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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清朝的灭亡对很多国家来说，意味着清史研究不再是对“时事”的关注。巧合的是，清朝灭亡前后，海外很多国家的清史研究经历了断裂。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清史研究，甚至在20世纪上半期直接中断。由于政权更替等方面的影响，各国清史研究的横向联系也出现过断裂。当然，海外清史研究依然充满跨越国界的关联。在整个20世纪，清史研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历起伏，研究中心不停地转换，研究范式和主题也不断转换，但各个国家的学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在某国兴起的潮流，经常很快就扩散到他国。源自欧洲的各种思想的渗入，恐怕是20世纪清史研究最大的特征。不管是中国的近邻日本，还是欧洲的亲戚美国，清史研究无不受欧洲思想的影响。
很多国家的清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了断裂。东邻朝鲜，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很快失去独立国家的地位。一同失去的是朝鲜王朝对清朝的关注这一历史传统。在日占时期，朝鲜学术丧失了独立。金成修指出，在日本学者的主导下，朝鲜境内的东洋史专业逐渐形成中国史和满（洲）（朝）鲜史两大研究方向，而且，朝鲜东洋史的目的在于建立和中国史分离的东洋史，即满鲜史。
这种学术完全服从并服务于日本的东亚政策，同朝鲜王朝对清朝的关注迥然有异。钟鸣旦在论述了清晚期低地国家对清朝历史和时事的研究之后，立即跳到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
在这几乎横跨20世纪的数十年，低地国家的清史研究即便不是完全空白，在回顾者钟鸣旦看来，也至少是乏善可陈。类似地，巴斯蒂指出，一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很少有法国学者在法国本土从事清史研究。有的断裂可能是局部的。在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在华俄罗斯传教团的历史作用很长时间得不到客观评价。直到1990年代初，俄罗斯学界才能全面客观地研究俄罗斯在北京的传教团。
清史研究在各国之间的横向关联也在20世纪出现了断裂。二战后不久，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独立国家。两国的清史研究，也因为政治上的分裂而各走各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中西学术交流也随之中断。这种中断直接终止了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和档案查阅，进而影响了这些国家清史研究的史料、内容和旨趣。由于无法前往北京查阅档案，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2016）撰写《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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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得不依靠地方志等史料。在罗威廉（William T.Rowe）的笔下，冷战和越南战争使得清史研究者们分化为“左”和“右”两派，他们要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亲近，要么同失去大陆的国民党政权亲近。
反之，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大陆新开放的清朝档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诸多海外清史学者的选题。
尽管遭遇到了种种断裂和中断，但20世纪海外清史研究依然是一个充满联系的整体。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深刻影响了诸多国家的清史研究，由此导致各国学者在回顾过去百年来的清史研究时采用的分期节点展示出高度的近似。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这一年自然成为清史研究的新开端。岸本美绪（日本）、H.A.萨莫伊洛夫（Н.А.Самойлов，苏联）、何娜（Hannah Theaker，英国）和巴斯蒂（法国）均将二战结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视作本国清史研究的一个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均与史学研究的转变息息相关。与此一致，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均将20世纪末期视作各自国家清史研究转向的关键节点。
在不同国家之间，既有清史学者的跨国研究，也有学术潮流的跨国传播。就前者而言，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学者或许可以视作典范。在民国时期，传教士依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少人在传教的同时从事清史研究。由于历史原因，英美两国的清史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内的诸多美国学者曾经在英国求学，英国出身的著名清史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长期在美国任教，而英国清史研究的专业化又可归结到一个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身上。巴斯蒂指出，20世纪前半期，法国清史研究最优秀的作品都出自在华法国学者之手。
费正清的成长经历，可以视作国际学界密切联系的最佳例证。费正清出生在美国，主要在美国接受教育，但研究生期间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他花了很长时间陪同退休后在英国居住的马士——一个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美国人，也是一名出色的清史研究者。马士深深影响了费正清的治学，成为费正清的“精神之父”。正是在英国，费正清通过英国人的视角了解近代中国。1932年，费正清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1895—1965）的指导下阅读清朝档案。蒋廷黻来自湖南，中学以后主要在美国接受教育，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蒋廷黻不仅为费正清训练语言和文献基础，还以其“现代化”（亦作“近代化”。本书尊重各位作者或译者的表述，未做统一）史观深深影响了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除了学者之间有着跨越国界的联系外，学术思潮的流动也是跨国界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欧洲汉学中心法国，清史研究题材很丰富，不少选题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法国学者这一时期对清朝医学、法律、宗教、艺术等进行了研究，很多课题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是学界热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传教士、数学家和哲学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Matre，1889—1975）在民国时期就认为，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基督教人文主义和欧洲科学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而不是发端于戊戌变法或者19世纪中国对西学的引进，更不是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换言之，中国的决定性转变不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是与欧洲近代思想的形成在同一时期。巴斯蒂高度评价了裴化行的研究。仔细审阅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将清朝前期视作“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等视角，裴化行的研究给人一种似曾相识而又未卜先知的感觉。
日本的清史研究学术影响力巨大。且不说朝鲜曾是其殖民地，韩国的清史研究就带有深厚的日本烙印，对美国等国的清史研究来说，日本学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自1920年代以来，日本的满鲜史研究，影响了韩国史学家对东亚的认知。韩国学界起步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可以说紧跟日本学界的步伐。日本清史研究不仅研究选题广泛，在深度和精细度方面也首屈一指。以八旗研究为例，日本学者非常注重使用满文文献，在视野上或许出于政治原因，强调满蒙等边疆地区的历史。日本的八旗（或满洲）研究直接影响了美国“新清史”，也对韩国等国的满蒙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二战后，日本学者严厉批判了日本学界过去将中国传统社会视作停滞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们将清代视作中国内部解体的时代。1948年，北村敬直（1919—1990）发文指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并非停滞的，而是自晚明实施一条鞭法就开始变化，从内部解体。
日本学者的这一视角极具前瞻性，到1970年代，美国学界才出现柯文概括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社会史革命转向：美国清史学界不再坚守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不再认为清朝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是停滞的，进而强调中国内部自身的变化。罗威廉指出，日本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东京学派的研究，是美国社会史革命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整个20世纪的史学研究多笼罩在欧洲人创造的各种范式之下，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也是20世纪史学研究中范式称雄的表征之一。除实证研究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或者说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研究，是20世纪海外清史学界中影响力最大的史学流派。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在西欧，但苏联和新中国因为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在清史研究中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1949年以前，苏联历史学界因为过于关注中国的革命，清史研究可以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少量的有关清史的研究也多注重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清史研究开始深入。就研究主题而言，主要是农民起义、革命、改良、清代社会结构和对外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社会发展论可以说贯穿整个苏联时期的清史研究。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对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叶菲莫夫（Г.В.Ефимов）教授所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被翻译成了波兰语等东欧文字并部分节译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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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甚至被翻译成日文，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一定影响。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清史也是20世纪日本清史研究的显著特征。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在20世纪，尤其是1980年代以前，以其开放的学习态度和多年来对中国尤其是清朝历史知识的积累，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大批高质量的成果，是潮流的主要引领者之一。二战之前，日本学界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到宗族和村落等共同体的研究上。1930年代，森谷克己（1904—1964）运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中国的同行郭沫若、吕振羽等人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同时，日本学者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应用到满洲研究中，开始探索满洲社会的发展历程。自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日本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高潮。虽然自二战起，尤其是1949年以后，日本同中苏两国的学术交流一度受到影响，但在日本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学者关注的内容（如经济、赋役、社会阶层、土地制度、农民起义）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阶级分析、社会发展阶段论等），均同苏联、中国展示出高度的近似。总的看来，日本和中国、苏联等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清史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在日本学者的回顾中，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并没有苏联式刻板的说教。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又深刻地影响了韩国清史学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Philip A.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tructure ，1796-1864.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可参见谢亮生等的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叶菲莫夫.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二版）.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1（Ефимов Г.В. Очерки по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Изд.2-е.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51）； 转引自H.A.萨姆伊洛夫.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的清史研究.荆宇航，译.清史研究，2018（1）。萨姆伊洛夫也译萨莫伊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