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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世纪朝中关系研究是韩国清史界的老话题。大韩民国建国以来，韩国人如何面对清代历史？为了韩国学术界的成熟发展如何进行清代历史研究呢？1960—1980年代韩国学术界总是围绕以上问题探索韩国清史研究的出路。虽然目前清史研究界的课题和关注的领域都已经相当多元化了，可是朝鲜与清朝之间的交流一直是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依然是韩国清史界的重点之一。
全海宗在研究韩中关系史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他从1960年代以来利用《同文汇考》写了多篇文章。
他还以金正喜（1786—1856）为例，关注了清代学术对朝鲜学人的影响以及朝鲜实学与清代学术界的关联性。
在全海宗之前，金圣七（1913—1951）利用《通文馆志》、《增补文献备考》、《经国大典》、《钦定大清会典》和各种《燕行录》等朝鲜后期以及同时期清朝的资料，考察了朝中关系史。
由此，在当时韩国历史学界热门话题“实学”研究的潮流之下，黄元九分析了《与犹堂全书》一书中提到的清学记事。
后来他在一系列文献中，观察到了朝鲜与清朝之间书籍交流的痕迹，其中不仅包括清朝对朝鲜的影响，也包括朝鲜对清朝的影响。他又举《大明会典》、《皇纪辑略》和《廿一史约编》等例子，研究了明清两朝在史书辨正工作中同朝鲜的交流。
17—19世纪韩中关系史研究逐步侧重于19世纪后期两国关系的变化，其要点是重新认识清朝如何试图把朝贡关系转变为属国体制。高柄翊的研究说明了朝贡秩序走向近代的转变过程及其对韩国历史的影响。
在上述问题意识之下，辛胜夏的文章探讨了1876年朝鲜开港在经济和外交上给朝鲜带来的变化，以及清朝由于开港而实施政治和经济上的属国化政策。
研究早期中韩关系的学者还有金钟圆和李阳子等。
在17—19世纪韩国古文献中，与清史有关的有《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外交文书等官纂资料以及包括经世性文章在内的个人文集和《燕行录》等。这些资料分散在若干单位，如奎章阁、国家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各大学图书馆、各地书院等。有的资料所藏单位直接成为研究机构，奎章阁就是其中之一。1776年，奎章阁成立，其雏形是朝鲜宫廷图书馆及研究机构。1928—1930年，时值日本强占期，当局把奎章阁的图书迁到京城帝国大学图书馆。因此，1948年建国以后，奎章阁附属于首尔大学。2006年，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专门的韩国学研究机构，发行《奎章阁》、《韩国文化》、《韩国首尔研究杂志》（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等三种杂志。除奎章阁外，还有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古典翻译院、东北亚历史财团（2006年成立）等韩国古文献研究机构。国史编纂委员会（前身是1946年建立的国史馆）正式成立于1949年，它从事国史编纂与古典整理、普及工作。韩国古典翻译院（2007年成立）继承民族文化推进会（1970年成立）的活动，比如1986年以来进行的“韩国文集丛刊”工程等。该工程目前翻译了151种802册古文献，在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公开了相关成果。
除了上述政府出资的研究机构的活动外，政府基金也支持了不少个人或集体的翻译工程，其中包括外交文书的整理与翻译。在朝鲜政府中掌管外交文书的机构是“承文院”，也叫作“槐院”。承文院的文件被整理为《吏文辑览》《槐院誊录》《同文汇考》等。裴祐晟、丘凡真等将《同文汇考》的内容按照疆界、敕谕、犯禁、刷还、犯越史料等条目分类，进行了标点与翻译；丘凡真进行过《吏文》的译注。
金暻绿介绍了《同文汇考》等外交文书的结构、研究方法以及利用它的研究个案等。
金暻绿和丘凡真还撰文介绍了外交文书的概况、形式、结构。
清末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外交文书也得到整理。金衡钟等人翻译出版了有关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集，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资料，由1864—1912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1901年以后）发送接纳的4300余文件构成的。第一卷的内容有越境伐木、韩民越界、吉林遣回越界韩人、俄人招引韩人开垦、查拿及禁阻韩人越界、中俄交涉逐回越界韩人等；第二卷有商议勘界、考察边界、韩民越境开垦与被遣送还、垦民编籍与丈量垦地、日人请照游历东北的资料；第三卷包括了有关清日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资料。接着金衡钟又出版了1880年代朝清国境会谈资料。
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关系到韩中国边界研究、朝鲜人民移民东北史、清末东北区域史等多个研究领域。任桂淳、裴祐晟、金宣旻也研究过韩中边界。他们描述了两国国界谈判的进程，分析了谈判中提到的历史地理上的争论以及近代国境线概念的形成过程等。
在清代朝中关系研究中，“燕行录”或“朝天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资料。
它们是除了使臣的正式报告“誊录”以外，以日记形式记录的个人使行录。大部分参加使行的官僚或者随行员留下了“燕行录”或“朝天录”。因此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而且在韩国文学研究方面，“燕行录”都成为令人瞩目的研究课题。
韩国文学研究者林基中主编的《燕行录丛刊》与《燕行录研究》即为代表性例证，不过本文不准备仔细讨论韩国文学方面的成果。
在林基中的《燕行录丛刊》出版以前，韩国学术界一直进行资料整理，《国译燕行录选集》是其成果之一。黄元九介绍了“燕行录”的史料意义。
另外有关《漂海录》的研究比较活跃。徐仁范和朴元熇都译注并分析了《漂海录》。
[1]
虽然《漂海录》不属于正式使行录，可崔溥（1454—1504）记录了漂海到宁波、周游江南的经验，描述了15世纪中国商业的发展，比较南北风俗等，也是研究朝鲜时期韩中关系中可贵的资料。
随着燕行录研究的成熟，清史研究界纷纷发表了“燕行录研究史”以及与燕行录相关联的文章。
韩中关系史、东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专家崔韶子提到了中国东北研究中燕行录的重要性、来朝明清使臣的记录与燕行录的比较、李鸿章等清末人士在燕行录中的记载、追求燕行录包容的时代精神等多方面问题。同时为了“燕行学”的下一个阶段性发展，她主张一定要利用燕行录以外的文集、外交文书等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
2012年8月，东国大学燕行学研究所（现为“东国历史文化研究所”）以“东亚的沟通与交流”为主题召开了国际研讨会。林基中、崔韶子、荷见守义、赫晓琳等学者参加会议，发表了有关燕行录的记录特征、研究史、明末清初两国边界、东北商业史等文章。会后，出版了相关论文集。
其中崔韶子仔细讲述了目前有关燕行录的研究成果。
她与曹圭益等学者将有关燕行录的论文按照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思想、礼仪、服饰、建筑、绘画、地理等条目分类，出版了《燕行录研究丛书》一书，这是国内“燕行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目前把燕行录与清史研究相结合的现象比较活跃。1987年崔韶子关注了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明清西学。十年后（即1997年），在韩中关系活跃的国际环境下，她又出版了韩中关系的综合性研究书。
她重视燕行使臣在18世纪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从各种燕行录中发掘证据。
她还撰文比较了英国与朝鲜人士的来华活动对中国以及各自国家知识分子的影响。
她继续深入研究燕行录描述的中国社会，尤其关注了18世纪朝鲜士人对中国的认识，深刻分析了燕行使臣看到的清朝行政、皇室、清士人的朝鲜认识、使行贸易、市场经济、情报传递、人文地理等问题。
郑恩主也重视18世纪使行记录、使行图。他介绍了朝鲜使臣接触的西方文化如西洋画、地图、天主教教义，以及宫廷礼仪等。
河政植和金暻绿的文章分析了燕行与情报传递。
宋美玲在燕行研究中从清史研究的角度，重视金昌业、洪大容、李德懋、朴齐家、朴趾源等18世纪参加燕行的非正式使行人员的记载。因为他们是非正式人员，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对自由一些，能够表达自己的观察内容以及感想等，其史料价值比正式人员留下的还要高。作者在这些人的燕行录中发现了对明清两朝的不同看法及其变化。
车惠媛和丘凡真从清帝国秩序、外交礼仪的角度重新思考了在燕行录中最受关注的朴趾源《热河日记》和热河使行的意义。车惠媛论及朴趾源《热河日记》所描述的国际关系时注意到，在朴趾源以前，朝贡使行一般没有到过热河。按照常规，热河进贺兼谢恩使臣之活动是非常特殊的。她试图以此说明18世纪国际秩序的变动。
丘凡真也在文章中提到，朝鲜使臣到热河参加万寿节的意义以及万寿节代表的清帝国秩序。
这些清史研究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重新解释了燕行录描述，分析了朝鲜士人眼中18世纪的清朝，突出了清史研究中“燕行录”的史料价值。对清史研究而言，除朝鲜外交文书以及燕行录以外，另一重要资料是“使行记录画”。郑恩主对使行记录画和西洋画的传播、《皇清职贡图》、《李信园写生贴》的研究值得关注。在这些研究中，郑恩主介绍了明清两代朝鲜使臣的使行记录画的情况，同时谈及了清朝宫廷绘画中的朝鲜使臣、记录画的描画过程以及在燕行中画员的角色等。作者还探究了清朝书画在朝鲜的流通过程，分析了《李信园写生贴》中描述的1805年至1812年在北京召开的重华宫燕、蒙古包燕、紫光阁燕的情景。
[1]
崔溥.漂海录.徐仁范，等译.首尔：Han-Gil-Sa
，2004；朴元熇.崔溥《漂海录》译注.首尔：高丽大学出版部，2005；徐仁范.朝鲜官人看到的中国江南：以崔溥《漂海录》为中心.东国史学，2002，37；徐仁范.崔溥《漂海录》研究：崔溥描述的中国江北与辽东.国史馆论丛，200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