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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从时间上说，大体相当于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清朝政权和德川幕府都是在16世纪至17世纪整个东亚的社会大变动中诞生的，又都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欧美列强侵略扩张而在动荡之中终结的。众所周知，德川幕府采取了严厉的“锁国”政策。但是，当时的日本绝不是对世界的动向毫不关心、与世隔绝的。尽管禁止日本人航行海外，幕府却积极搜集海外情报，渴求有关国际形势及技术方面的知识。最近的研究已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日本对清朝的关心亦非常强烈。日本的清史研究
始于对明清鼎革的关注。作为邻国，希望了解发生在眼前的大陆局势。起初在1644年遭遇海难，经盛京、北京而被送还日本的越前三国凑的商人在《鞑靼漂流记》中，生动地描述了满洲入关前后的国家与社会面貌。
另外，在日本面向海外的窗口——长崎，收集了大量海外信息。这些信息汇集成“唐船风说书”，其中至1717年以前的内容被编为《华夷变态》。
这些信息传达了1644年以后的中国局势。这些记录能弥补中国史料上的空白，颇为珍贵。通过这些信息，日本人认识到清朝是“鞑靼人”即满洲人的王朝。不过这些都未超出史料的畛域，尚无法称之为研究。
江户时代的清朝研究正式起步于18世纪前半期，尤其是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1716—1745年在任）统治时期。吉宗采取政策，鼓励收集、研究各种来自海外的信息——从国际局势到科学技术。1720年，幕府下令，除了与基督教教义相关的内容之外，其余书籍的禁令一律放宽。为了解清朝的制度与法律，吉宗不但大量引进了以康熙《大清会典》为首的清朝法规、法律书籍与地方志等，而且让“寄合儒者”（属于幕府的儒者）等人翻译与研究。
寄合儒者荻生北溪（1673—1754）与书物奉行深见有邻（1691—1773）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们将对清朝初兴的研究被编为《建州始末记》，将对华商的询问笔录编为《清朝探事》，还翻译并研究《大清会典》等书，留下了《明朝清朝异同》等研究成果。
尽管无法直接读懂满文，但是他们准确地把握了满汉关系、王公制度、八旗、外藩等清朝统治结构的特征，其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另外，北溪的胞兄是著名儒学家荻生徂徕（1666—1728），他独自研习满文，写了《满文考》一文，可谓日本满文研究的开拓者。
在史料方面，在中国也作为宫中秘籍而难得一见的实录，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的康熙汉文本通过长崎贸易传到了日本。这些实录在日本被抄录并流通，还被编印为《大清三朝事略》。永根（北条）铉（1765—1838）和邨山纬（芝坞，1758—1820）还依据实录刊印了《三朝实录采要》。
第三阶段的研究源于18世纪后半期以后对北方问题的关注。随着俄国南下，日本与俄接触增多，使得日本不得不了解北方情形。幕府官员间宫林藏（1780—1844）为调查库页（日本称“桦太”）而北上，并渡海到大陆一侧，走访了特林的交易所。他写下的调查记录《东鞑纪行》是一份广为人知的出色的调查报告书兼田野笔记。
另一位幕府官员近藤重藏（1771—1829）曾在千岛、择捉探险，著有《边要分界图考》，他还以《清俗纪闻》的实际作者而闻名。另外，大田南亩（蜀山人，1749—1823）、以造出“锁国”一词闻名的志筑忠雄（1760—1806）也在长崎收集并研究清朝的政书、史书。通过这些材料，大田南亩等人极其准确地理解了《尼布楚条约》和清俄关系。
另外，1804年，俄国人列扎诺夫（Nicolai Rezanov，1764—1807）为求通商而航海来到日本长崎，并带来了满文文书。为弄懂这些文书，日本学者开始研究满文。书物奉行兼天文方的高桥景保（1785—1829）是其中的杰出者，他写了《满文辑韵》等研究著作。
上述“清三朝实录”之所以在日本广泛流通，也是缘于上述时代背景。
由上可见，日本在江户时期的清史研究都是基于对同时代局势的关心而展开的，并且在研究内容、史料收集方面也都不逊色于近代学术研究，值得高度评价。出身于旧仙台藩学者世家的在野学者大槻如电（1845—1931），曾在辛亥革命的数年前，将家藏的《建州始末记》转让给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如电的祖父玄泽（1757—1827）是一位兰学家，编辑过列扎诺夫航海来日本时送还的漂流民的口述记《环海异闻》（1807）。这一小插曲，可说是从江户时代的清史研究向近代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过渡之象征。另外，内藤本人也出自盛冈藩汉学世家。这些事实告诫我们不能忘记，在近代日本人文学的背后，有着江户时代孕育出的汉学、儒学、国学的深厚传统，以及从兰学中磨炼出的向西洋诸学积极进取的姿态。
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范围甚广，而不仅仅局限在政治方面。日本将输入的书籍加以翻刻，这种“和刻本”也出版很多。小畑行简（1793—1875）对黄六鸿《福惠全书》所附的日文注释在今天亦很有用。
此外，在中国已成为珍本的小说类书籍，亦有以和刻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清俗纪闻》（1799）一书，根据在长崎的中国商人的传述，配以画图，详细地记载了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方风俗，使人们了解到清代的日常生活，并成为饶有兴味的史料。
毋庸置疑，江户时代人们对中国的关心，当然不是“历史”研究，措意亦不在做学问的方法上，这与近代日本的清史研究是不同的。但是，一般认为，江户时代人们对清代社会的兴趣和亲近感，似乎在近代日本的清史研究中亦作为一个研究流派而被继承下来。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开始新的清代中国研究，可以说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因需要掌握当时中国国情而产生的，对中国行政制度和社会情况的全面研究。这种分析现状的初期研究，有井上（楢原）陈政（1862—1900）的《禹域通纂》和服部宇之吉（1867—1939）的《清国通考》等。
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组织了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在台湾进行实地调查，在1909年至1911年出版了《台湾私法》。与此同时，日本亦调查清朝的行政制度，并于1905年至1915年出版了《清国行政法》。
这些调查费时十年以上，固然是为当时统治台湾而准备的，但其中所搜集的大量原始资料，以及有关行政的详细记述，有许多在今天亦很有用。
另一方面，随着大学里东洋史学科的设立，史学研究中清史的研究和探讨亦开始起步。
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即亚洲史学）讲座分别成立于1907年和1910年。当时新闻界有名的中国事务评论家内藤湖南受聘于京大，为新成立的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的讲师（1909年任教授）。内藤不仅从事考证性历史研究，而且对眼前发生的政治变动也积极发表评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就发表了《清朝的过去及现在》的讲演（后以《清朝衰亡论》出版），提出了他的清朝史观，强调清朝的崩溃并非突发性事件，而是自清朝中期开始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如八旗的衰弱、财政的破产、民族观念的成长等。其后他甚至把辛亥革命理解为宋代以后平民主义潮流发展的结果。内藤的特点是，比起政治事件，他更重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宏观变化。他对中国文化评价很高，认为并不次于欧美文化。内藤虽然重视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清朝，中国文化得到繁荣发展，却对中国反抗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反帝民族运动持冷淡态度。关于内藤的中国社会观及其问题，一直到现在仍为许多学者所热烈讨论。
[1]
内藤还从中国带回了《满文老档》等文献的摄影版，对清初历史的研究亦起了很大作用。受到内藤指导的稻叶岩吉（1876—1940），在推进初期满洲民族研究的同时，写出了大部头的清朝通史著作《清朝全史》。
内藤湖南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赞许清朝考证学的方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奠基人白鸟库吉（1865—1942）凭借他在欧洲两年半的留学经验，高度评价西方学界的历史研究方法，并以赶上、超过欧洲东洋学为目标。为了和欧洲东洋学竞争，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的满洲，以及周边地区朝鲜、蒙古等。虽然白鸟重视严谨的学术性研究，但这些地区是20世纪初期日本侵略大陆的重点对象，因此“客观”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同日本的大陆政策决然分开。与内藤一样，白鸟创始的“满蒙史”研究也促使后代学者深思学问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2]
在世纪之交出发的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几种学问潮流，比如，江户时代日本的“汉学”、清代考证学、近代欧洲实证史学、刚刚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等。这些潮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独有特色。
20世纪前半期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涵盖的时期范围比较广，自命为清朝史专家者为数不多。下面概略地介绍其中有关清史的代表性研究，但首先需要略论分期问题。因为按朝代区分历史的传统方法在这个时期发生变化，不少学者开始采用西方历史学的三分法来宏观地把握社会变迁。在中国史方面最早采用这一分期法的是那珂通世（1851—1908）的《支那通史》（1888—1890）和桑原骘藏（1870—1931）的《中等东洋史》（1898）等著作。那珂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王朝按照三个一组分期，以夏商周为“古三代”，汉唐宋为“后三代”，元明清为“近世三代”，可见那珂基本上还是按照朝代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桑原骘藏则把东洋史（即以中国为中心且包括南亚、中亚等周边地区的亚洲史）分为以下四个时期：（i）上古期：汉族膨胀时期（到公元前221年为止）；（ii）中古期：汉族优势时期（公元前221—公元907）；（iii）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期（公元907—1644）；（iv）近世期：欧人东渐时期（1644—）。在这里，清朝时期被认为是以“欧人东渐”为特色的“近世”。桑原《中等东洋史》的中文译本《东洋史要》（上海：上海东文学社，1899）多次再版，在中国也拥有众多读者。
与重视民族力量对比的桑原之分期方法不同，内藤湖南提出的以宋代为近世起点的学说（形成于1909年前后）
，采用了着重国内因素的分期标准：在政治制度方面是贵族政治的衰退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在社会经济方面是货币经济和城市的发达；在文化学术方面是打破陈规旧套的新儒学、新美术以及庶民文化。据他说，这些变化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是平民主义发展的表现。清代则是宋代以来的这种“近世”式社会性质全面发展的时代。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不止这些，而在二战之后再展开一场热烈的分期论战。但在此可见，早在清史研究刚刚开始的时期，日本学者对清史的视角已经比较复杂，不仅注目到清朝作为满洲政权的民族特色，而且“欧人东渐”“平民主义”等有关世界史的宏观问题也吸引着他们的注意。
日本清朝政治、社会之研究奉内藤湖南为始祖。内藤在1910—1920年代发表了“清朝衰亡论”“清朝史通论”等演讲，以及下文所述的《清朝姓氏考》《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等探讨个别主题的论文，较早提出了通史构架，同时也提出了政治史、制度史上的各种问题。另外，稻叶岩吉也撰写了《清朝全史》（1914）等。随着清王朝覆灭，许多学者开始尝试对其通史进行俯瞰。
这一时期恰逢从导入西欧史起步的日本近代历史学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亚洲——日本“东洋史学”成立期。
清王朝覆灭不久，研究上的禁锢被解除，它成了最佳的研究对象之一。因此，除了同时代的清末以后的近代史以外，王朝起源及初期历史更引人关注。
关注点之一便是“清（大清）”之前的国号问题。一般认为，清朝起初国号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将其改为“大清”，但东京帝大教授市村瓒次郎（1864—1947）早在1909年就写了《清朝国号考》一文，弄清“大清”以前的国号为“金”“后金”，并指出这一事实被掩盖起来，因此提倡“满洲”国号伪作说。
之后，努尔哈赤政权的国号问题在日本及两岸的清史学界成了一个研究重点。另一问题是清帝室起源及帝位继承过程。清室的姓氏，众所周知，是爱新觉罗，但这在女真姓氏中属于特殊的姓氏，并且正式的宗谱被认为是明代建州左卫的借用，因此该姓氏之来历及真赝备受学者关注。《太祖实录》开头记载的开国传说太富神话色彩，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又处于力图贬低清室的革命时代大气候中，因此甚至有人提出了国姓是伪造的，其实出身卑贱的看法。在此状况下，内藤写有《清朝姓氏考》一文，探讨了觉罗姓与明代女真著姓董姓、佟姓的关系。
他指出，富有神话色彩的开国传说是东北亚各民族间常见的感生帝说之一种。
内藤在另一篇《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中，追溯了作为清朝独特的继嗣制度而闻名的储位密建制度之前史。他指出，清朝开国之初并无皇太子制度，因此，清初政治史是围绕挑选继承人的争斗而展开的。
内藤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说囊括了清室起源、开国初期贝勒的地位及成员、帝位继承与政治斗争、确定旗王的领旗及其变迁、八旗官制与包衣等主要论题，之后的研究则可以说是长期追随该框架及论点展开的。值得关注的是，内藤开拓的清史研究从其起步之时，就立足于多种语言的史料，把目光投向多民族国家这一侧面。提到内藤，由于其后的卓越成就，在中国史与文化史方面影响较深，但上述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可以说，这一点与在东京帝大奠定了东洋史学之基础的白鸟库吉的内陆亚洲史研究一样，代表了日本东洋史学之一股大潮流。这一点也与文献史料之探求、介绍有密切关系。
日本清史研究的另一特征是，自初创期起就极为重视对文献史料的探求。
这也是内藤湖南开启先河的。他在1902年曾有一次调查满文蒙文大藏经的经历，其后掌握了满文、蒙文。在1905年7月至11月的调查中，他在沈阳的盛京宫殿“发现”了《满文老档》，立刻认识到了其史料价值。
他在赴京都帝大就任后的1912年，跟羽田亨（1882—1955）一起重返沈阳，翻拍了《满文老档》与《五体清文鉴》，将影印本带回日本。现在也在使用的《满文老档》这一中文书名就是由内藤命名的（原书仅有满文书名）。
《满文老档》被带回日本后，内藤本人的研究转向了中国古代史。不过在1930年代后，由别的学者进行了日译。除了一些节译外，还有1939年语言学者藤冈胜二（1872—1935）的《满文老档》全译本作为遗稿得到出版。
尽管藤冈是一位语言学家，翻译历史内容有些力不从心，但这次全译的意义重大，直到二战后出定译本为止，此译著为众多研究者所使用。同样在1930年代，在北京（北平）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发现了《满文老档》的草稿“满文原档”，得以进一步追溯原始史料来研究。日本学者也立刻做出反应，纷纷关心起来。但由于日中战争（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二战等造成的时局紧迫与动荡，“满文原档”的调查、利用变得困难，一时被迫中断。
此外，对清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实录》的利用与探求也热烈开展起来。早在1905年，内藤在查看清实录时，便发现了因满文、蒙文、汉文三者荟萃体裁新颖而闻名的《满洲实录》。朝鲜史学大家今西龙（1875—1932）之子今西春秋（1908—1979）从羽田亨处获得了复制本，开始对《满洲实录》施以译注，对满文做罗马字转写，并逐词翻译，然后刊印了译注本《满和对译满洲实录》（1938）。
1937年在“满洲国”，作为《大清历朝实录》1220卷出版了沈阳崇谟阁收藏的大红绫本清实录，更加便于使用。
清实录的特征在于制作了满文本、汉文本、蒙文本三种，并对初期数代曾多次改订。日本学者重视这些，积极展开了对满文本的研究、译注，以及对各种《太祖实录》的探求、比较探讨等。
然而与《满文老档》、“满文原档”的研究一样，由于时局恶化，1940年代一时被迫中断。另外，我们不该忘记，除了这些主要的官撰史料外，稻叶岩吉还发现了极其珍贵的满文随笔《百二老人语录》。
在日本学界，除了对史料的探求外，还重视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内藤很早就筹备刊印清史、满族史、蒙古史方面的重要史料，以“满蒙丛书”为题刊印了《筹辽硕画》《沈阳日记》《盛京通鉴》等铅印本。
1930年代在“满洲国”，影印了清实录。此外，在日本，作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开展的“满蒙文化研究事业”之一环，也进行了史料编纂。战后，其成果以《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京都大学）、《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东京大学）为题出版。
在私人研究方面，今西不仅发表了上述的《满和对译满洲实录》，还在战后出版了对各种太祖实录进行校勘的《对校清太祖实录》，并影印了满文太祖实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展影印清实录工作的同时，在羽田亨的指导下编撰出《满和辞典》（1937）。至今它仍是基本的词典。
如上所述，清史研究、满族研究之初创与20世纪前半期的国际局势及日中两国的政治情况密不可分，但是史料收集、历史考证的着眼点以及研究成果在学术上都是相当严肃的。可以说，这为至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为历史研究的清史研究始于上述清初史、历史地理领域。在此，先驱者仍是内藤湖南。他早在1900年左右担任新闻记者时，就对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抱有兴趣，以《明东北疆域辨误》《日本满洲交通略说》《都尔鼻考》等论文开启了先河。
日俄战争之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设置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历史调查室，1908—1914），白鸟库吉任主任，箭内亘（1875—1926）、稻叶岩吉、松井等（1877—1937）、池内宏（1878—1952）、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人从事研究。
其后，该工作与藏书均由东京帝大承接，和田清（1890—1963）、三上次男（1907—1987）等继承并发展之，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1913）、《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915—1941）等成果。其中收集的研究多数针对明代以前，但稻叶与和田对从明初到清初时期进行了考证。和田的研究多数收入其著作《东亚史研究（满洲篇）》（1955）之中。
另外，在朝鲜及东北地区（“满洲”），尤其是在1930年代，实地调查与史料调查都有了进展。稻叶调查了在赫图阿拉（老城）以前的，努尔哈赤最初的首府——佛阿拉城，将其命名为“二道河子旧老城”，发表了《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1939）。
稻叶得到了1596年走访佛阿拉城的朝鲜人申忠一的见闻录——《建州纪程图记》，不仅将它用于当时的佛阿拉城调查，还将它载于该书中，供研究者利用。由此，清初的历史地理研究有了飞跃性进展。1935年，乾隆年间的满文地图《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被复制出版，附上和田的解说，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日本的这些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为至今为止的地理考证奠定了基础。
清史、满族史的研究于1930年代正式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以往主要研究古代、中世历史地理的日本学界，在研究时段方面，扩展到以努尔哈赤时代为中心的清入关之前，在研究领域方面，也扩展到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各方面。在此构成焦点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女真诸部势力经努尔哈赤政权发展到清朝的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第二是有关女真人的社会集团、亲缘组织、社会身份的研究；第三是以旗地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作为共同研究对象呈现的正是八旗制度。恰巧在中国，孟森首次发表了专论八旗制的《八旗制度考实》（1936）一文。八旗制研究可以说始于那一时期。
在政治史方面，早在内藤时代就提出的论题由他门下的学者予以了发展。内藤的女婿鸳渊一（1896—1983）发表了《舒尔哈赤之死》（1932）、《关于褚英之死》（1933）等文，内藤晚年门生今西春秋发表了《清太宗的立太子问题》（1935）等文，同为门生的三田村泰助（1909—1989）在《关于天命建元的年份》（1935—1936）一文中提及了建元年份问题，在《清太宗即位背景及其君主权之确立》（1941）、《再论清太宗即位背景》（1942）中探讨了继嗣问题。
正如这些论文都加上“满文老档研究之一幕”等副题所示，它们都是将内藤带回日本的《满文老档》用于实证研究而写成的。关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稻叶写了《光海君时代的满鲜关系》（1933），田川孝三（1909—1988）写了《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1932）。
并且，初期的都城及迁都过程也深受关注，除稻叶的《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外，鸳渊门下的户田茂喜（1910—1957）发表了《赫图阿拉城结构简述》（1938）、《清太祖的迁都问题》（1937—1938）等文。
在制度史方面，鸳渊写了《关于清初的八固山额真》、《清初摆牙喇考》（1938）等文，考察了初期的都统与护军；浦廉一（1895—1957）在《关于汉军（乌真超哈）》（1931）一文中就汉军进行了专论。
浦廉一的《关于清朝的木兰行围》（1938）是专论木兰围场的长篇论文。
此外，以主要著作《明代建州女真史研究》（1948—1953）闻名的园田一龟（1894—1962）写了《清朝皇帝东巡研究》（1944）等，并在《清太祖勃兴初期的行迹》（1936）一文中否定了王杲是努尔哈赤外祖父之说，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崩殂考》（1933）一文中否定了努尔哈赤在战场上负伤死亡之说。
东京帝大出身的中山八郎（1907—2000）、旗田巍（1908—1994）等人从社会结构的层面论述了形成期的八旗与努尔哈赤政权。
在这些研究中，牛录成员的身份问题受到关注。关于“诸申”（在女真语意味着隶民、隶下）的意义，鸳渊、户田写有《试探诸申》（1939）一文。安部健夫（1903—1959）在《八旗满洲牛录之研究》（1942—1951）一文中，基于其独特的身份阶层理解，提出了将努尔哈赤政权视为官僚制集权国家之说，但因其早逝而未竟其业。
此外，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江嶋寿雄（1910—2005）研究了为理解清初史不可或缺的有关女真的贸易与马市问题。江嶋的研究多数收入其著作《明代清初女直史研究》（1999）。
并且，其后在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很著名的周藤吉之（1907—1990）等人也推动了对旗地的研究。周藤的研究总结在《清代满洲土地政策研究》（1944）、《清代东亚史研究》（1972）之中。
该时期研究活跃，可认为存在若干理由。第一，当然是由于日本通过建立“满洲国”等来推行其大陆政策这一政治局势。在接触史料、获得当地协助等方面都有了飞跃性好转，并且不光学术界，全社会的关心都高涨起来，各种研究教育机构与相关团体，再加上各种委托研究项目等纷纷提供职位与业务。有赖于此，许多学者得以从事“满洲史”研究。不过研究的内容与意义是独立于国家政策的，其成果无须否定。第二，由于史料状况显著好转。如前所述，能够使用《满文老档》与清实录，促使研究进展迅速。实地调查也踊跃开展，出了一批至今仍不失其价值的调查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
第三，由于受到了来自社会科学等相邻学术领域的成果、方法的影响。一方面是发展阶段论、社会结构论等来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影响。在该时期普及起来的历史唯物论的影响下，批判旧学说，重构模式的热情高涨，特别是旗田在社会形态论的影响下，将“发展”的概念明确引入了以往容易以停滞、还原性来看的女真/满族社会中，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进展。《历史学研究》1935年12月号的满洲史专辑收集了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来自民族学的方法与田野调查的成果之刺激。尤其是在该时期出版了原著、译著的史禄国（1889—1939）的《满洲族的社会组织》与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1931）的《蒙古社会制度史》
[3]
，超出了历史地理考证，为弄清女真/满族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政治组织开拓了新路。三田村把满文史料的充分利用和对社会构造的分析结合起来，一举提高了研究水平。他的《满珠国成立过程考察》（1936）正是在这些潮流中写成的划时代的论著。
同时期凌纯声的民族调查《松花江的赫哲族》（1934）也影响了清初历史的研究。民族学者布村一夫（1912—1993）等人则发表了有关明末清初满族的研究成果等，盛况空前。
而对于入关后的研究，在制度方面仅沿用《大清会典》《清国行政法》来解释，在政治史方面仅对权力抗衡之演变做了概述性说明，两者在实证研究水平上几乎没有进展。不过值得留意的是，1938年后国家政策性机构东亚研究所启动的诸如“异民族统治支那的事例”“清朝官制与官吏登用制度”等研究，影响到战后的研究成果。宫崎市定（1901—1995）的名著《清朝国语问题的一个侧面》（1945年定稿）一文就是代表性成果之一，另外，《异民族的支那统治史》、《清朝的边疆统治政策》（1944）中的内容至今仍不失其价值。
在史料方面，鸳渊翻译了三藩之乱时期的满文史料，他的《关于贝勒尚善写给吴三桂的书信》（1933）值得瞩目。
另外，对西洋史料造诣颇深的后藤末雄（1886—1967）利用耶稣会士的报告书写了《乾隆帝传》（1942），同时还将白晋的《康熙帝传》译为日文。
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依据文献资料而进行的充实研究。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开拓者——加藤繁（1880—1946），对清代的商品流通和货币、行会等也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
他在编纂《清国行政法》时，编辑过土地、货币制度等有关经济的部分，因此他在清代经济史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清国行政法》编纂事业的中心人物是行政法学专家织田万（1868—1945），编辑人员除了加藤以外还有狩野直喜（1868—1947）、浅井虎夫（1877—1928）、东川德治（1878—1930）等。浅井的《中国法典编撰沿革史》（1911）和东川的《典海》（1930，后改题为《支那法制大辞典》）等是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初创时期的代表著作。狩野虽然是文学研究者，但他也在《清国行政法》编撰过程中深入地研究教育和科举等问题。在京都大学上过狩野课的宫崎市定（1901—1995）曾说，他关于清朝科举制度的著作《科举》（1946）之主旨几乎都是从狩野教授的讲课中借来的。
从这些事例来说，《清国行政法》的编纂事业对日本清朝制度史研究发挥的作用可谓是相当大。
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早在1930年代就已使用故宫档案研究清朝经济史
，但在日本的学者没有机会直接利用清朝档案。日本学者研究清代经济史时比较重视的新史料是欧文文献，比如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等。
[4]
在这方面，小竹文夫（1900—1962）率先从事货币史研究
，并由百濑弘（1908—1976）发展下去。百濑很注意海外贸易对明清经济的影响。由此，百濑利用欧文资料，详细研究了明清时代海外白银的流入。
另外，村上直次郎（1868—1966）、岩生成一（1900—1988）等日欧关系史研究者利用荷兰文等欧文史料进行的研究，虽然重点在日欧关系上，但有不少部分涉及明末清初时期东亚贸易和文化交流。
关于清代的对外关系，矢野仁一（1872—1970）发表了《支那近代外国关系研究》（东京：弘文堂，1928）等著作，讨论明末到清末时期的外交问题。
除了在“历史学”领域的上述研究成果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以欧美社会科学理论为背景的中国社会研究。这是指，吸收明治时期以来中国情况研究潮流成果的中国研究者，致力于将其对中国的认识加以社会科学体系化；同时，受过欧美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亦欲尝试将其理论应用于中国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与独特个性的庞大社会中。这些与其说是旨在发掘清代史实的历史研究，不如说是一种意欲探明中国传统社会构造的社会性质研究。它对二战后的清史研究，特别是对社会构造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对这方面的研究，将在下面进行详细的比较研讨。
二战之前参加中国研究的日本社会科学家中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他们在采用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还往往基于实地调查。
当时有大规模的调查机关比如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等。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者个别地进行实地考察。不仅在大学等教研机关工作的教授们从事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而且在野的研究者也通过他们的亲身观察来发表文章，受到知识人的广泛注目。
下面举几个代表性事例来研讨其特点。
1920年代，任职于中国大学的欧美学者们开始发表基于实地调查的中国社会研究，比如，上海浸会大学社会学教授库尔普（D.Kulp）关于广东省潮州附近农村的研究（1925）、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伯吉斯（J.S.Burgess）对北京行会的研究（1928），等等。与此同时，西方的共同体理论也在中国开始普及，其中特别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论，比如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围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的意义而展开。马扎亚尔（Liudvig Madiar，1891—1940）是中心人物之一，他在1931年的著作里，讨论中国宗族的性质时指出，中国南方诸省到现在还残存着氏族式土地所有制，但在这些旧有的土地所有之上，已经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地主、绅士、土豪、商人等封建、半封建支配阶级实际上控制这些共同财产，因此其剥削方式已经带有封建式、半封建式的性质了。
日本的中国社会团体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国外理论的影响，但是仍存有不少独特观点。
1930年，任东大社会学研究室副手的牧野巽（1905—1974）通过族谱等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奠定了实证性的中国宗族研究的基础。牧野主张，从汉代以来，同居同财家族的规模是五人左右，和现代没有太大的差异。如马扎亚尔指出，广东方面的确有宗族共有的土地，但这些族产在宋代以后才出现于文献上，所以不能认为是远古以来氏族共产制的残余。宗族结合之强大不能归之于道德、传统，而是因为大族比小族有利，所以人民努力结成大宗族。在这个意义上，宗族跟行会等一样，是宋元以后发达起来的自治结社之一。广东合族祠中的虚拟性宗族结合，就是体现宗族“结社”性质的很好例子。
牧野的宗族论并不是当时日本学界的共同看法。比如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社会学科的社会学者清水盛光（1904—1999）的看法与牧野完全相反。清水主要依据汉籍史料和西方理论来进行研究，其有关宗族的主要论点如下。第一，中国的家族也按照“家族发展的一般原则”而演进，即从古代氏族经由大家族缩小到近代小家族。行会等不基于血缘的团体也有浓厚的家族主义特色。伴随着个人自由活动余地的扩大，这些团体趋于分解。第二，他援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Durkheim）的“环节社会”这一概念，论证了中国社会乃是以宗族或村落等“共同体”的集合而构成的社会。在这些“环节社会”中，个人的人格为共同体所吸收，民众的政治意识没法发展，政治上的暴风雨都在与民众生活无关的上层圈发生，国家和社会的脱离很明显。
在有关中国社会团体的论战中，最有名的是基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而展开的围绕“共同体”性质的争论。这一调查于1940年至1944年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农村进行。东亚研究所率先提议，以东京大学法学部有关人员为中心进行规划，由满铁调查部进行实地调查。与日本曾在台湾和东北地方所进行的惯行调查不同，该调查并非以获得立法和行政上的参考资料为直接目的，其目标在于依据当时正引人注目的“法律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一种新式的学术研究。其欲探明的，不是记在文书上的法的条文或正在死亡的传统惯例，而是“在活着人们的脑子里的并体现在他们生活中的现在的法律意识”［该规划中心人物末弘严太郎（1888—1951）语］。
该调查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比如家族、村落、土地制度、水利、赋税、金融、交易等，但其中最吸引学界注目的是村落性质问题。
参加这个研究计划的平野义太郎（1897—1980）和戒能通孝（1908—1970）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在当时被认为是第一流社会科学者。但尽管基于同一种调查资料，他们所描写的华北农村形象却完全相反。平野认为华北农村的“会”（村公会、公会）是自然村落的自治机关，强调在农耕、治安、防卫、祭祀等集体活动中所表现的村民的协同意识。他指出，与以个人主义和竞争为特色的西洋社会相比，中国的村落内部具有一种互助合作的亲和性。他主张无论中国和日本，亚洲社会的共同特色是乡土社会的这种家族主义和协同意识，这也是西洋社会所没有的亚洲特有的价值。
戒能批评平野的看法。大略讨论如下：在中国农村，作为惯行的土地所有权非常近似于西洋近代的所谓无限制的所有权。在西洋或日本前近代社会中很容易发现的家族、宗族乃至村落习惯法严格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现象，在中国似乎不存在。这是因为一般农民对自己村落里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缺少共同归属于某个集体的认同意识。乍看之下，中国社会在个人经营的自由度上好像比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更为先进，但实际上缺少现代社会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即由相互认同的结合意识所支撑的规范秩序。在近代西洋形成的国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秩序，正萌芽于能够对抗封建领主权力的农村共同体中。这些共同体一方面限制个人的自由活动，另一方面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规范秩序的摇篮。
“与日本或西欧等不同，中国社会之中没有共同体”，戒能通孝的这一争辩，对以往的共同体论发起了冲击。正如旗田巍在战后撰写的论文中尖锐地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围绕中国共同体的争论，并非只是学问上的争论，而是处于战争旋涡中的日本所面临的现实课题，即日本是亚洲型的社会还是西欧型的社会？日本应以什么样的社会为理想目标而前进？
通过这一争论，以往的共同体论受到了冲击，然而，若是像戒能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没有共同体，那么中国传统社会仅是由力量支配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吗？使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又是什么呢？对这类问题的关心，亦被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继承下来。
日本学者不仅关注农村，而且在城市也进行了调查。经济学者根岸佶（1874—1971）作为东亚同文书院教授［后来任东京商科大学（现在的一桥大学）教授］从事中国各城市经济状况的调查工作。他通过对行会的研究
，积极地评价了社会团体领导阶层的作用。关于城市行会，法律史学者仁井田陞（1904—1966）、历史学者今堀诚二（1914—1992）的调查研究在战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仁井田与今堀合作调查了北京的行会，基于许多碑刻资料和口述资料在战后刊行了《中国的社会和行会》等著作。
又，今堀根据对内蒙古等城市的调查，战后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等三部著作。
仁井田、今堀与根岸不同，其着眼点在于，行会等社会团体为封建社会的支柱，认为它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被消灭之物。《清代地方城市（县城）的构造》（《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第3部第2编）一文，即阐述了今堀的“城市共同体”论。
20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学界，虽然没有如中国那样展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这样大规模的争论，但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意见分歧相当明显。有一群学者把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中国社会性质等同于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封建社会”乃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
，认为专制国家或者社会集团拥有很强控制力会阻碍社会现代化。另一类学者强调中国社会跟西洋、日本的前近代社会不同，是一种流动性颇高、竞争激烈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得不结成各式各样的集团来保护自己。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专制国家或者社会集团的巩固，不如说是竞争的过度激烈以及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柏祐贤（1907—2007）的《经济秩序个性论》（1947—1948）、村松祐次（1911—1974）的《中国经济的社会态制》（1949）等是从后者的观点来讨论中国经济独特性质的代表著作。
[1] 有关内藤湖南的研究为数不少，比如：增渊龙夫.关于历史家对同时代史的考察.东京：岩波书店，1983；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山田智，等编.内藤湖南和对亚细亚的认识.东京：勉诚出版，2013。日本国外的主要研究有：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Joshu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 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内藤湖南的著作被汇集于《内藤湖南全集》全14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1976）。
[2] 有关以白鸟库吉为中心的东大东洋史学科的研究有：五井直弘.近代日本与东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斯特凡·田中（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白鸟的著作被汇集于《白鸟库吉全集》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69—1971）。
[3] 史禄国.满洲族的社会组织.大间知笃三，户田茂喜，译.东京：刀江书院，1967（S.M.Shirokogorof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 Shanghai，1924）（可参见高丙中的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外务省调查部，译.东京：日本国际协会，1937；东京：生活社，1941（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Монголовэ：Монгольский Кочевой Феодализм. Ленинград，1934）（可参见刘荣焌的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4]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 5 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1929）（可参见区宗华的中译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