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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孙子兵法》一直受到后人的追捧，不仅历代的军事家把它视为圭臬，近代以来的商业大亨，也总是把它列为必读之书。这些读者跨越了年龄、性别和职业，并且最终跨越了国界。《孙子兵法》作为最受外国读者喜爱的中国典籍之一，已经被翻译成英、日、德、俄等20多种文字，出版的版本更是数不胜数。西方学者把它当作中国的“兵经”，认为其成就超过了欧洲军事经典《战争论》。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汉书·艺文志》中记作《吴孙子兵法》，以此与《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区分。它的作者孙武，在先秦史书中不见记录，直到司马迁著《史记》，才对他做了非常简单的介绍；东汉赵晔作《吴越春秋》，在《史记》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内容。根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被楚平王追杀，从楚国逃到吴国，想借助吴国的兵力替自己复仇，他看出吴王阖闾对他有疑虑，于是向吴王七荐孙武。此时的孙武虽然“善为兵法”，但是因为“辟隐深居”，所以“世人莫知其能”。吴王抱着狐疑的态度召见孙武，问以战争之事，孙武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十三篇文章，进呈吴王，这就是后来的《孙子兵法》。吴王想试试孙武实际带兵的能力，孙武就将吴王宫中的宫女分成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姬做军队长。宫女一开始嬉笑不已，不受军令，孙武不顾吴王求情，果断处死两位军队长，终于威慑住各位宫女，使这仓促聚合的“队伍”肃然成列。孙武得到吴王的重用，于是“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从此“显名诸侯”。
关于孙武的身世生平，后人质疑颇多。宋朝叶适就曾表示，孙武在吴国建立如此功勋，先秦史书对“同时伍员、宰嚭一一诠次，乃独不及武”，最不可解。他认为并无孙武此人，是“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而《孙子兵法》，也只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此外也有人指出，孙武与孙膑实为一人，近代学者钱穆认为：“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甚至还有人说，孙武就是伍子胥的托名，否则“世人莫知其能”，伍子胥怎能独知？
孙武其人虽然生平不详，不过《孙子兵法》却一直流传，长盛不衰。《汉书·艺文志》收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另有图九卷。《隋书·经籍志》收录《孙子兵法》二卷，《宋史·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皆录为三卷。此后历代公私书录皆有记载。现在所知最早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是曹操，其后还有南朝的孟梁氏（简称“孟氏”）、唐朝的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朝的梅尧臣、王皙、何延锡（简称“何氏”）、张预等为其注解。另外，唐人杜佑所著《通典》中的《孙子》引文，也附有一定注解。宋人吉天保把这些注解集中在一起，编成《十一家注孙子》，这个版本经过清代孙星衍校正，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流传。此外，北宋朝廷颁布《武经七书》，是参加武学考试的官方标准，是了解兵家思想的必读书目，堪与专注文治的“四书五经”相提并论。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六韬》（又称《太公兵法》）以及《李卫公问对》。今有影宋本、明刻本传世。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孙子兵法》，让我们有机会一睹该书的更早面貌，可惜竹简本遗漏太多，只能作为校注通行本的参考。
本书以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为底本，以宋刻《十一家注孙子》为校本，参考竹简本等资料，进行注释翻译。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拙意将本书各篇体例安排如下：（1）篇名之下有“题解”，对题目进行解释分析，对内容进行简单概括；（2）“题解”之下是“正文”，根据篇幅长短，分成不同的段落；（3）“正文”之下是“注释”，对文中重点词句进行解释；（4）“注释”之下是“译文”，将整篇文章翻译成白话；（5）最后是对本篇的“赏析”，抓住文中的某个重要观点，进行详细解读和分析。赏析与译文不同，追求的不是完整，而是深入。
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在经世之心的推动下，各派学者著书立说，奔走呼号，“思以其道易天下”。在百家争鸣的大格局中，有一些学说脱颖而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他们总结为“九流十家”，其中“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包括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大派别。其中以《孙子兵法》为首的权谋派，“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最为宏大全面。
先来看《孙子兵法》“兼形势”的一面。何谓“形势”？班固的解释是：“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里的意思包括两点：一方面，利用天时、地利等因素，取得更快更大的胜利。《孙子兵法》强调外在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在《行军第九》中，孙子把地形分为山、水、斥泽、平陆四大类别，并详细叙述了遇到不同地形应该如何行军布阵。在《地形第十》中，孙子列举了“通者、挂者、支者、隘者、险者、远者”六种特殊地形，分析了不同地形条件下应该采取的战术，并直言“地形者，兵之助也”。正如《军形第四》中所言：“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就是要让大自然成为进攻的长矛，防守的后盾。另一方面，根据对敌我情况的了解，不断变化战术，出奇制胜。战术的变化是为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虚实第六》中，孙子提出“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观点，努力做到“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牵住了敌方牛鼻子，就相当于控制了战争的走向。如果说第一方面是利用客观条件，第二方面则是主动创造形势。
下面再来看“包阴阳”。对于兵法中的“阴阳说”，班固作出了如下说明：“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也就是说，利用天时星象的运转，五行生克的道理，帮助军队取得优势。《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第一》中，列举了战前应该考察的五事，其中“二曰天”，包括“阴阳、寒暑、时制也”，这里的“阴阳”，主要是指星宿的运行，如《准星经》所言：“岁星（土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在《行军第九》中，孙子指出：“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所以无论在何处驻军，都要争取“必处其阳”。阴阳学说认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可分为阴阳两类，阳主生，阴主死。战场上拼的是你死我活，当然都希望站在阳的一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向阳之地空气干爽，对身体有利，向阴之地空气潮湿，容易诱发各种疾病。孙子论兵受阴阳说的影响，但是对鬼神之事却坚决不信，孙子认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他在《用间第十三》里强调，战争要取胜，一定要事先了解敌方情况，而要了解敌方情况，一定要通过人的观察，“不可取于鬼神”。
最后来看看“用技巧”。班固说：“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也就是锻炼强健的体魄，熟练掌握各种兵器，设置各种机巧的关卡。孙子在《作战第二》中强调，出兵之前要做好物资准备，其中就包括“膠漆之材，车甲之奉”，“甲冑矢弓，戟楯矛橹”等武器装备。在《始计第一》中，他列出了对比双方实力的七个方面，就包括“兵众孰强？士卒孰练？”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队伍，当然更具战斗力。不过通观《孙子兵法》全书，孙子对士兵身体状况、器械掌握程度的关注似乎不高，他所关注的训练有素，主要是指令行禁止，行动统一。孙子在《兵势第五》中提出，将军管理士兵，要“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军争第七》给出了如下方案：“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通过旌旗金鼓，统一队伍的进退。为了让士兵真正团结一致，孙子建议强化队伍“共患难”的意识，他在《九地第十一》中举例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在共同的危险面前，连互为世仇的吴人和越人都能携手互助，何况是一个队伍里朝夕相处的士兵呢？
上面分析了《孙子兵法》兼具另外三派的一些特征，那么它作为兵家权谋派本身，又有哪些特点呢？还是引用《汉书·艺文志》里的话：“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一是奇正结合，二是重视计谋。《孙子兵法》的奇正思想，集中在《兵势第五》中，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刚交兵之时自然是正面作战，但是要想取胜，还是要寻找机会出奇制胜，奇正结合，循环相生，“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而孙子对计谋的重视，则完全贯穿于整部书中。《谋攻第三》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运用计谋战胜敌人，既可减少己方的消耗，也能保全敌方资源，自然比刀兵相见、两败俱伤要高明得多。孙子承认“兵者，诡道也”，“以诈立”，因此孙子强调的计谋，主要是用来在具体的战斗中迷惑敌人。《军争第七》中举了一个例子，为了争夺有利地形，可以“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意选择曲折的道路，麻痹敌人，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安排老弱之兵，在其必经之路上运送粮草，诱敌来抢，拖慢敌方的行军步伐。如此“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就能达到“后人发，先人至”的效果。孙子不但用计谋迷惑敌人，有时候也用来欺骗己方士兵。他在《九地第十一》中直言，要想在统率部队时“若驱群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士兵只有在无知的情况下，才能任由将军“驱而来，驱而往”。为了让士兵义无反顾地奋勇杀敌，孙子还不惜让士兵陷入险境，“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当然，如果不那么腹黑，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孙子只是主张在士兵面前夸大形势的危险性，不一定真要故意把他们置于死地。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重形势，用计谋，并不是为了狠狠打击敌人，而是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尽快结束战争，减少双方消耗。孙子特别强调速战速决，其实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另外，孙子建议“愚士卒之耳目”，并不是真把士兵当成傻子，当成战争的机器，而恰恰相反，他一再强调要爱护士兵，“视卒为婴儿”，“视卒为爱子”。将军对士兵，就像父母对孩子，无论做什么，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爱他，保护他。
孙子作为兵家权谋派的代表，不仅兼容了兵家其他派别的观点，同时也受到先秦诸子百家的影响。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老子的思想对他影响颇深，他在《军争第七》提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充满了老子哲学的辩证色彩；他在《虚实第六》中强调隐藏自己，窥探敌人，“形人而我无形”，让敌人不得不处处设防，实现“我专而敌分”的战略诉求。这一句“形人而我无形”，和《道德经》第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的说法如出一辙。另外，孙子论兵不以杀人为上，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则与儒家爱民惜命的思想有契合之处。
《孙子兵法》所展现的孙子，并不是一个狂热的军人，他之所以著书论兵，也是原于混乱的社会形势。儒家以雄辩著称的孟子，曾经这样为自己“开脱”：“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因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为了反击各种邪说，孟子才不得不处处与人辩论。同样的道理，孙子所处的时代战乱不止，民不聊生，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不得不以战止战，如此说来，也实在是不得已了。二人采取的方式不同，目的却基本一致，不过孟子善辩，只能辟邪说，孙子言兵，却能止暴行。
《孙子兵法》汲取了先秦诸家的思想精华，成为兵家的扛鼎之作。明朝人茅元仪在《武备志》中盛赞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其实何止先秦兵家，后世诸多军事著作，都无法回避《孙子》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还影响了其他很多领域。尤其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孙子兵法》在商战中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战场。甚至很多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都能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
译者在此又想到两则故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动作优美，刀法娴熟，甚至能感受到音乐的节奏。文惠君随口感叹了一句，庖丁便讲出一大通解牛的技巧。庖丁说，只要找准骨头关节的间隙，解起牛来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所谓“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文惠君当然对解牛并没有兴趣，不过庖丁的话还是给了他很大启发：“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一个是杀生，一个是养生，其中虽然可能确有一些相通之处，不过文惠君作为欣赏者的二次创作，还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则故事也是关于二次创作。楚国有个人给燕国的宰相写信，因为是在夜里，光线太暗，便叫身边的人“举烛”，一边说一边写，不经意把“举烛”写进了信里。燕国的宰相收到书信，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恍然大悟”：“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原来楚国人写信，是要劝我擦亮眼睛，任用贤能啊。于是宰相拿着这封信去见燕王，燕王接受了楚国人的“建议”，把国家治理得更加强盛了。燕国的宰相劝国君任贤举能，当然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但这却不是楚国人的意思，完全是燕国宰相自己的创作。
孙武当年写《孙子兵法》，恐怕也只是纯粹想表达自己的军事思想，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这本书会在后世产生如此广泛的作用和影响。当然，商场、情场、职场、人际场，只要存在竞争关系，本来也都和战场有相似之处。《孙子兵法》能在其自身领域之外发挥影响，也是因为它本来就具备超越自身领域的价值。
本次翻译注解《孙子兵法》，虽然查阅了很多版本，采用了古籍整理的一般体例，但是坦率地讲，却并不想把它做成一本研究性专著，而是希望能做成普及性的通俗读物。一来当然是因为我们水平有限，不敢将私撰的文字呈献于专业大方之家。二来是因为在以学术为稻粱谋的今天，拙劣的研究性著作似乎已经太多，而高水平的普及性读物还远远不够。中国的普通读者数以亿计，他们真正想要阅读的，是自己能够看得懂的文字，而不是研究人员坚持的“之乎者也”，更不是专家学者套用的西方理论。今天要真正复兴传统文化，也只能复兴在街头巷尾，而不是在深宅大院。
虽然已经啰唆了很多，最后还是得强调一句：注解这本《孙子兵法》，并不是要教给读者如何争斗，而是要告诉大家如何消弭争斗，这也是孙武在书中反复告诫世人的。所谓“知其雄”而“守其雌”，“本高明而道中庸”，译者期待读者朋友能心如猛虎般坚强，却依然能有细嗅蔷薇的温柔。
刘建立
2019年1月书于武汉美难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