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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百年清史研究史”指代的是1912年清朝灭亡以来的清史研究，但不管是东方的朝鲜、日本，还是西方的英、法等国，都在1912年之前对清朝有所了解和研究。许多作者均不约而同地叙述这些研究，将其视作本国清史研究的底色。由于不同国家与清朝的关系不同，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截然不同，他们了解和研究清朝的动机、方式大不相同。
对东邻朝鲜来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了解清朝始终是至关紧要的任务。中朝之间一直存在频繁的交流。时至今日，朝贡使臣和随行人员留下的“燕行录”，依然是中、韩两国学者大量使用的文献。参加过朝贡使团的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等学者，向朝鲜介绍清朝的新学风以及西学，甚至形成了“北学派”。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朝鲜朝廷出版了不少满语教材。不过，金成修认为，尽管朝鲜对清朝的关注和知识的积累，是“韩国清史研究中不能遗漏的底色”，但朝鲜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清学”。而且，在金成修看来，与朝中两国频繁的交流相比，除了官方外交文书外，朝鲜留下的有关清朝的资料或记录，相对有限。
东邻日本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与清朝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的德川幕府（1603—1868）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却非清朝的属国。1644年之前，德川幕府就制定了锁国政策，但日本依然积极搜集海外情报。中国的明清易代很快就吸引了日本社会的关注。18世纪上半期，日本的清史研究已经正式起步。在幕府的鼓励下，“寄合儒者”（属于幕府的儒者）开始翻译康熙《大清会典》等清朝官政书，并留下了《明朝清朝异同》等研究成果。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远不止于政治方面，他们将很多从中国输入的书籍加以翻刻（“和刻本”）。日本今日依然存有许多有关中国的古籍。日本学界重视田野调查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显露端倪。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因为俄国南下，日本关注北方问题。幕府官员间宫林藏（1780—1844）前往东北亚调查，写出调查报告《东鞑纪行》。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清史研究都是基于对时局的关心，但学术水准很高。江户时代汉学、儒学和国学的深厚传统都深刻影响了近代日本学术。
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交往频繁。这一时期，日本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全面研究中国政府和社会。晚清时期大量的调查报告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朝灭亡前夕，被视作近代学术一部分的日本清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分别于1907年和1910年成立东洋史学讲座，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内藤湖南（1866—1934）和白鸟库吉（1865—1942）。后来被誉为日本清朝政治、社会之研究始祖的内藤湖南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就通过《清朝的过去及现在》这一演讲阐述了他的清史观。内藤认为，清朝的崩溃并非突发事件，而是清中期以来一系列变化的结果。
内藤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清代的考证学尤为推崇。东京大学的白鸟库吉曾经在欧洲留学两年，高度评价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以赶上和超越欧洲东洋学为目标。不难看出，日本近代清史研究从一起步就糅合了东、西学术传统。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汉学、清代考证学、近代欧洲史学方法等不同传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日本中国研究的特色，也奠定了后来日本清史研究在海外学界的领先地位。
与朝鲜、日本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了解、研究清朝的急先锋和主将是传教士。毋庸置疑，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传教，但也向欧洲和美国传递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时很多传教士也是清朝（清史）研究者。巴德妮（Paola Paderni）、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re）不约而同地提到意大利（其时，意大利只是地理名词）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其用拉丁文撰写的《鞑靼战纪》（ De bello Tartarico ）是欧洲第一部讲述满洲征服中国的著作，被翻译成法、德、英、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是当时的畅销书。在欧洲汉学中心法国，政府还专门资助传教士前往中国。从1685年法国国王决定资助开始，到1755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为止，有114名耶稣会士得到资助来到中国。专门保存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官方或私人报告、信件、教会文档的克莱蒙学院（即现在索邦大学旁边的路易大帝中学）成为法国研究清朝的重镇之一。1735年，耶稣会神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利用来自北京的文献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 [1] ，在欧洲引发巨大反响。步入近代，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甚至引发大量教案。他们在中国研究领域依然举足轻重。比如在英国，大部分中国学的岗位由回国后的传教士占据。流行一时的《中国总论》作者卫三畏也是一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 [2]
除了传教士外，不少政府官员对清朝研究起到重要作用。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曾作为马戛尔尼的侍从一同出访中国。他将《大清律例》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并且是英国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创始会员。清末对美国人认识中国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马士（1855—1934）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曾任海关税务司。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使用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等一手资料，至今依然被学界广泛征引。 [3] 他在《中朝制度考》中如此描述清朝皇帝：清朝有“伟大的康熙”“全能的乾隆”，嘉庆朝开始衰败，道光虽然不懈努力但回天乏力，到他在清朝任职的时候，清朝的失败已经无可挽回。 [4] 这一描述在英语学术界奠定了清朝失败的叙事基调。
在诸多西方国家中，法国的汉学和清史研究独树一帜。早在19世纪初，清史研究就开始进入法国大学体系。1814年，复辟的波旁王朝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汉语、鞑靼语-满语语言文学教席，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成为首位教授。雷慕沙的继任者们也多为国际汉学界的优秀学者。后来，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设立“通俗汉语”教席。鸦片战争之后，法国的清史研究涉及清朝对外关系、政治、军事、法律和经济等方方面面。法国学者对清朝统治区域里人种（民族）的多样性极为关注。19世纪晚期法国在华的学术考察有很多都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巴斯蒂坦言，这种学术思路同法国对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有关——中国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与法国印度支那地区的民族类型相同，了解中国这些民族的具体情况，有利于法国进行殖民统治。
为现实服务恐怕是晚清时期日本和西方列强（欧洲和美国）清史研究的共性。对于当时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关注和了解清朝本身就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巴斯蒂和日本学者都提及晚清时期各自国家对清朝时事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清朝制度和对外关系是多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从研究方式来看，各国均重视现场考察。在清朝藩属国越南、朝鲜相继陷入西方或日本控制之后，清朝时期的海外清史研究专家很多就是政府官员或者传教士，他们的研究很多带有强烈的政治或者宗教动机，有些研究甚至直接为侵略中国服务。尽管如此，不应忽视他们的学术水平和贡献。
清朝时期的各国家和地区的清史研究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在西方民族国家尚未完全成型的时候，很多欧洲传教士受罗马教廷的派遣来到中国。他们传递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在欧洲并无明显的国界限制。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低地国家（今比利时和荷兰）招募了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传教士前往中国。美国人马士退休后在英国居住。欧洲汉学的喉舌《通报》（ T’oung-pao ）就由法国的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又译作考迪埃）与荷兰学者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又译作施列格/施古达）于1890年共同创立。
从学术传承来看，清朝时期东（朝鲜、日本）西（欧洲和美国）方对清朝的研究了解就已经出现了很大不同。朝鲜和日本因为处于汉字文化圈，中国本土的学术已经是它们学术传统根基的一部分；对欧洲和后来的美国来说，中国始终是异域，尽管它们都和中国有文化交往，但受到的影响无法同朝鲜和日本相比。这种不同传统下的清史研究，到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个简单事实是，在日本和韩国都历经无数“欧风美雨”之后，两国学者此次都直接用中文撰写本国的清史研究，而其他章节的西方作者均用母语写作。
[1] 其全称为《中华帝国及鞑靼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风物志》（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又译为《中华帝国及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和博物/自然之描述》）。
[2] 卫三畏.中国总论（S.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Government，Education，Social Life，Religion，etc.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2 volumes.New York：Wiley and Putnam，1848）（可参见陈俱的中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10—1918）（可参见张汇文等的中译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4] 马士.中朝制度考（Hosea Ballou Morse.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s，Green，revised edition，1913：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