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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朝鲜朝廷没有把握好改革机会。1910年，大韩帝国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地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期，韩国社会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风波激浪。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韩国几乎没有建立起有水准的研究机构。这意味着韩国学术界经历了严重的断层。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过渡期后，韩国慢慢出现了包括大学、研究会在内的各种国立或民立研究机构。这在清史研究方面也不例外。
目前，在韩国的大学学科（系）中，史学系、国史学系、东洋史学系、西洋史学系、历史文化系、历史教育系（属于师范、教育类大学）、基础教育或教养教育系等单位担当着历史研究与教育的使命。除本国史以外，在外国历史研究中，专门探究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及相关研究成果所占比率相当高。这也许是由儒学研究传统、悠久的韩中关系等韩国历史的特殊情况所引起的。在韩国历史上各朝代都与中国古代国家有着密切关系，以上现象是很自然的，其中更为突出的是明清史研究的成果众多。这些现象也许由朝鲜时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反映到当前国内世界史研究而造成的。
作为清史研究一百年的纪念活动，本章主要介绍韩国清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从中国历史以及历史学发展的角度看，清史研究一百年的开端应该与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新建官方以及民间教育、研究机构的活动有关，即现代教育机构以及学科建立以后研究清史的历史。如此一来，本章也许不大适合展示朝鲜时代古人对清朝的关注。这样本章的叙述只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可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不能忽略韩国传统时代对清朝的关注、情报与知识的积累，这是韩国清史研究中不能遗漏的底色。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笔者提议开拓“朝鲜清学”的新领域。目前国内将“清学”这一词汇偶尔使用在朝鲜时期有关满语的学问或“司译院”之官名。笔者建议这一狭窄的概念，重新建立“朝鲜清学”的概念，包括朝鲜对清朝多方面的知识与研究。过去所谓“北学”或“实学”的部分内容也可以形成“朝鲜清学”。17世纪以来，对朝鲜官僚、士大夫（两班）来说，了解中国是至关紧要的现实。明清交替，国内外的混乱逐步安稳下来，朝贡使臣、商贾频繁交往，建立了两国之间信息与物产流通的网络。这是“北学派”或“北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同清朝一样，朝鲜盛于18世纪。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朴齐家（1750—1805）等参加过朝贡使团。以他们为中心有燕行经验的几位学者被称为“北学派”。虽然在《湛轩书》《燕岩集》《北学议》等文集中，他们介绍了清朝的新学风以及西学，但是由于朝鲜国内保守的政治气氛，北学没有形成主流思想。
事实上，与清朝交流的频繁程度相比，当时朝鲜除了官方外交文书以外，有关清朝的资料或记录，留下的数量与范围确实有限。不过对清外交文书之总汇《同文汇考》
以及朝贡使臣与随行人员留下的多种“燕行录”，是在史学界受重视的代表性著作。
“燕行录”最近在清史研究界备受关注，大家都能够据此了解到朝贡关系比较细致的地方，将来可以进行微观角度的分析。可是如上所述，北学派没有成为当时主导政治势力，“燕行录”的内容也反反复复，互相模仿，重复的地方也不少。这也许表明使臣对记录燕行的态度，或者说明使臣对留下记录的犹豫态度。反而为了教育译官，国家出版了不少满语教科书，比如《清语老乞大》《三译总解》等所谓“清学四书”、《同文类解》、《方言集释》等等。
“清学训导”是礼曹附属“司译院”的满语教师，可是其他部门没有使用过“清学”这一词汇，再说没有正式形成过专门研究领域——“清学”。
整理朝鲜时代有关清朝的记录是清朝灭亡之后，朝鲜或者其继承政权与本国历史学界一起要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众所周知，清朝灭亡之前朝鲜政府就已经失去了主权。1919年流亡政府在中国开始活动，可是它没有考虑历史编纂。一瞬间断绝了历史与传统，没能预料到要恢复需要多长时间。为了重新了解朝鲜清学，下面第三部分“朝贡与燕行录：探索朝鲜‘清学’的可能性”将探讨这段历史与文献研究。
接着我们谈论现代研究机构的清史研究状况。如上所述，韩国学术界不能从20世纪初开始叙述本国研究清史的历史。1910—1945年，韩国经历了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国内把它叫作“日帝强占期”。一开始朝鲜总督府取消了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各种学会，不允许朝鲜民众进行学术活动。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朝鲜总督府开始强调“文化政治”，但隐瞒了殖民政策破坏朝鲜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是表面上允许研究朝鲜文化、语文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朝鲜语学会（1921年成立）等机构。在如此黑暗时期出现的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领域限于朝鲜语文、文化等方面。当时朝鲜的历史研究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朴殷植（1859—1925）、申采浩（1880—1936）、郑寅普（1893—1950）等韩国史学家在中国进行学术活动，出版了标志性著作。
这些活动基本上围绕爱国主义活动以及独立运动进行。因此，此时外国历史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同时国内学界力量也远远不够研究外国史，包括清史。
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殖民地朝鲜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一，朝鲜总督府设立了朝鲜史编修会，其前身为1916年的朝鲜半岛史编撰委员会。其二，1926年5月1日，京城帝国大学开校。其三，1930年，学术界组织了青丘学会。为了新修属于日本史的殖民地朝鲜的历史，朝鲜史编修会主要担任收集资料以及编撰与国史（即日本史）不冲突的朝鲜历史的工作。其编修官中有稻叶岩吉（1876—1940）和濑野马熊（1874—1934）。他们是在满铁历史地理调查室工作过的满洲专家。尤其是稻叶岩吉于1900—1901年赴中国留学之后，在1905年参军，从事翻译工作。后来他在1908—1914年又参加满铁历史地理调查室工作。在内藤湖南（1866—1934）的推荐下，他加入了朝鲜史编修会。当时他强调满鲜之间历史不能分割的观点，比如他主张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引起了满洲与朝鲜之间悠久的关系，因此形成朝鲜历史的主要王统都来自满洲的观点。满鲜一直存在一个经济圈，在历史上物流、人流交往很频繁，所以满鲜是一体的。
当然，上述主张直接联系到当时日帝的东亚政策，能够说明朝鲜的历史地位。从此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日本的满鲜史研究很可能影响到1920年代以来韩国历史学界对东亚的看法。
1926年，京城帝国大学开校，建立了法文学部。法文学部下面开设了法学科、哲学科、史学科、文学科等四种专业。其中史学科有国史学（即日本史）、朝鲜史学、东洋史学三种专业。虽然1928年金子光介开设西洋史学课程，可是没有西方历史专业。为了发展东洋史学专业，学校邀请了玉井是博（唐代制度史）、大谷胜真（西域史、渤海国史、东洋史学概说，朝鲜史编修会出身）、鸟山喜一（中国中世史、金代文化史）、市村瓒次郎（东洋史）、田中丰藏（东洋美术史）、藤塚邻（中国哲学）、秋叶隆（社会学）、奥平武彦（外交史、满洲国际关系史）等教授。在他们的努力下，东洋史学专业慢慢形成了中国史和满鲜史两大研究课题。
据统计，在1929—1942年，东洋史学专业34名毕业生中有15名是朝鲜人。文科毕业生野崎氏治在回忆中也提到1943年12月以后，京城帝国大学几乎没有学生读书而都被征募到战场。
所以我们只能利用1942年以前的统计。其中郑在觉（主攻明代兵制，就职于高丽大学）、蔡义顺（主攻北宋乡兵，就职于东国大学）、金声均（主攻清太宗时期与朝鲜关系，就职于庆熙大学）等继续从事东洋史学研究，而一部分学者参加了朝鲜人民政府，后来踪迹不详。如此看来，当时东洋史学专业的特色不是很明晰，可是从青丘学会的成立可以看出，朝鲜东洋史的目的在于“建立与中国史（支那史）分离的东洋史”，也就是满鲜史。
青丘学会基本上是以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朝鲜史编修会的主要人员以及日本留学派学者为主体而成立的研究机构。1930—1939年，学会发行了《青丘学丛》。它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满鲜等远东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此外，在参加青丘学会的学者中，李丙焘（1896—1989）等发起了另一个学会，即震檀学会（1934年11月）。它主要研究朝鲜历史、语言、文学、艺术，以及东亚地区文化与历史，这实际上是包括东洋史研究在内的第一个民间研究机构。1934—1941年，震檀学会一共发行了14期《震檀学报》杂志。孙晋泰（1900—1950）和都宥浩（1905—1982）等人在《震檀学报》发表文章，介绍国外社会史和民俗学等新学问。
不过，这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清史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