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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古本皆只作“计”，因为全书篇名多是二字，再加上“计”在“战”前，所以后人增之为“始计”。《说文解字》：“计，会也，筭（算）也。”“筭”是古代计数的筹码，所谓“计”，就是把各种筹码放在一起，得其总数。
管子曾说：“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孙子兵法》以“计”为首篇，同样是把战前谋划放在了重要位置。只有对敌我双方的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充分利用己方优势，设法弥补己方劣势，扬长避短，争取最后的胜利。
孙子曰：兵者（1），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2），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3），校之以计（4），而索其情（5）。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1）兵：原意为“兵器”“士卒”，这里指战争。
（2）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前人的解释大概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杜牧），“地”和“道”都可以笼统地解释为“决定因素”；一种认为“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梅尧臣），“地”指“战场地形”，“道”指“作战谋略”。译者认为，这两句话是在总论战争的重要性，“关系到百姓生死、社稷存亡”，并不涉及具体战事中的“地形”“谋略”等因素，故应以第一种说法为是。
（3）经：测量，衡量。五事：即下文所谓“道、天、地、将、法”。
（4）校（jiào）：考量，比较（双方大小）。计：即篇名之“计”：算也。一说“计”前阙“七”字，“七计”，即下文七个问题。
（5）索：取，探究。情：真实情况。
孙子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所以不能不（在开战之前），（对敌我双方）进行详细考量。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衡量，然后将五者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出双方的真实战力：一是人和，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军，五是军法。
道者（1），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2），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3）。天者（4），阴阳、寒暑、时制也（5）。地者（6），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7）。将者（8），智、信、仁、勇、严也（9）。法者（10），曲制、官道、主用也（11）。凡此五者（12），将莫不闻（13）。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1）道：道义，即为君之道。根据下文，也可以理解为人和。
（2）可与之死：与，参与，跟……一起。之，这里指君主。
（3）不畏危也：畏，畏惧。危，疑虑。一作“而人不危”，竹简本作“而民弗诡也”。
（4）天：这里指天时。
（5）阴阳：以逻辑推论，当指年份而言。寒暑：即春秋四季。《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如《准星经》所言：“岁星（土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古人战前善观阴阳天象，当然只是一种迷信；不过考虑寒暑，却是顾及了士兵的身体；考虑时令，则是因为兵役要“不违农时”。时制：即时令，节气。竹简本在“时制”下还有“顺逆、兵胜”两条。
（6）地：这里指地势、地形。
（7）远近：指敌我距离。险易：指地势是否平整。广狭：指战场面积大小。死生：指是否易于分散。易于分散逃脱的是生地，反之是死地。张预说：“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直行还是迂回），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步兵还是骑兵），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集中还是分散），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力战还是撤退）。”
（8）将：即带兵的将军。
（9）为将者需要具备五种特质：智慧、信用、仁德、勇气、威严。“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梅尧臣）五者都是大将必备，缺一不可，“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贾林）
（10）法：军法，即军中制度。
（11）曲制：部队编制。曲，部曲，部队。制，制度，规模。军队编制清晰，才能便于管理。官道：人事安排。官，指军中裨将之类。道，方法，途径。合理安排裨将下属，才能发挥最强战斗力。主用：物资保障。主，主管。用，军中所用之物。各种物资都有专人看管，才能保证随用随调。
（12）凡：总共。五者：即上面所说五事。
（13）将：将军。莫不：没有一个不。闻：听说。
所谓人和，就是要让百姓与君主一心，愿意和君主同生共死，对敌人不害怕，对君主不怀疑。所谓天时，即作战时间，包括年份、月份和节令。所谓地利，包括敌我距离、战场大小，地势是否平整，是否易于退散等。所谓合格的将军，要具备智慧、信用、仁德、勇气、威严等诸多特征。所谓完备的军法，应包括军队编制、人事安排、物资保障等诸多细节。上面所说的五个方面，每一个将军都应该知道，知道了就能够打胜仗，不知道就打不了胜仗。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1）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
（1）孰：哪一个，哪一方。道：治国之道。能：带兵能力。天地：天时、地利。练：训练有素。这里的七个问题，除了包含上述五事（道、天、地、将、法）之外，还加入了对“士卒”的考虑。
（2）这几句话的解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孙武向吴王表达自己的决断之心：“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张预）这里的“将（jiāng）”是一个语助词。也有人认为，“将（jiàng）”即指吴王阖闾：“阖闾行军用师，多自为将，故不言主而言将也。”（陈皡）“之”代指的是“吾计”。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孙武在告诉将军用人之术：“将，禆将也。听吾计划而胜，则留之；违吾计划而败，则除去之。”（孟氏）这里的“之”，代指的是“将”。译者认为，前文“五事”“七计”，都是在讲战前的准备，没必要突然提到自己的去留。故应以第二种解释为是。
所以要在认真计算的基础上，对敌我各方面进行比较，从而探究彼此的真实情况。这些方面包括：哪一方的君主更得民心？哪一方的将领更有能力？作战的时间、地点对哪一方更有利？哪一方的法令更能得到有效执行？哪一方的士兵更强壮？哪一方的训练更有素？哪一方更能赏罚分明？通过这些对比，我就能猜到谁胜谁负了。如果将领愿意听从我的谋划，带兵打仗能够取胜，就应该一直留用；如果将领不愿听从我的谋划，带兵打仗不能取胜，就应该果断弃用。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1）。势者，因利而制权也（2）。兵者，诡道也（3）。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4），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5）。实而备之，强而避之（6）。怒而挠之，卑而骄之（7）。佚而劳之，亲而离之（8）。攻其无备，出其不意（9），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10）。
（1）计利以听：计利，计算彼此的优势。利，优势。听，处理，决断。乃为之势：为自己制造声势。势，声势，情势，人为制造的假象。以佐其外：为己方提供军事之外的帮助。佐，帮助。
（2）因利制权：根据敌我优劣，随时变通。因，根据。权，变通。
（3）诡道：迷惑对方的方法。诡，奇诡，欺诈。
（4）示：表现。能：强大。用：用兵。
（5）利而诱之：如果敌人好利，就用财货诱之。乱而取之：这句话解读不一。一是如果敌人混乱，就乘机消灭之；二是自己佯装混乱，诱敌来攻，然后消灭之。此处八个短句，都是先说敌人如何，然后才是己方如何应对。根据文法，应以第一种为是。
（6）实：军力充实。备：做好准备。避：躲避，躲开。
（7）怒：气势强盛。挠：打击，使屈服。一说“将之多怒者，权必易乱”（李筌），所以要不断激怒对方。这种解释文意亦可通，但参照后文“卑”“骄”对举，这里仍以“气势强弱”对举为佳。卑：谦卑。另有人认为，“卑”指自己，“骄”指敌人，即“示以卑弱，以骄其心”（梅尧臣）。这种解释似乎与其他各句文法结构不符。
（8）佚（yì）：安逸，闲暇。劳：疲劳，疲惫。亲：亲密，团结。离：离间，制造隔阂。
（9）出：攻击。无备：没有准备。不意：没有料想到。
（10）胜：取胜之道。先：事先，提前。传：传授。主将需要随机应变，因敌制胜，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战术，也不可能在战前就完全确定。
完成了对敌我优劣的分析比较，还要懂得造势，从而为己方争取额外的帮助。所谓“势”，就是抓住有利条件随机应变。战争本来就是需要计谋的，所以己方明明有能力，却要表现得没有能力（从而诱使敌人出兵）；己方明明将要出兵，却要表现得不会出兵（从而让敌人放松警惕）；己方明明离敌人很近，却要表现得离敌人很远；己方明明离敌人很远，却要表现得离敌人很近。如果敌人好利，就用财货来诱惑他；一旦敌人混乱，就集中力量消灭之。如果敌人军力充实，要耐心准备（不可急于进攻）；如果敌人力量太强，要及时撤退（不可一味恋战）。如果敌人气势很盛，就要想办法打压其士气；如果敌人胆小谦卑，就要想办法让他骄傲起来。如果敌人太安逸，就要想办法消耗他；如果敌人很团结，就要想办法离间他。要在敌人意想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动攻击，这就是战场取胜的秘诀（因为贵在随机应变），没有办法在战前完全确定。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1），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2）。
（1）庙算：在庙堂之上谋划。算，谋划。
（2）见：通“现”。
通过双方在朝堂上的筹划，就能在战争开始之前，看出哪一方会获胜，哪一方会失败，获胜是因为谋划得多，失败是因为谋划得少。谋划得多就能获胜，谋划得少就注定会失败，何况那些不经谋划就贸然出兵的呢？通过各自在战前的准备，就能轻易看出谁胜谁败。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骨子里是反对征战杀戮的。老子说：“夫兵者，不祥之器。”孔子自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孟子也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先秦最伟大的反战斗士墨子，在《非攻篇》中说得最是明白：“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而杀人最多的自然是战争，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此推论，发动战争可谓“大为不义”“大为非”。
中国古人虽反对战争，但从未忽视战争。《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刘康子一语道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说祭祀是为了维护内部世界的安宁，那么战争则是为了维护外部世界的安宁。儒家爱好和平，主张以礼治国，但是对于无道的君主，也毫不客气地主张“诛其罪，吊其民”（孟子）。不过战争不能轻易挑起，礼乐征伐必须“自天子出”，才能师出有名。此外，战争存在的意义，有时候还在于以战止战，比如反战的墨家，就多有身怀杀人绝技的高手。
孙武作为兵家的代表，并不支持穷兵黩武，所著《孙子兵法》，更多地体现出“慎战”的思想。他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前三项正是孟子强调的“天时”“地利”“人和”。孙武把“道”放在首位，也同样突出了人和的重要性。在发动战争的时间选择上，孙武特别关注寒暑、时令，体现出“以人为本”“不违农时”的道德观念。孙武强调战前准备，要求不打无把握之仗，也正是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另外，孙武强调将军的个人品格，强调军队的制度建设。我们从中既能看到儒家的影响，也能看到法家的影子。
如果说在宏观的军事思想上，孙武表现出一定的人道，那么在具体的战争谋划中，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诡道”。对于“诡”字，不一定要道德地批判为“狡诈”，更应该中性地理解为“谋略”。战场之上除了有勇，更应该有谋，比起两军对垒时硬碰硬的拼杀，通过谋略机巧取胜，常常更能够减少伤亡。子路、子贡质疑管仲“非仁”，孔子反驳说，管仲的个人品德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他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维护了中原秩序和华夏文明。这就是说看问题要从大处着眼，不要纠结于小方面。同样，孙武论战提出“诡道”，虽然不符合个人修养中的“诚信”原则，却是减少战争伤亡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