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机构的成立与清史研究的起步

一、“东洋史学会”的活动与清史研究在韩国

二战以后，韩国社会尚未恢复稳定，又陷入内战状态。1953年休战之后，又过了10余年，东洋史学界开始活动，于1965年成立了东洋史学会。其中闵泳珪（1915—2005）、全海宗（1919—2018）、李龙范（1921—1989）、尹南汉（1922—1979）、高柄翊（1924—2004）、黄元九（1929—2004）、闵斗基（1932—2000）等学者开始进行了与清史有关的工作。因为他们是在汉学的基础上从韩国国学研究开始投身于东洋史或者中国历史，所以研究范围不限于清史，包括了不少与朝鲜史有关的内容。从与清史有关的研究成果来讲，韩中关系、儒学和清末改革思潮等问题成为当时研究主流。各项研究内容与意义详述在第三节到第六节。

学会成立第二年，即1966年10月，东洋史学会发行了《东洋史学研究》，到2007年9月发行了第一百辑特辑号。 1984年以前，杂志每年发行一次，从1984年开始一年发行两次，到1992年开始一年发行四次。此后，该杂志一直保持每年四次的刊发频率。除了定期发行《东洋史学研究》以外，学者们还一起出版了不少有关东洋史的史料集、通史性研究丛书等，奠基了韩国东洋史的发展基础。

随着研究队伍规模扩大、研究方向多元化，从1983年开始，东洋史学会分为几个分组学会进行活动。从1990年代开始，这些分组学会正式成立独立学会，比如中国古中世史学会（1984年）、宋辽金元史研究会（1995年）、明清史研究会（1983年，1995年改名为“明清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1992年）等。 后来分组学会在运作中遇到了断代问题，比如明清史学会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之间以辛亥革命为界，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也被称为“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不过，清末与近代中国研究之间存在交叉性问题。类似现象也发生在其他领域，譬如唐宋元明时期的历史研究等。因此，随着研究环境的变化，将来这些分组学会的名称或者断代方式也会有所改变。

下面的表格介绍了1966—2014年在《东洋史学研究》上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论文数量、每个分组领域的论文数量以及明清史研究论文所占的比率。目前韩国研究清史的活动基本上与明史研究连在一起，因此没有做出清史研究单独的统计。

从以上统计看，与明清史有关的文章在整个《东洋史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所占比率相当高，在第五期、第六期（1990年代中叶）达到41%~45%，到2014年总计也达到了31%。从上面表格可以分析出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明清时代相当于韩国的朝鲜时代。这一时期资料比其他时代更丰富，朝鲜与明清两朝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本国史研究者对明清史有浓厚兴趣。因此，朝鲜史与明清史研究者之间交流频繁。其实不仅是交流，有时研究者自身也担当两种角色。例如，1950—1960年代有几位学者，比如黄元九从朝鲜史转到明清史领域，这在韩国并不罕见。最近做明清史的年轻学者继续写关于燕行、朝鲜政治、朝鲜学术史等方面的文章。可以说，韩中关系史在韩国明清史学界有着特殊位置。

第二，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引起的政治环境变化对学术界影响非常大。从《东洋史学研究》创刊到第五期（1992—1995），每十辑发表20多篇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到了第六期（1995—1997）之后，每期中国史的文章多达40多篇甚至是60多篇。当然，规模的膨胀不一定代表质量的优秀，可是与中国学术界直接的交流、考察的机会以及留学、接近档案资料等研究环境的改善对推进韩国的中国历史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第七期，即1998年以来明清史的研究成果在《东洋史学研究》中所占的比率为什么下降了呢？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在于表面上研究成果数量增加，而新的研究队伍却尚未充分形成。从1997年开始发行一年两次的《明清史研究》，而且研究清末的学者开始参与1998年成立的中国近代史学会，该学会从2000年开始发行《中国近代史研究》。如此，1990年代后期以来定期发行刊物的增加影响到《东洋史学研究》上发表的有关明清史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比率。

当然，《东洋史学研究》不能说是唯一研究东亚、中国历史的杂志。震檀学会（1934年，发行《震檀学报》）、韩国中国学会（1962年，发行《中国学报》）、历史学会（1966年，发行《历史学报》）、中国史学会（1986年，发行《中国史研究》）等也发行自己的杂志。但是，不能否认，东洋史学会在亚洲历史研究中所占据的代表性地位以及它的学术担当，清史研究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明清史学会”的活动与清史研究在韩国

1983年11月26日，在吴金成（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崔韶子（梨花女子大学史学系）、崔甲洵（韩国外国语大学史学系）等几位教授的发起下成立了明清史研究会（1995年改名为“明清史学会”）。到1988年，当时国内研究明清史的领先学者，比如曹永禄、申龙澈、权重达、金钟博、朴元熇、全淳东、郑台燮、尹贞粉、宋正洙、金弘吉、朴基水、郑哲雄、元廷植等都陆续参加了该学会并出任会长。因此明清史学会开始正式成为有代表性、全国性的明清史学研究机构，目前有200多会员参加学会的活动。因为明清时期正吻合朝鲜时代，所以学会中有不少研究朝鲜史的韩国史学者。学会于1992年开始发行《明清史研究会会报》，到1994年12月从第三集开始改名为《明清史研究》。

明清史学会一开始每月举行两次研讨会，发表论文或者研读史料，会员之间共同交流研究课题或国外研究成果、史学界的信息等。这对研究水平的提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明清史学会大约一个月举行一次研讨会。其阅读会选过以下明清时代资料与国外代表性著作，譬如何炳棣、瞿同祖、郑天挺、丁易等的著作，以及《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皇明经世文编》和《皇朝经世文编》等。 ^[1] 其中，何炳棣的著作被翻译为《从社会史观点看中国科举制度之研究》 ，张仲礼的研究被翻译为《中国绅士》。 ^[2] 近几年，学会继续组织阅读《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可以说，学会引领了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热潮。

明清史学会出版了集体研究成果《明末清初社会研究》。这是关于明末清初时期的综合性研究，同时也是韩国明清史学界集体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其中一些论文反映了当时学界关注明末清初社会变动的情况。 ^[3]

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辑的《讲座中国史》7卷中第四卷、第五卷包括明清史方面的文章。计划本系列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以此作为研究入门书，介绍目前有关部门的研究动向、热门领域等，促进明清史学界的参与和发展。不少明清史学会会员参与其中，如曹永禄、吴金成、崔甲洵、崔晶妍、金斗铉等。他们在第四卷《帝国秩序之完成》中探讨了明末清初社会变化，明清政权的统治体系，国家权力与绅士、思想、阶级斗争等问题，接着在第五卷《帝国秩序的动摇》中，载入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方面的文章。上述活动成果是该学会与韩国明清史学研究逐渐开始成熟的标志。

为纪念明清史研究会成立10年，从1992年起，该研究会成立夏季研讨会。为了整理发表夏季研讨会的成果，该研究会开始发行《明清史研究会会报》（1992年12月）。到1994年改名为《明清史研究》，至今未变。它不仅收录研讨会的成果，而且登载有关明清史、朝鲜史、韩中交流史等方面的论文。《明清史研究》一开始每年12月份发行一次，而到1997年开始一年发行两次，分别在4、10月份，目前发行到了42辑（2014年10月）。另外明清史学会作为东洋史学会的分组学会，也继续参加“全国历史学大会”，每年10月（2010年以前每年5月开会）在两天的大会上组织明清史研讨会，参加全国性历史研究者的盛会，而且每年4月—5月中也组织明清史研讨会参加东洋史学会的春季研讨会（2010年以前开“秋季研讨会”）。为了初步了解该学会的活动内容，以下简单介绍明清史学会的夏季研讨会。

除上述活动以外，明清史学会与国外学界的交流更活跃。1995—1996年陈振江、张洪祥、宋旭、徐凯、陈尚胜、葛荣晋、周维铮、小野和子等参加了与明清史学会相关的研讨会。

从以上表格看，韩国明清史学界在1990年代之后主要课题集中于制度史、思想史、经济史、韩中关系史等方面，刚开始的五年夏季研讨会没有选定主题，而且2003年以前没有邀请国外学者一起进行过研讨会等活动。1992年韩中建交以后，韩国学者到中国访问以及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慢慢增加。2004年，学会召开创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时，首次邀请了中国、日本学者参加活动。这与1981年在韩国政府支持下成立的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现在名为“韩国研究财团”）有关。 此机构从1999年开始直接支持人文学科各种研究机构以及研究项目，其中包括支持召开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外学者等活动。

从1997年开始，每年活动选定一个主题，邀请国内外学者参加研讨会。近年来，制度史论文的比率慢慢下降。学者们共同认识到社会经济史的重要性，比如商人、市场、商品流通、消费、区域研究（广东、四川、湖广、福建、安徽等）以及城市、环境、宗族、社会变动等问题一直是社会经济史的热门话题。在明清史学会夏季研讨会上最受欢迎的其他热点包括韩中关系史以及明清时期围绕朝鲜的国际环境。这些话题在2004、2005、2008、2012、2013年一共5次被选为夏季研讨会活动的主题。虽然各种《燕行录》的内容互相有不少相似之处，可它们的存在很有吸引力，也许将来《燕行录》研究还有继续发展的余地。尽管学会会员都研究明清时代的中国，但是大部分会员也非常重视说明当时韩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大家认为这是学会对韩国社会的一种责任。

以上叙述初步介绍了韩国明清史学会的活动内容。从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学会活动基本上不包括对清末历史的研究。在1998年中国近代史学会成立之后，不少清代研究者从明清史学会转移到中国近代史学会（目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不仅是研究辛亥革命以后时期的学者，甚至是研究18世纪末—19世纪嘉庆以降的研究者也参加中国近代史学会。 如此看来，为了全面了解韩国的清史研究状况，我们还得专门谈到中国近代史学会以及其研究方向。本人在这次研究中没有完成这一点，希望在将来继续探索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的活动中近代史研究方面的成果。

[1] 何炳棣.明初以降的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可参见葛剑雄的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Ch’u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可参见范忠信的中译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丁易.明代特务政治.香港：波文书局，1950。

[2]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and Their Rol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张仲礼.中国绅士.金汉植，郑诚一，金钟健，译.首尔：新书苑，1993。

[3] 这些论文包括，曹永禄《明末清初东林、复社运动》、吴金成《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权重达《明末清初经世思想》、朴元熇《明末清初民众叛乱》、崔韶子《明末中国世界秩序之变化：壬辰、丁酉倭寇祸》等。详见：吴金成，等.明末清初社会研究.首尔： （Han-Ul Academy），1990。 wRFYAGhn2hCMWcMqPSUGjKb85Y+irog2ctG+RMc83m52GLxUZ9vbsZ9dJXiGdS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