫我‘别让鼻水挂在脸上’。不论煮饭还是洗衣服，用的都是融化的雪水。”

跟他的情况相比之下，当时我在东北的家庭要富裕得多，不仅拥有十町步（约十公顷）的肥沃农田，而且还有余力雇用苦力（中国的基层劳动人口）。

日本战败后，有十多万人送命，死因各不相同。有的在与苏联军队的战斗中丧生，有的被掳到西伯利亚后丧生，有的因日本政府的全体动员令而丧生，除此之外，还有饥饿、严寒、疾病，以及——自杀。

在我的眼前，应该是一幅美丽的景色，这里有着直径长达三十米的喷水池、苍翠的树木，以及花坛里色彩缤纷的花朵。但听着矶村的话，浮现在眼皮内侧的画面仿佛逐渐遭乌云笼罩。我甚至可以闻到类似铁锈味的血腥臭气。矶村在法庭上做证时，声音一定也跟现在一样痛苦而嘶哑吧。

“我的母亲为了保住我的性命，只好将我交给中国人扶养。中国有句话说‘棒下出孝子’，意思是教育孩子必须严厉。养父母深信这句话，因此对我相当严格。”

矶村说到这里，突然低声唱道：“追着野兔的那座山——钓着鲫鱼的那条河——”那是一首著名的童谣《故乡》。矶村唱了两句后接着说道：“当初在中国的时候，我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日语，经常唱这些童谣或民谣，但我只能偷偷唱。我的境遇跟阿龙不同，养父母对我一点也不好，因此我不喜欢中国人。”

打日本人的是中国人，救日本人的也是中国人，哥哥经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矶村与哥哥不同，对中国人怀恨在心。

矶村继续描述着他的遭遇。他愤然离家出走，成了流浪儿，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里，有许多中国孩童都是因父母遭日军杀害才成为孤儿。当时孩童之间流行一种在地上画方格并在里头踢石子的游戏，称为“跳房子”，但矶村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游戏，每天不是跟他们打架就是遭受欺凌。那些孩子最常骂矶村的两个字眼，是“东洋鬼”跟“日本鬼子”。

“过了一阵子，另一对中国夫妇领养了我。这对夫妇比一开始的养父母好得多，为了利用他们的善心，我一直装个好孩子。他们供我上高中，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收入还算不错。”

“——即使如此，你还是想要回国？”

“那当然，就算活在中国，我的心还是日本人。我满心期待只要能回日本，就不会再有人骂我‘日本鬼子’，从此就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矶村的声音中充满着焚烧的怒火，“当时的岸内阁 走的是亲美、亲台湾路线，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后来的长崎国旗事件，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市的百货公司内举办了一场中国商品展示会，有日本青年强行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了下来。其虽一度遭警察逮捕，但警察事后以“国旗没有损坏，因此不能以器物毁损罪论处”为由将其释放。

我虽然眼睛失明，却可看出眼前的矶村就像一座盖上了盖子的熔铁炉，乍看之下有如粗犷而冰冷的铁块，其实内部熊熊燃烧着红莲烈焰。

“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时期。我们这些日本遗孤，也背负了祖国的罪名。在‘文革’期间，我被红卫兵吊了起来，他们说我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剃掉我的头发，最后他们剥夺我的教师身份，将我流放到农村。”

“中日恢复邦交，我记得是——”

“一九七二年九月。”矶村的语气中带了一丝谴责之意，似乎在怪我竟然没办法立刻说出这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年，“那时我分别寄信给日本的厚生省及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请求协助寻找亲人，他们却不当回事，只回应我‘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到北京碰碰运气。当时外国人专用的宾馆里，住了许多来到中国的日本义工及记者。宾馆周围聚集了许多日本遗孤，在那寒风彻骨的天气下，我们只能拉紧衣领，搓着手苦苦等待。最后有位亲切的日本义工走出来听我们诉苦，又经过一番波折，才促成了遗孤的访日调查团。”

直到一九八一年，厚生省才终于为此展开了行动。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以公费将这些遗华日侨接至日本，展开了一连串的认亲活动。

“——你终于能回日本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知道法务省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吗？他们竟然把我们这些遗孤都当成外国人，要求我们提供‘身份担保人’！中国政府官员明明已拍胸脯担保我们都是日本人，日本政府却似乎把中国人都当成了骗子，完全不予相信。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祭出了《国籍法》第十一条当武器，‘自愿取得外国国籍者，将丧失日本国籍’。但我们可不是自愿取得中国国籍的！”

矶村的声音已不再哽咽，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恨意。我所回应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火炉里的燃料。我仿佛看见熔铁炉的盖子弹起，一条鲜红色的火焰之蛇从中喷射而出，想要将我烧成灰烬。

“日本政府基于国家政策而将人民送往中国东北，最后却对遗留在那里的孩子们置之不理，竟然还有脸说我们是自愿留在中国的！我们明明是日本人，想要回国却遭到重重刁难！如果在日本没有找到亲人，或是虽然找到亲人但对方不愿成为‘身份担保人’，我们就都会被遣返回中国！”

矶村说得口沫横飞，我完全没有加以制止。虽然我知道继续听下去很可能会产生不想再追究哥哥的来历的想法，但我还是不肯放弃。因为我心中抱着一丝期待，毕竟矶村是真正的遗孤，从他的话中或许能听出一些玄机。如果哥哥是假货，他在东北的那些回忆都是胡诌或是听来的，那就很可能会与矶村的描述有些矛盾。

“我参加了访日调查团，在代代木的会场里听见有人喊着‘铁平’，沉淀在内心深处将近四十年的记忆重新浮上心头。那是我的日本名字。我终于与母亲重逢了，身旁每个遗孤同伴都在向我道贺。”

“——矶村先生，我现在明白你想要控告政府的心情了。”

“不，日本政府总共抛弃了遗孤四次，我刚刚只说了其中三次而已。战败时抛弃一次，中日断交时抛弃一次，重新建交时抛弃一次——我们好不容易回国了，却又被抛弃了一次。”

“回国之后吗？”

“没错，我们这些遗孤无法说流利的日语，对日本生活也难以适应，日本政府却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我们就像被扔进了大海的正中央，身上连救生衣也没有。少得可怜的清寒补助金，根本无法让我们过正常的生活。在政府的严格监视下，我们只能假装自己会游泳——这种痛苦你能体会吗？”矶村的粗重呼吸声，宛如在恫吓一般，“现在还有许多愚昧无知之徒，把遗孤当成外国人。这种人若不减少，隔阂就不会消失。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也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矶村接着又说明，他在中国担任过教职，回到日本后却只能领到每个月两万日元左右的年金。一九九四年后虽然通过了援助遗孤的法律，但遗孤们若要申请每个月六万六千日元的国民年金，得先缴纳保险费免除期间没有缴纳的每月六千日元的保险费 。

“我们遭到这种对待，当初抛下开拓团自行逃走的退伍军人却能支取高额退役俸禄——真是混账！而且我若与儿子同住，就无法继续支取清寒补助金，因此我就算身上有再多病痛，也无法叫儿子来照顾我。这样的制度完全拆散了我的家庭。不仅如此，我若选择支取那少得可怜的年金，清寒补助金的金额就会遭到削减。”

现在的日本社会，就像一条高速公路，每个人都狂踩油门往前冲，生怕在奔流中落后他人。像我们这种故障的“二手车”，根本跟不上这样的速度。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这些遗孤身上；当初在中国的生活，已让他们的“轮胎”严重磨损，“引擎”也已老化，如今只能不知所措地徘徊在日本的道路上。

“——矶村先生，这么说来，你恨着日本？”

“当初刚提起诉讼的时候，社工常说我‘生活挺好的’。”矶村在模仿时，口吻充满了讥刺之意，“若我生活好过，我就不会提起诉讼了。我们不是恨着日本，只是想要争取一个能够安心养老的未来生活。”最后这句话说得感慨万千，“村上先生，算我求求你，别把事情闹大。”

我若揭发哥哥是个假遗孤，下次询问证人时，被告方的律师一定会针对这点紧咬不放。如此一来，原告方将处于极度不利的位置，最后在诉讼中败北，导致无辜的归国遗孤们继续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

“矶村先生，我明白你的立场，也能体会真正的遗孤们所遭遇的困境。但如果我哥哥真的是假遗孤，我认为还是应该公开真相。”

“何必如此看重血缘关系？”

“遗孤们不也是渴望回归祖国，渴望与血亲重逢？注重血缘关系，是人之常情。”

“你们已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兄弟，难道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兄弟？”

“若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也不打算追究，但哥哥可能企图用砒霜毒死母亲，我不能置之不理。哥哥为了打这场官司，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我想他一定很想拿到遗产。”

“砒霜——？这不可能吧？”

“还有一点，如果现在的哥哥是假货，那就表示真正的哥哥另有其人。他可能还在中国，也可能住在日本的其他地方，只要能找到他，或许他会愿意将肾脏捐给我的外孙女。换句话说，这场调查行动关系到我母亲及外孙女的性命。”

要查出哥哥的真正身份，只能向当年跟我的家人待过同一个开拓团的人询问详情。但这样的人要上哪里找？是不是该向专家寻求协助？

“请问你是否认识经常帮助遗孤们的专业人士？请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就算查出了真相，在你们的官司结束前，我也会尽量不对外公开。”

矶村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了抚摸纸张的细微声音。那是什么声音？是他在翻看笔记本吗？但若是如此，为何我没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比留间雄一郎，遗孤援助团体的职员。我跟阿龙当初获得永久居留权，受过他不少帮助。”

“谢谢你，还有一点——请你不要跟我哥哥说我在调查他的事。”

从矶村的声音听来，他又陷入了迟疑。

“——好吧，我不会说的。”

“谢谢你。”

我站了起来。就在这时，我的膝盖内侧不小心撞到长椅的边缘，陡然失去了平衡。为了避免跌倒，我急忙扭转身体。但就在身体向前倾的瞬间，我撞到了某物体。就触感而言，那应该是某个人的身体。我本来以为我撞到的是矶村，但我听见右侧传来“啊”的一声轻呼，那是矶村的声音。既然前方这个人不是矶村，那就肯定是路人了。

“对不起。”我对着前方的黑暗空间鞠躬道歉。

对方什么话也没说，我只听见快速离去的脚步声。

有很多人在给他人添了麻烦后，一发现对方是视障人士，就会选择默不作声地悄悄离开。但这次的事情是我不对，而且我也道歉了，照理对方该给个回应。我甚至无法判断，对方就这么默默离开，是因为心情差，还是因为完全不放在心上。

回到家之后，我又收到了一封信。里头仍是用点字组成的俳句。同样是寄到了老家，哥哥再转寄给我。算起来这已经是第六封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人寄给我这种让人背脊发凉的俳句？我摸索着从抽屉中取出过去的五封信，用手指重新读起上头的点字。

意思完全连贯不起来，却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恨意。

我在东北到底做了什么事？当时我才四岁，怎么可能做出令人恨之入骨的事情？难道因为年幼无知，对某人做出了某种残酷的举动，而我丝毫没有自觉？

这些信到底是谁寄的？目的又是什么？ qrNTcWxOY4rOxqbKM3k4iJL207/4ocDHxDnsPLXseQmJkn9vtbVqZO0fMkCnuv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