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带受损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变得开始习惯生活在一片恐惧之中,不断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够康复,有点手足无措。因为沉默,我丧失了在班中的受关注度,因为无法唱歌,我仿佛连生活也无法自理。突然大变的性情让班里的同学也偶尔会说我的闲言片语,我好像受了无法申诉的刑罚,小小的肉身拖着仿佛千斤重的灵魂。
一开始至少还能咬紧牙关,勉强地写写习题,后来一进教室就趴在桌子上抓耳挠腮,独自品味着痛苦和后悔,直到晚自修结束。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过与不过没有差别,便向老师请假一个学期,去寻找治疗的偏方,也顺便重塑我的内心。当时,我认为我的一切都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上,我不知道当这些认知被推翻以后,我该如何理所应当地活下去,如何不让自己觉得还是死了算了。
病急乱投医的我在杭州市区内找到了一家针灸治疗嗓子的诊所。所内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也是曾经有过歌手梦的人,练歌弄坏了嗓子,是被这种方式治疗成功的;最后她自觉歌唱上天赋有限,前途渺茫,便弃艺从医,开始了自己的医生生涯。
这家诊所的收费较高,一次100元,但当时对于生无可恋、病急乱投医的我来说,哪怕再贵也愿意尝试。病痛可以击败一个人所有维护自己尊严和理智的理由,没有例外。
请假的日子里,我每天上午自学一些文化课,下午坐一个半小时公交车去诊所那里做针灸,结束后再用同样的方式回家吃饭。除了不能唱歌之外,这样的日子还算充实和清净,让我感到一种微小的满足。
当时的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公交车里靠窗的位置,看一路倒退的街景,让我感觉好像是不断有新鲜事物涌入我的脑海。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公交车永远到不了站,可以一直欣赏风景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针灸治疗起初还有点效果,扩大了我每天的“言论自由”度,我从一开始的一天只能说10句话,变得可以说20句,然后慢慢地,说话这件事不再会影响我的人生体验了。但是我的声音变得又粗又厚,完全没了之前的细腻感,我对这个声音感到陌生,像是一个略带苍老感的中年大叔;同时对这个声音,我还有一种不可控的感觉,自己开口说话却感觉是陌生人在说话一样。我极其不愿意承认,这就是我声音。
一个星期的治疗过去了,我的声音依旧如此,我本想跟医生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我以为接下来还会有后续治疗,能让我有所好转,因为我当时十分信任她。
但似乎,我并没有等到这种只有在电影里才会有的转折。
医生对此的解释是,我刚去她诊所的时候,声带是紫色的,淤血在里面化不开,现在声带是红色的,就已经算是治好了,男孩子声带红一点没事的。
但我知道,健康的声带是白色的。
当时我是带有怨念的,不明白这位医生为什么将转好表述为治好。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当时去的不是一家正规诊所,医生也不具有国家承认的资质,但当时我和我的家人想治好的心太急迫了,不愿放弃一丝希望,所以付出了全部信任。
最后几次的治疗结束后,她要求我给她唱一段歌,我万般推辞,想方设法、旁敲侧击地告诉她,其实她没把我治好,但她却苦苦要求想领略未来歌手的风采。我推脱无果,便唱了一段,尽管音色已改,但基本的技巧都还在,音域也是可接受的范围,在那个年纪里,我敢与任何一个未出道的同龄歌手做比较,而她却皱皱眉头、装出乐坛泰斗的样子说:“一般。”
我受了很严重的打击,当然不是因为她评价的那句“一般”——她的话我完全可以无视,而是我居然傻乎乎地相信她会治好我。
我又想起当天,记忆里模糊昏暗的练歌房。如果那天可以重来,一切都不再重要,我可以拿到我想要的所有,然而那天,不会再来,并且越走越远,远到我连回忆都要很久。
后来的后来,我发觉,可能是我错了,很多人在成长路上都做过歌手梦,但那帮有梦而无力去追的人,只会在别人追梦的身影后面评价那句“一般”。
“病急乱投医”和“死马当活马医”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你会在途中遇到不计其数的无照医生,他们在收到钱之前一个个有如“华佗再世”,甚至还偶有几个连华佗都不认识。他们的表情仿佛在说,华佗?有点耳熟,是我新收的徒弟吗?等到医药费收完了,又谦逊得像是一个刚报到的大一新生:“我觉得吧,这个问题,我们科室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反正在那半年,我父亲带我跑了杭州地区无数家医院,正规的也好,民间小诊所也好;也买过很多并没有什么用处的药,广告上吹得神乎其神,到货后才发现,两个“神”字后面都无一例外地理应添上“经”和“病”。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次就医经历。一次是在富阳某诊所耳鼻喉科的陈医生给我看的。他看了看,沉思了半晌,语气坚定地说,好像是声带淀粉样变。他说出了一个百度百科都查不到完整资料的病名,我一下子又坠入了另一个疑问之中,这么久,竟然连病症都不能确诊?我对这个世界的医疗水平已经失去信心了。
陈医生表现出的神情和语气仿佛遇见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病症。他跟我爸说,这个病他们是看不好的,叫我们去上海某高校的附属耳鼻喉科医院找专家门诊的陈某某。这个陈某某是陈医生的老师,然后陈医生表示陈某某的号很难挂,但是自己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只要拎一箱我们那里的土特产,然后向陈某某介绍我爸是陈医生的某位表哥即可。
当时的我们真是太单纯了,我们一家被这位陈医生利用得结结实实:代他为他师傅送礼拜访。我去了上海,做了喉镜,结果是慢性咽喉炎加声带肥厚,压根没什么淀粉样变。最后只配了点最基本的药——金嗓散结丸。
那次上海的就医经历,是我人生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灰暗的一天。清晨排队进医院,医院门口还有“黄牛”和保安在起冲突;等待做喉镜的那个厅里有二三十个人,一个个面色难看,眼神抑郁,当时室内灯光惨白;大家嘴里含着麻药,麻到了一定程度、喉部失去知觉还有可能被呛到,大家都说不了话,只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彼此。当时我才15岁,这样的场合让我感到迷茫,生命,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那股麻药的味道,我现在都还记得,一记起来就想呕吐,感到格外恶心。
我开始厌倦,厌倦期待,反正每一次期待也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开始习惯沉默,之前仿佛噤声、少说话对我是一种折磨和束缚,现在我也懒得挣脱了,我就带着这些束缚吧。如果我想象自己与束缚同在,那束缚不就自然成了衣服了吗。我累了,我不想谈什么宏大梦想了,我不要什么未来、前途了,我才不想上什么名校。唉,如果我每天醒来都要在暖阳下感受无尽的寒冷,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没做错什么,我只不过是为了变得更加优秀,所以练得更多了一点而已。
我哪里错了?凭什么是我?凭什么?全市同年龄的人中只有两个生过这种病,其中一个居然是我,我还这么凑巧,那么喜爱音乐。对于这样的人生,我感觉真的受够了,这样的人生没有意思,我只不过想要睡一个安稳的觉而已,最好一睡不醒,让我永驻梦境,别来打搅我休息,方便的话,关上窗之后帮我打开煤气,我想离开这里,就这样飘远,死去。
可我,能死去吗?我才15岁,如果我就这样选择死去,我的父母会有什么感受,我的同学会怎么看我,在他们心里,我将不再是明日之星,而只是一个被生活打败的废物。
废物,是不会被人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