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歌及其他韵文的用韵标准

诗歌及其他韵文的用韵标准，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如下：

唐以前为第一期。在此时期中，完全依照口语而押韵。

唐以后，至民国初年为第二期。在此时期中，除了词曲及俗文学之外，韵文的押韵，必须依照韵书，不能专以口语为标准。

民国初年以后（新文学运动以后）为第三期。在此时期中，除了旧体诗之外，又回到第一期的风气，完全以口语为标准。

现在先说第一期。

所谓完全依照口语而押韵，自然是以当时的口语为标准。古今语音的不同，是清代以后的音韵学家所公认的。所以咱们读上古的诗歌的时候，必须先假定每字的古音是什么，然后念起来才觉得韵脚的谐和。例如《诗·秦风》：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咱们假定“采”字念tsəɡ，“已”字念diəɡ，“涘”字念dziəɡ，“右”字念ɡiuəɡ或 ，“沚”字念tiəɡ，然后这首诗才念得和谐。当然，你也可以假定这五个字的古音是tsɑi、diɑi、ziɑi、ɡiɑi、tiɑi，或别的拟音，这在音理上也许差些，但在读诗的原则上是对的。

汉代用韵较宽。这有两个可能的理由：第一是押韵只求近似，并不求其十分谐和；第二是偶然模仿古韵，以致古代可押的也押，当代口语可押的也押，韵自然宽了 。到了六朝，用韵又渐渐趋向于严。这是时代的风气，和实际口语韵部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说到第二期。

六朝时代，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一类的书，虽然想作为押韵的标准，因为是私家的著作，没法子强人以必从。隋陆法言的《切韵》，假使没有唐代的科举来抬举它，也将遭受到《声类》等书同一的命运。后来《切韵》改称《唐韵》，可说是成了官书，作为押韵的标准，尤其是今体诗押韵的标准。《切韵》和《唐韵》都共有206个韵，但是，唐朝规定有些韵可以同用，凡同用的两个或三个韵，做诗的人就把它们当作一个韵看待，所以实际上只有112个韵。到了宋朝，《唐韵》改称《广韵》，其中文韵和欣韵、吻韵和隐韵、问韵和焮韵、物韵和迄韵，都同用了，实际上只剩了108韵。到了元末，索性泯灭了206韵的痕迹，把同用的韵都合并起来，又毫无理由地合并了迥韵和拯韵、径韵和证韵，于是只剩106个韵。这106个韵就是普通所谓诗韵，一直沿用至今。

唐朝初年（所谓初唐），诗人用韵和六朝一样，并没有以韵书为标准。大约从开元、天宝以后，用韵才完全依照了韵书。何以见得呢？比如《唐韵》里的支、脂、之三个韵虽然注明“同用”，但是初唐的实际语音显然是脂和之相混，而支韵还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初唐的诗往往是脂、之同用，而支独用（盛唐的杜甫犹然）。又如江韵，在陈、隋时代的实际语音是和阳韵相混了，所以陈、隋的诗人有以江、阳同押的；到了盛唐以后，倒反严格起来，江、阳绝对不能相混，这显然是受了韵书的拘束。其他像元韵和先、仙，山韵和先、仙，在六朝是相通的，开元、天宝以后的今体诗也不许相通了。这一切都表示唐以后的诗歌用韵不复是纯任天籁，而是以韵书为准。虽然有人对于这种拘束起来革命，终于敌不过科举功令的势力。

词曲因为不受科举的拘束，所以用韵另有口语为标准。但是，词是所谓诗余，曲又有人称为词余，本文所讲的诗法，指的是狭义的诗，并不包括词法和曲法，所以只好暂时撇开不谈了。

末了说到第三期。

新诗求解放，当然首先摆脱了韵书的拘束。但是，这上头却引起了方音的问题。从前依据韵书，得了一个武断的标准，倒也罢了。现在用韵既然以口语为标准，而中国方音又如此复杂，到底该以什么地方的话为标准呢？大家都会说应该根据国语，但这是不大容易做得到的事。若说是国语区域的人才配做诗，更是笑语。但是现在既然没有人拿方言做诗，自然用的国语的词汇，那么大家自然倾向于拿国音来读它，这样就不免有些不大谐和的地方。例如真韵和唐韵，依照西南官话和吴语，是可以同用的，若依国语就不大谐和。屋韵和铎韵，歌韵和模韵，依照大部分的吴语是可以通用的，若依国语也不谐和。试看下面的一首歌：

咕噜噜，咕噜噜，半夜起来磨豆腐。

一直磨到大天亮，做成豆腐真辛苦。

吃豆腐，好处多：价钱很便宜，养料又丰富。

用上海话念起来，“噜”“腐”“苦”“多”“富”的语音是lu、vu、ku、tu、fu，自然是很谐和的；若用国语念起来，“多”字念tuo，就不谐和了。由此看来，除非写方言的白话诗，否则还应该以一种新诗韵为标准，例如1941年教育部所公布的《中华新韵》。这种新诗韵和旧诗韵的性质并不相同：旧诗韵是武断的 ，新诗韵是以现代的北平实际口语为标准的。这样，才不至于弄成四不像的诗歌。 iyhhoQm1ZMqC67OHaKJmtszSk5kRG48UbT7tV+Tp/B5OUqOWvHBt9njDbAAQWa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