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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以社会构造研究为首、几个重点为中心而展开的以往研究相比，80年代以后的研究趋势是所关注的问题的分散化，向心性减弱化。从宏观上看，整个日本历史学界对近代化和社会发展等紧迫问题的关心，越来越淡薄。“战后历史学走向没落。”近代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而构成的这种理想形象被取代。事实上，在现实的欧洲近代社会中，自古以来的社会团体及精神依然存在，并具有生命力。所谓“近代化”，与其说是人人获得自由，毋宁说是有形无形地被强化管理的人们，作为国民而被驯化了的过程。欧洲的近代社会形象也伴随“后现代”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念，也因现实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动摇起来。一直以来，把从欧洲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世界史的基本规律”原封不动地套到其他领域的做法，就受到很多批判；而现在，不仅对“基本规律”而且对“发展史观”一般也存在怀疑的倾向。
随着西方模式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增强了对中国社会富有个性的特殊性质的关心。战后中国史学所要克服的难题是，与发展的西方社会相对，把停滞性的形象放到了它的对立面，即中国社会停滞论。因此，其主要课题是论证在中国也能看到与西方基本上相同的发展过程。当然，此时并非不注意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特殊性质。不过这种“特殊性质”，也被认为是与西欧历史上所代表的“本来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一致的偏斜或脱离之处，而不是立足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内在理解。 [1] 与此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中的中国社会个性论，则包含着对以西欧为基准来评价中国历史的做法的根本性批判。
当然，这股新潮流内部也有互相对立的多种看法。举例来说，思想史研究者沟口雄三（1932—2010）可说是代表当时新潮流的学者之一。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
中，以对洋务派的评价为例，严厉批判了日本史学界欲以欧洲近代为基准来评价中国近代的做法。按沟口的说法，西欧也好，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它们的近代，都是以各自的前近代历史为母胎而成长起来的，都包含着各自的优点和缺点，而具有独特的个性。支撑中国近代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也与西方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近代思想不同。作为“总体”的权利观念是在中国的历史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日本的研究者过去对与欧洲不同的中国近代的特殊性质，有时认为是落后的东西而给予否定性评价，有时又认为是超越欧洲近代的而加以理想化，这种与欧洲相对比的急急忙忙的先进与落后、优与劣的价值评判，一直阻碍着客观地把握中国以及日本的历史进程。
除了考证上的问题以外，沟口的这些论文还受到了其他批评。一些学者认为，尽管沟口强调“自由、平等”等观念的“中国式”性质，但是这些概念本身还是在近代欧洲价值观的框架之内。
另一些学者提出质疑，沟口的主张似乎是禁止人们用外来的标准来评论中国的现状，这不是太封闭的态度吗？“中国”到底是否像沟口所说那样，是具有独特性质的统一体？
这些评论提醒我们，完全摆脱外在性标准而从彻底内在性观点来研究中国，这样的尝试实际上非常困难，可能是历史学者面临的永久难题。
在对战后历史学所共有的理论前提、伦理信念发生动摇的同时，可获得的清代史料开始丰富起来。这也是促使其对问题关心分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宫中档案原件不能利用的时期，《雍正朱批谕旨》作为详细研究清代政治实态的稀有史料，在其周围集结了众多的研究者。但是现在，大量档案资料被出版，以台北和北京的朱批奏折为代表。此外，研究者在中国档案馆利用原件进行研究也变得容易多了。可以说，这种情况也成为研究者对问题关心多样化的一个背景。
日本清史学界重视史料探求、满文史料，以及实地调查的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后也得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两岸对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有了发展。奏折、上谕档、起居注册与史料集的影印本和铅印本陆续刊印。20世纪80年代后，在中国档案馆调查与实地调查成为可能后，日本学者开始积极造访当地。
首先受到瞩目的是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文《内国史院档》。这是包括《满文老档》欠缺年份在内的天聪至顺治时期的满文档册群，被认为是编纂实录时的稿本，欠缺年份自不待言，在相同年份的档册中也有与“满文原档”内容不同者，因此有必要相互参照。其中天聪五年档、天聪七年档、天聪八年档，以及崇德二、三年档分别由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会和河内良弘刊印了全文的罗马字转写与日文译注。
另外，在《内国史院档》中，发现了被视为国初部分草稿的满文档册。石桥崇雄（1951—）、松村分别进行了罗马字转写、日文译注。
1607年以前的部分，由于《满文老档》、“满文原档”中都欠缺，所以极为珍贵。同样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发现了《太宗实录》的顺治初纂满文本
等，基础性史料不断得到更新。此外，他们还热心地探求、使用新的档案史料。在《清内阁蒙古堂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外藩与外交方面的档案，《历朝八旗杂档》《清代世袭谱档》等有关八旗方面的档案在被出版、复制之前，日本学者就曾大量使用
（《历朝八旗杂档》未刊印）。另外，对于日本所藏的档案史料群——东洋文库藏《镶红旗档》的整理、译注也有所进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内良弘几乎独自刊印了译注书、语法书、辞典。除了上文介绍的《崇德二、三年档》（2010）译注外，语法书《满洲语文语文典》、《满洲语文语入门》（1996、2002）、满和辞典《满洲语辞典》（2014）也相继问世。
另外，二战后日本学者无法进行的实地调查也重新开展。1986年以后，神田、松村带领的研究小组开始对清初史迹进行持续性调查。细谷编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清朝史迹》（1991）既是20世纪80年代调查的记录，同时在当下遗迹状况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也成了对当时的珍贵记录。
在不久以前，由三上次男任会长的满族史研究会于1986年成立。
在会刊《满族史研究通信》（1991—2001）、《满族史研究》（2002—）上每期刊载史料信息与实地调查报告。
除了满文档案以外，蒙文、藏文等史料也为日本学者所重视。近年出版的清代边疆地区的著作几乎都注意到原始史料与其性质，比如，石滨裕美子（1962—）《藏传佛教世界的历史性研究》（东京：东方书店，2001）、萩原守（1957—）《清代蒙古的审判与审判文书》（东京：创文社，2006）、冈洋树（1959—）《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研究》（东京：东方书店，2007）、小沼孝博（1977—）《清朝和中亚草原》（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等。他们之所以讲究当地语言史料，大概是因为他们重视当地住民的视点。不仅从汉人或者满洲人的立场，而且从周边民族的立场来多方面考察清朝，这可说是清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观点。另外，多年致力于新疆史研究的片冈一忠（1946—）近年出版的《中国官印制度研究》（东京：东方书店，2008）也是对清朝档案研究有用的著作。
关于中琉、中日关系，明清两代琉球的外交史料《历代宝案》的校对、翻译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校对本和译注本由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出版。有关清琉关系的清朝档案史料集也陆续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裨益良多。
永积洋子（1930—）主编的《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东京：创文社，1988）用荷兰史料来整理赴日中国船只装载商品的数量。
在民间文献方面，契约文书史料的整理出版引人注目。虽然日本研究机关所藏的清代契约文书为数不多，但日本学者较早就对契约文书进行整理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编辑出版的契约文书资料集有：滨下武志（1943—）等编《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83、1986）；科大卫（David Faure，1947—）等编《许舒博士所辑广东宗族契据汇录》上、下（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87—1988）；唐立（Christian Daniels，1953—）、杨有赓、武内房司（1956—）编《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全3册（东京： 东京外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01—2003）；唐立编《云南西部少数民族古文书集》（东京：东京外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11）等。除此之外，唐立还编辑两本碑刻资料集，即《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联碑文集》（京都：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和《明清滇西蒙化碑刻》（东京：东京外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15）。
收集民间文献的工作与实地调查密不可分。除了唐立等在云贵地区进行的调查以外，以明清史研究者为中心的调查有如下几例：滨岛敦俊（1937—）与大阪大学、复旦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研究者一起进行的长江、珠江三角洲的调查（1987—1991）；以森正夫（1935—）为中心的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合作进行的朱家角镇的调查（1991）。调查的报告书分别为：滨岛敦俊等《华中、华南三角洲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卷，1994）；森正夫编《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中译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此外，个别学者进行的调查也很多。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发展，日本学者有机会亲眼观察中国社会，这也带动了日本清史研究的新潮流。
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对“东亚”这个概念进行了系统讨论。其所确立的以“东亚”为单位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源于西嶋定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倡的“东亚世界”论。
西嶋“东亚世界”论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东亚世界”即历史上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与西北回廊地带东部等诸地域”在内的，以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为共同特点的比较封闭的文化圈。之所以不包括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是因为这些地区在文化上属于不同的世界。第二，“东亚世界”的共同性不仅是依据文化的传播而形成的，而且是由中国王朝和周边诸国之间的朝贡、册封等政治关系而实现的。第三，从“东亚世界”的推移上来看，它的形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期，即中国诸王朝与东亚新兴国家之间频频缔结册封关系并进行文化传播的时期。虽然在隋唐统一王朝之下，“东亚世界”的联结关系更加紧密，但是在宋代，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关系业已解体，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东亚世界”也趋于崩坏，而作为经济交易圈的“东亚世界”逐渐形成。在明朝积极进行册封政策之下，作为政治关系的“东亚世界”重新复活。不过，在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进入东亚以后，拥有独立性的“东亚世界”终告解体。
西嶋的“东亚世界”论对此后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与此不同的新的“东亚世界”论，乃至对西嶋的批评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种是对西嶋所讲的“东亚世界”偏重于汉字文化圈的这一点所提出的批判。蒙古高原或西藏高原等北方、西方地区被排除于“东亚世界”之外。客观地来看，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方面，北亚或西域、西藏等非汉字文化圈所担当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费正清（J.K.Fairbank）和曼考尔（M.Mancall）等美国学者的“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的模型比西嶋模式更为完整。因为他们早已注意到非汉字文化圈在中华世界秩序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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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华世界秩序”论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型。近年日本学界有不少学者提出这种模型是对中国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无意识的同化，而缺乏“立足于周边地区的观点”。这种批判在使用非汉字资料的北亚、中亚的研究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蒙古史研究者杉山正明主张：往往被视为“边疆”的“中央欧亚大陆”的干燥地带才是16世纪以前世界动态的中心。因而，他提倡把“中央欧亚大陆”看作跨越诸文明圈的一个历史世界。
就清代而言，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最为有趣的例子应该说是以石滨裕美子为代表的关于藏传佛教世界的研究。
根据石滨的观点，清朝皇帝用转轮圣王等名称来定位处于西藏的佛教世界，因此时人用以上达赖喇嘛为中心的佛教世界的原理来了解清朝与西藏、蒙古之间的关系。此外，不少学者以论文集或学术讨论会的形式从“周边”的视点重新描写了世界的面貌。
用非汉字的当地语言史料而展开的新研究迫使我们改变以往的“东亚世界”观。“东亚世界”与其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倒不如认为是从不同角度上观察的多数世界观的重叠。在此，所谓的“中心”与“周边”的对比，可以说正在被相对化。
第二种是批判作为“国家”关系的“东亚世界”论，而在民众的交流中追求“跨越国境的历史学”的主张。在西嶋的理论中，“东亚世界”的统合是借由国家间的册封、朝贡关系而维持的，即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来探讨“东亚世界”的结构。与此不同，这二三十年来，有不少日本史学者试图摆脱“国家”的框架来讨论东亚海域世界的历史。村井章介提出“环中国海地域”“环日本海地域”等概念，指出在13世纪之后，以海洋为媒介形成的“边境人”建立的“地域”统合，与以首都为中心的“国家”统合之间有着某种紧张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决定历史动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网野善彦和田中健夫等先驱性研究开始，村井章介和荒野泰典等日本史学者确立的这种观点影响了日本的韩国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因而形成了“从社会底层来看东亚世界”的潮流。
第三种是以近代史为中心的“亚洲交易圈”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滨下武志与村井章介一样，着眼于超越国家界限的移民或商人等在亚洲诸海域的活动。滨下以“朝贡体系”来形容这种东亚广域秩序的特征。
他所关注的交易并不局限于伴随国家礼仪的朝贡贸易，也包括广泛的民间交易。因此，他所使用的“朝贡体系”这一用语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但是滨下采取的“朝贡体系”这一用语与他对西洋中心史观的批判有关。滨下的“朝贡体系”指的是，没有明确的国境而多民族可以混杂活动的亚洲这一开放性的广域秩序。用词旨在强调不同于近代欧洲型主权国家体系的亚洲型秩序的独特意义。与西嶋“册封体制”的着眼点不同，滨下“朝贡体系”的用意在于指出亚洲广域秩序的开放性、自由性以及民间交易网络的灵活性等；与西嶋所讲的“东亚世界”在19世纪解体的观点不同，滨下认为依据“朝贡体系”而维持的亚洲交易圈的活力，直至19世纪中叶西洋势力进入东亚以后仍未衰退并且继续存在。对于滨下的看法也有反对意见，围绕着19世纪东亚传统体系的断绝或存续而展开的论辩还没有结束。
无论如何，滨下的观点十数年来对日本学界的影响相当巨大，同时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而追求新的全球化历史的欧美研究潮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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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到颇高的评价。
以上是对至今“东亚世界论”的研究动向的简单介绍。他们的共同点是超越一国史的界限，以更大的或更有弹性的地域范围为单位来讨论历史。不过，其中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着眼点和互相对立的观点。以下论述的关于清朝的研究动向，与上述东亚论的各种潮流也是无法分开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东亚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跨越一国史范围的海域史研究的兴盛。越南史研究者桃木至朗主编的《海域亚细亚史研究入门》（东京：岩波书店，2008）涵盖的范围虽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但中国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小岛毅主持的所谓“宁波工程”（正式名称是“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的研究”），是代表这个潮流的大型科研项目（2005—2009），陆续出版了《东亚海域丛书》（13卷）等研究成果。
明末以来，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在数十年前已经为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全汉升等学者所研究。与中国大陆的研究一样，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也十分关注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不过，其研究重点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货币、贸易问题可说是冷门。以1980年前后为起点，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等学者的世界体系论的影响，日本明清史学界关于货币、物价、市场等研究也趋于隆盛。
与此同时，以世界或东亚规模的广域经济动态为背景的明清经济的研究潮流也逐渐明朗。但是，关于白银对中国国内经济有着怎样的影响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解释。
以清代为中心的海域史研究涉及的范围颇广。在此略举若干有特色的研究。在海外交易、航运方面，松浦章使用汉文、日文史料，做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
21世纪以来，岩井茂树等对费正清、滨下等的“朝贡”体制论，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他们主张在16世纪后半叶以后，“互市”逐渐取代“朝贡”。清代的对外贸易方式已经不能说是“朝贡”体制。
许多学者承认16世纪后半叶的确发生了贸易方式的变化，但是在思考框架方面“朝贡”观念到底有什么变化，则是另一个问题。因此“朝贡”“互市”问题目前还是不少学者热烈讨论的焦点之一。
关于伴随着朝贡关系的交流，夫马进发表了许多涵盖清朝、朝鲜、琉球、日本的研究，如《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增订 使琉球录解题及研究》（宜野湾：榕树书林，1999）等。与朝贡使节不同，漂流民不过是普通庶民，但待遇如何、漂流民的送还等问题却是当时重要的外交课题。近年不少研究者认为漂流民问题是海域史的重要主题之一。
渡边美季（1975—）的《近世琉球与中日关系》（东京：吉川弘文馆，2012）便是通过漂流民问题探讨当时琉球国际地位的著作。
讨论世界经济对明末清初中国带来的影响时，学者们很自然地关注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这是新大陆与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在海外白银带来的贸易热潮之下，华人、日本人、欧洲人等混杂交错，进行走私贸易。荒野泰典把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这种情况称作“倭寇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中，“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村井章介称在东亚海域活动的这一群人为“边境人”。
但是，“边境人”的诞生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现象。在16世纪后半叶以后，环绕着中国北部与东部、东南部的腰带似的周边地区都呈现出国际贸易热潮。白银通过交易与财政管道集中于这个地带。不论“华人”，还是“夷人”，都为高额的国际贸易利益所吸引而投身于竞争激烈的商场中。三田村泰助所讲的北方边境的人参、毛皮热潮也是这种情况的体现。明末的“边境”不是落后的贫困地带，反而是财富集中的地方。从围绕这些财富而展开的军事抗争中产生了强有力的军阀，北方有李成梁、毛文龙和努尔哈赤等，南方有王直到郑芝龙的大小海上军事势力。清朝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岩井茂树指出，多种民族相混合的16、17世纪的边境社会才是清朝等新兴国家成长的摇篮。我们应该把清朝的兴起与东南沿海军阀的成长综合起来，在较广域的视野中重新考察其历史意义。
在日本的清史学界，从“中国史”的角度以汉文史料来研究的学者群与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来研究的学者群，一直形成着不易融合的两类研究潮流。但根据满洲史研究者杉山清彦的论述，通过关注16—17世纪的宏观情况，现在渐渐出现了克服这种分离的动向。
清朝统治机构的特色，与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王朝的统治机构具有共通点。从这一点来说，把辽、金、元等王朝和清朝进行比较是十分重要的。与此同时，“东亚近世国家”之间的共时性比较也可能为我们开辟新的眼界。
日本的清史、满族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在质与量方面都有了飞跃发展。在内容方面，八旗制、帝国统治、世界观等大主题能够与微细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史料、研究环境方面，以满文史料为首的非汉语史料与文书史料得到更多使用，实地调查与留学成果也得到反映。冈田英弘编的《清朝是什么？》（2009）、细谷良夫编的《清朝史研究的新天地》（2008）总结了近年来的成果。现将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研究概况归纳如下。
第一，构成帝国核心的八旗制研究得到了深化。这一研究从多方面开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将八旗视为一个组织，而将其作为入关前的国家本身，以及入关后的统治阶层、统治组织本身来看，具体地了解其内部结构。杉山清彦（1972—）与铃木真（1974—）在详尽地复原各时期八旗内部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其内部的诸关系对八旗的组织原理与运用原则，乃至政治史进行了考察。
另外，增井宽也（1953—）从人类学观点出发，通过细致的史料考证重新探讨了明末清初的女真氏族以及清初政权的形成史，发表了大量成果，弄清了以古出（朋友）、包衣为核心的权力形成过程，以及四旗制、八旗制的形成过程。
这些研究鲜明地呈现出一种双重结构，即不仅有表面上也可视为官僚制式的、近代军队式的阶层组织体系，还有旗王对旗下的旗人、牛录进行的分有统治。从中可窥视到，在如“一君万民”所描述的成文法世界背后，俨然存在着类似于日本的“主人与家来”“栋梁与郎党”关系的习惯法世界。这一状态与一般被视为被统治阶层的外藩蒙古的统治体制，之前或同时代的蒙古等中亚诸帝国是共通的。
对于众所周知而研究不足的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等八旗制的内部各种范畴的研究也有了进展。细谷长年对汉军做了大量研究。
此外，对于长期仅限于考证成立年份的八旗蒙古，近年来村上信明（1975—）主要从人事这一侧面开展了研究。
通过这些研究，弄清了旧三藩、郑氏势力与归顺的蒙古人，既未受到处罚，也不是被封在原地，而是被编为旗人，化为战斗力使用的过程。
与上述八旗满洲本身的研究结合起来，从中呈现出的恰恰是一种类似于为帝国提供统治人才之基地的八旗印象，而不是军队、“按民族区分的”组织这一印象。
并且，活跃在帝国全疆域的多样化的外围“八旗”也逐步被弄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在东北地区，当地的索伦、锡伯、达斡尔、巴尔虎等各个集团被编为驻防八旗，一部分还在遥远的新疆构成伊犁驻防八旗。
从松浦茂（1950—）、楠木贤道（1961—）、柳泽明（1961—）、承志（1968—）等人理清的编组过程中可见到的是，在尽量保留各种地域性集团的统属关系、社会组织的同时，有效地组织化，化为战斗力的机制，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八旗组织的灵活性。表面上划一的八旗制，实际上是以满洲旗为核心，同时拥有蒙古、汉军、各种驻防军等具有一定宽泛性的组织。上述研究在具体描绘出八旗的多面性的同时，也显示出这是对于从中央遍布到周围的帝国统治所不可或缺的机制。因此，八旗性质这一问题与下述帝国统治秩序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针对广域秩序的新的研究方式。所谓的广域秩序包括与疆域外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对疆域内藩部的统治。以往谈论帝国统治的方式包含一种矛盾，即考虑到汉地时，便作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从汉族的立场出发时，将之视为“异民族的统治”“征服王朝”；而考虑到蒙古、西藏等所谓藩部（外藩）时，又会视为“中国对边境的统治”，此时清等同于中华王朝。这可说是用一种奇妙的自相矛盾的图式来把握帝国的统治。相对于这一理解方式，近年来的倾向可概括为：不是单方面强调清作为满族王朝的独特性，而是将这一模式本身相对化，描绘出通过各类主体，以不同价值观看到的帝国形象。冈洋树批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指出蒙古王公与八旗的宗室王公一同构成了帝国身份秩序的顶点。他将清置于“北亚国家”的源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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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楠木贤道提出的看法是：以皇帝为中心，而其周围被宗室旗王率领的八旗与外藩王公的扎萨克旗所环绕的“汗体制”才是帝国之根干。片冈一忠则以这种“汗体制”与“中华王朝体制”的双重结构来描述整体秩序。
另外，石滨裕美子弄清了满、蒙、藏共有“藏传佛教世界”观。在此逻辑中，大清皇帝是作为文殊菩萨皇帝、转轮圣王君临中央欧亚世界之东方的。
上述观点的一致性在于，不将外藩视为相对于中央的被统治者，相反作为组成统治中枢者来构想帝国的统治结构。藩部研究比较容易被视为边疆史，或被放在蒙古史、西藏史等民族史范畴中，其实不应局限于此。因为在中国史与东亚世界的观点来说国际秩序应该被视为国内统治之延伸，所以这些成果也不单属于“边疆统治”问题，而且促使我们重新构筑一个贯穿帝国内外的整体秩序景象。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不区分“八旗制”“外交史”“藩部统治”“宗教政策”等领域，而将这些置于帝国整体秩序中进行综合探讨。因此这与下述第三点相关。
第三，如何把握清朝国家的结构及特征，如何给予定位。以往将它既作为“最后的中国王朝”，又作为“满族的征服王朝”，通过“两面性”与“满族汉化”的说明方式把两者结合起来，或者对入关前用“满、蒙、汉三民族的联合国家”，对入关后用“五族＝满、蒙、藏、回、汉”等来说明。这些做法与其说是基于实证进行分析，并在此之上构筑模式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更近于一种形容，几乎不存在能够整合说明具体内容及不同侧面的逻辑。对此，近年来正在努力地既不把清朝定义为基于华夷思想的中华王朝，也不将说不清的部分用“两面性”割去，而是使用既不偏于中华，也不偏于满族的独特的秩序方式来进行综合性说明。
在此首先应举出的是，石桥崇雄的清朝国家论。
石桥提倡，为进一步整合把握清朝的两面性，应将其定义为“统一（复合）多民族国家”，以“旗、汉、藩”三重结构来说明其统治结构。在缺少国家论模式的情况下，石桥提出这一观点相当重要。不过，他在核心概念的梳理，以及用实证研究来支撑等方面还不够充分。“三重结构论”也很难说是图式化的模式。它不过是抽象性的表述而已。具体的国家结构模式，倒如上文所述，从蒙古史等“藩部”研究方面体现了出来。除上文提及的片冈的“汗体制、中华王朝体制”双重结构论外，冈洋树也提出了一个既有阶层性结构，各个单位又高度自立的“北亚式”分节性国家、社会结构模式。此外，楠木也指出，容易被作为个别性问题分别考虑的八旗制下的秩序、统御外藩的秩序，乃至帝国整体的秩序是通过军事组织、军事行动衔接起来的。
在此基础上，杉山清彦提出了一个将率领各自家臣、领民的王公们与不通过领主层而直接臣属于皇帝的汉人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统一描述的模式。因为构成其核心的八旗制特征是与以蒙古帝国为代表的中央欧亚国家的核心结构共通的，所以尽管清朝不是游牧民族，也可定位为中央欧亚国家。
上述倾向体现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不依赖于“中华王朝”“征服王朝”等既有模式与形容方式，而依照清朝国家本身的状况，从“八旗”“外藩”等特定的切入点来剖析并构筑整体景象。这些还在探讨之中。正如第二点中体现出的那样，帝国秩序本身应是多元的，根本上无须归纳于单一逻辑。
对于这种强调北亚性结构、满族特征的见解，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从正面展开论争。谷井俊仁（1960—2007）主张将清朝政权的特征定义为超越了满汉之别，基于君臣一体性关系的专制体制。
谷井阳子（1962—）发表了《八旗制度研究》（2015），将八旗定义为汗的一元性统治下的集权组织。谷井阳子对女真传统、中央欧亚特征都予以否定，主张八旗是在汗的统治下，被集中管理的官僚制式制度。清朝倒是一个取代了中央欧亚国家的新形态国家。关于清朝国家性质问题，谷井与杜家骥、杉山清彦之间有一些交锋，此后的议论值得关注。
关于外藩及外交，20世纪80年代后的研究也有了很大进展。关于蒙古，森川哲雄（1944—）、宫胁淳子（1952—）使用蒙文史料开展研究，还有萩原守、冈洋树用满文、蒙文的文书史料，分别写了《清代蒙古的审判与审判文书》（东京：创文社，2006）、《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研究》（东京：东方书店，2007）。宫胁研究了与清、俄鼎立的准噶尔，写了几乎是日本唯一的有关准噶尔的专著——《最后的游牧帝国》（东京：讲谈社，1995）。关于准噶尔的统治体制，小沼孝博近年来运用档案史料开展了新的研究，归纳在《清朝与中亚草原》（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一书中。关于涉及满、蒙、藏的藏传佛教信仰圈，石滨裕美子认为，其中存在着超越宗教性皈依的共有的理念、世界观，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她在《藏传佛教世界的历史性研究》（东京：东方书店，2001）中提出应将这些作为“藏传佛教世界”来把握。石滨还出版了《清朝与藏传佛教》一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1）。
另外，堀直（1946—2020）、新免康（1958—）等人研究了众多穆斯林居住的新疆，如堀直《有关清朝的回疆统治的若干问题》（《史学杂志》88-3，1979）、新免康《“边境”住民和中国》（沟口雄三等编：《在亚洲思考》3《从周边来看的历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野田仁（1974—）对于作为外围的穆斯林游牧民的哈萨克开展了大量研究，写了《俄、清帝国与哈萨克汗国》（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在对外关系方面，清俄关系长期仅有吉田金一独自进行研究。如今柳泽明、涩谷浩一（1964—）使用俄文、蒙文、满文、汉文材料开展了新的研究，如柳泽《到恰克图条约的路程》（《东洋学报》69-1、2，1988）、涩谷《恰克图条约签订过程的研究》（《人文学科论集》40，茨城大学，2003）。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为地主制度、商品生产以及赋役制度等问题。但80年代以后，货币、市场等流通方面的问题开始吸引不少学者。这里所谓的“流通”不仅意味着商业活动本身，而且指各种产业和地区通过流通而互相结合起来的产业结构——换言之，包括生产、流通这两方面的经济体系。这一观点经由关于流通政策的问题研究，与国家结构的研究也息息相关。“流通”一词一般表示通过市场的商品流通，但在帝政时期的中国，通过征税的国家性物资流通也十分重要。关于国家性物资流通的研究，在下一项有所讨论，而在本项着重于介绍民间流通。
以往的清代货币经济研究注重于白银流通问题，但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侧重于铜钱和白银的双重货币制度。这一研究潮流的中心人物黑田明伸（1958—）在1994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的结构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中，论述了“银钱二货制”的意义，引起了学界的关心。之后他发表的《货币体系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东京：岩波书店，2003），从全球性比较的视点来讨论清代货币制度的特点。足立启二（1948—）有关明清铜钱问题的一系列论文
，基于“从国家中心的物资流通到民间市场经济”这一问题意识，讨论了明代铜钱体系的瓦解和白银经济的成长，以及清代中期铜钱经济的复兴等问题。上田裕之（1978—）《清朝统治与货币政策》（东京：汲古书院，2009）、党武彦（1963—）《清代经济政策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1）等利用大量的原始档案来研讨清朝的铜钱政策。
市古尚三（1917—2014）《清代货币史考》（东京：凤书房，2004）是有关清代货币史的论文集。关于与货币密切联系的物价问题，有岸本美绪的论文集《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东京：研文出版，1997）。放款利率的问题向来很少有人关注，日山美纪《清代典当业利率的一个考察》（《东方学》第91辑）恐怕是唯一的研究。
有关市场的研究可分为几个领域：市集的研究、市场秩序的研究、商品流通的研究、市场整合和市场圈的研究等。关于农村市集，有山根幸夫（1921—2005）的《明清华北定期市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5）。有关广东墟市方面，有林和生的研究（《明清时代广东的墟与市场》，载《史林》第63卷1号，1980），以及采用人文地理学方法的石原润（1939—）的研究（《关于明、清、民国时期华中东部的传统市场》，载《人文地理》第32卷3号，1980）等。关于市镇，川胜守（1940—）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9），以市镇的空间结构为中心，汇集了有关市镇的多方面的研究。上面所涉及的森正夫主编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是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共同进行的田野调查之成果。关于城市，川胜守在《中国城郭都市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4）中讨论了城墙等设施以及城市社会的多样面相。如则松彰文《清代中期社会的奢侈、流行、消费》（《东洋学报》第80卷2号，1998）、井上充幸《徽州商人与明末清初美术市场》（《史林》第87卷4号）等论文所示，城市的奢侈消费也是经济史上有趣的课题。
关于行会，新宫（佐藤）学（1955—）有一系列的研究，集中在《明清城市商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7）一书中。山本进（1959—）的《明清时代的商人与国家》（东京：研文出版，2002）聚焦于牙行而讨论了其与公权力的关系。以往的行会研究倾向于指出其不同于欧洲基尔特的落后性，即自治权力的欠缺等。近年的研究之焦点与其说在于中国市场的落后性，毋宁说在于中国传统市场秩序的个性如何这一问题。借古田和子（1952—）的说法，“在西欧世界由国家权力建设了［有关交易的法律与令人遵守其法律的机关等］公共性市场设施，因此能够减少交易费用，中国则缺少这种公共设施。虽然如此，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竞争激烈且不稳定的市场？——研究中国市场秩序的妙趣正在于这个问题之中”
。三浦彻（1953—）等编的《比较史的亚细亚——所有、契约、市场、公正》（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正是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论文集，包括有关中国的4篇论文。这本论文集的特色在于对亚洲诸地域（中国、西亚、东南亚等）的比较。而这种多方面的比较也可说是近年研究的一个新特色。
市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对市场整合的研究，亦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的问题。一般认为，市场整合的程度可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日本清代市场研究的一个特色是，不仅对市场整合问题，而且对市场结构的多层性以及市场圈之间的对抗关系等多样问题进行探讨。上述黑田明伸的货币研究也可说是其中一个例子。山本进在《清代的市场结构与经济政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中提出了清代中期“省级市场圈的自立化”这一论点。据他的研究，在清代中期，伴随着中国各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在一省乃至数省之内，粮食和主要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逐渐发达，取代以往全国性的长距离流通。这就是“省级市场圈的自立化”，可比作同时代欧洲的国民经济之成立。清代的长距离流通虽然一方面有助于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则引起地域间的对立抗争。三木聪（1951—）的抗租研究（收入《明清福建农村社会研究》，札幌：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2002）、则松彰文的粮食问题研究（《清代的“境”和流通》，见《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20号，1985）、堀地明（1964—）的粮食暴动研究（《明清食粮骚扰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1）等，表示围绕粮食所进行的对立抗争与市场圈的性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注财政与租税，正是与考察集权的行政组织和巨大的流动社会，及在这种关系之下如何实现经济循环的问题有关。1980年代以后的明清赋役制度研究，站在以乡村阶级关系为焦点的1960—1970年代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了赋役制度研究的新方向。岩井茂树讨论到正规财政的僵硬，及其与附加税和差役等正额外的征收为资本的正额外财政的关系，以及以之为中心的财政结构的重叠和分散的性质。
山本进论述了19世纪后半期地方征税的改革与商人及流通过程中所出现的收入增加，构成省以下的地方财政。
谷井阳子从上级地方官的自传，讨论19世纪中叶外省的财政动向。
高铭铃进行有关“省”的财政结构的个别研究。
山本英史（1950—）从与征税相关的书役、自封投柜、士绅的豁免等多角度出发，论述在地支配的结构问题，多有启发意义。
山本用“在地势力”的概念，说明胥吏和衙役的机能。高嶋航有有关被称为苏州经造的征税承包的专论。
高嶋航还研究以赋役全书的数值作为基准这一问题，而指出这些赋役全书的整合性带有只在征税业务的内部了结的性质。
岩井指出，在江苏根据版图法（按照地界编制册籍）去把握课税对象和承包征税的制度普及起来，随之以村落（人的居住地）为单位的课税方法减少其重要性。
有关常关税，香坂昌纪和泷野正二郎提到关税收入在财政上的重要性和承包制度。
有关盐税，佐伯富的两大本著作具有起始性的研究。
近年冈本隆司则提出“票法”的改革，这种改革有着令贩卖私盐者得到承认的性质。
法律史领域是1980年代以后日本清史研究中受到较大注目的领域。其关心的主要问题与上述80年代清史研究的潮流相呼应，在于内在理解中国特有的法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滋贺秀三（1921—2008）的《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东京：创文社，1984）可说是代表这一时期日本清代法制史研究的著作。该书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分别讨论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
按滋贺所言，两者的共同特色是具有皆为“行政的一个环节”，亦即司法与行政并不分开。关于民事审判，滋贺指出，清代的民事审判与其说是严格意义的审判，不如说是“教谕式调停”。
围绕这一论点，美国学者黄宗智（Philip C.C.Huang，1940—）和滋贺之间展开的争论吸引了日本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之后，寺田浩明（1953—）深入分析传统中国法意识的基本特色，其主要的中文版论文被汇集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之中。
民事法研究处于法律史、社会史、经济史的交接面，近年有不少成果。
在土地法方面，围绕“一田两主”习惯的讨论相当激烈，为中国土地法秩序研究的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代以后有关土地法的代表性研究有：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行的法的性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93册，1983）、草野靖（1932—）《中国近世的寄生地主制——田面惯行》（东京：汲古书院，1989）、森田成满（1945—）《清代土地所有权法研究》（东京：劲草出版服务中心，1984）等。东洋文库民事法研究班［主任：大岛立子（1945—）、山本英史］在2003年开始共同研究，到现在为止出版了3本论文集：大岛立子编《宋—清代的法与地域社会》（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06）、大岛立子编《前近代中国的法与社会：成果和课题》（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09）、山本英史编《中国近世的规范与秩序》（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14）。
法律文献的研究也有了进展。1993年出版的滋贺秀三编《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的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是汇集法律文献研究的论文集，其中有关清代的有8编（会典、入关前法制史料、清律、蒙古例、省例、刑案、判语、契约文书）。谷井阳子发表了有关则例、省例的十分翔实的研究［《户部与户部则例》，载《史林》第73卷第6号，1990；《清代则例省例考》，载《东方学报》（京都）第67册，1995］。夫马进（1948—）《讼师秘本的世界》（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等几篇有关讼师的研究，通过对讼师秘本的分析，提出了讼师的新形象。三木聪、山本英史、高桥芳郎（1949—2009）编辑的《传统中国判牍资料目录》（东京：汲古书院，2010）是189种明清判牍资料的解题。
不仅国家的法律和审判，而且地方精英的思想和社会活动，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是基于丰富史料的极为翔实的研究，对善会善堂的“公共”性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论点。星斌夫（1912—1989）《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研究》主要依据《实录》等官方史料来探讨清代常平仓、社仓、义仓的盛衰。
关于社会思想的研究有很多，在这里只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关于从明末到清代的思想潮流的变化，有多种看法。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和展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中主张，明末思想和清初思想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即明末清初思想家在肯定人欲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天理观念。伊东贵之（1962—）《作为思想的中国近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从“秩序化”的视角讨论了清初学者的社会思想。井上进（1955—）《明清学术变迁史》（东京：平凡社，2011）主张明末思想在清朝的弹压下趋于“伏流化”。关于清代的政治思想，有大谷敏夫（1932—）《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清代政治思想和鸦片战争》（京都：同朋舍，1995）等著作，论述了从清初到清末的经世思想家对君主独裁政治的看法之变迁。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集团研究，尤其是有关宗族的研究急速活跃起来的时期。新的社会集团研究的特色在于，其瞩目点与其说是在于团体本身的客观结构和其内部的阶级关系，不如说是在于围绕这些团体在地方社会上的情况，以及人们组织这些团体的意图和动机。
与以江南为中心的1960—1970年代的农村共同体研究不同，1980年代以后的宗族研究的对象地区以新开发的山区为主，比如，上田信（1957—）关于浙江山区的研究（《传统中国》，东京：讲谈社，1995），山田贤（1960—）关于四川移民社会的研究（《移民的秩序》，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菊池秀明（1961—）关于广西移民社会的研究（《广西移民社会与太平天国》，东京：风响社，1998；《清代中国南部的社会变容与太平天国》，东京：汲古书院，2008），等等。移民和开发受到瞩目，是因为研究聚焦于宗族形成的动态过程。由移民构成的新开发地区的社会，恰似实验室，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宗族的形成过程——人们怎样研究策略、怎样抉择、怎样谋求安全和上进等。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宗族的形成并不是相矛盾的现象。这些研究论证了在流动性高、竞争激烈、生活不稳定的地区和时期，宗族形成等团体活动却十分活跃。除了新开发的山区以外，对广东、徽州、福建、江南等宗族，也有不少研究从新的角度来探讨宗族形成、变迁的动态过程。
这些宗族研究与1980年代以来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中所谓的“地域社会论”潮流有密切的关系。1981年，在名古屋大学召开的题为“地域社会论的视角——地域社会与领导者”的中国史专题讨论会上，森正夫在主题报告中提出了“地域社会”这一方法论概念。地域社会的秩序在日常生活中规定我们的同时，亦由我们支撑而保持下去。这样的秩序或秩序原理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他给“地域社会”下了一个定义，即“尽管彼此之间的关系包含着阶级的矛盾或差异，但是为了从事广义上的再生产而面临共同现实问题的人们，置身于共同的社会秩序下，并在共同的领导者（领导者个人或领导集团）的指导下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地域性场境”
。这个“地域社会”概念，是与村落或州县等实体范围分离开来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框架，内容相当模糊，令人很难想象其具体内容。不过，聚焦地方住民意识的“地域社会”论，给社会集团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点。
第一，地域社会内存在的多数选择项和其间的抉择。宗族也好，宗教结社也罢，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在地域社会这个“场境”中同时存在而不断伸缩。比如，山田贤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混沌的四川移民社会在走向社会整合和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富裕起来的移民能够组织宗族来维持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排挤的移民由于没有力量形成宗族，所以依靠宗教结社的互助机能来谋求自己的生存。白莲教反叛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只有通过对在这样“场境”中个人选择的分析，才能够更内在地、动态地阐明其意义。
第二，怎样解释中间团体的地区性、时间性差异。中国中间团体的地区性、时间性差异已在战前为不少研究者所注意，但战前研究者所讨论的主要是华北、华东、华南，或者宋代以前和以后等比较笼统的区别。与此不同，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几乎都选择比较小的地区，从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来具体分析社会集团的变迁过程。这种地点感和时间感十分浓厚的个案研究，其成果当然不能直接推及其他地区，但这些研究的目的却在于理解社会集团在具体条件之下形成的内在理路。
下面将介绍与此相关的几个分野式的成果。在民众运动的领域，民众运动和地域社会的关系为许多学者所瞩目。除了上述山田贤的白莲教的研究、菊池秀明的太平天国研究之外，有岸本美绪的明末清初民变研究（《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并木赖寿（1948—2009）的捻军研究（《捻军与华北社会》，东京：研文出版，2010），安藤润一郎、黑岩高关于回民叛乱的研究
，等等。山本英史《清代中国的地方支配》（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强调“衙蠹”“土豪”等在地势力对国家支配的抵抗。
地域社会的具体情况与农业技术、水利建设、生态、自然灾害、山区商品生产、移民等问题也密切相关。1979年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召开有关江南开发史的研讨会，邀请历史研究者和农学研究者会于一堂讨论，给学界很大刺激（渡部忠世等编《中国江南种稻文化——跨学科研究》，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关于水利，森田明（1929—）有很多研究，如《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90）、《清代的水利和地域社会》（福冈：中国书店，2002）等。生态史和灾害史到现在为止，研究者不太多，但上田信的若干著作，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比如《老虎讲述的中国史》（东京：山川出版社，2002），宫崎洋一也有几篇论文，如《清代18世纪的水灾与其对策》（《史渊》138，1997）等。关于山区的商品生产及其技术，有田尻利（1935—）的蓝和烟草研究、唐立的制纸技术研究
、森纪子（1945—）的四川井盐业研究
等。关于棚民，安野省三、涩谷裕子等有所研究。
荒武达朗《近代满洲的开发与移民》（东京：汲古书院，2011）、片山刚《“广东人”诞生、成立之谜》（《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4号）、松田吉郎《明清时代华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分别研讨了东北、广东、华南以及台湾的移民社会的问题。
第三阶段（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背景是中国本身的变化，从“文化大革命”失败向改革开放政策的转换；世界的时代状况亦有激变，苏联崩溃，社会主义圈消亡。作为历史研究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使很多研究者所依据的思考框架、发展阶段论框架发生动摇，与此互为表里的显著动态是人们力图超越囿于一国史的国族史研究视野。也就是说，摆脱图解式的认识，走向力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所谓“历史主义”的研究。此外，作为研究的物质条件，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第一手材料的大幅度开放和公开出版，而在制度条件方面的变化也使留学和调查成为可能，这些都大大促进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本身接触的紧密度。作为其结果，中国近代史像的重新构筑有了大幅度的进展。
近代是东亚史的新时代。滨下武志（1943—）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整理了各地区间的交易关系，指出由“中华”世界的朝贡册封体制所呈现的秩序关系，因西方各国进入而实现了条约体制。
其中，对共属于中国和日本的琉球王国因所谓“废琉置县”而被明治日本合并的问题展开细致研究的是西里喜行（1940—）。西里在《册封体制崩溃时期的诸问题》当中，不仅具体阐明了中、琉、日三国互相缠绕的东亚国际关系重新编制的政治过程，且无损于琉球（冲绳）的主体性。
冈本隆司（1965—）还进一步提出了朝鲜问题。对于清朝来说，朝鲜是最重要的朝贡国。冈本在《马建忠的朝鲜纪行》一文中，研讨了朝鲜在列强环视中，趁壬午军乱之机，确立起既是中国的“附属国”又具有“自主”的新的“宗属”关系的过程，实证性地分析了既往的朝贡册封体制本身在近代被重组并体现为新的关系的过程。
此外，冈本隆司、箱田惠子（1975—）、青山治世（1976—）的《出使日记的时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为作为清朝外交过渡时期的“洋务时期”（总理衙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外国有着怎样的接触提供了一幅鸟瞰图。冈本还著有《中国之诞生——东亚的近代外交与国家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一书，明确了所谓朝贡册封体制的实态，从外交史层面对清朝附属国和域内“属地（蒙古·西藏·新疆）”的“领土”化，即“中国之诞生”做出了不可动摇的实证。佐佐木扬（1948—2019）的《清末中国的日本观和西洋观》（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对以郭嵩焘为首的清朝官员展开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
把儒学史的内部展开扩展到东亚规模的是岛田虔次的《黄宗羲·横井小楠·孙文》。
岛田认为，孙文的共和思想源自黄宗羲，而横井小楠又在与黄宗羲时间、地点相隔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达到了同样的认识，这就说明儒教本来具有“民主主义性格”，因而具有近代意义。野村浩一《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东京：岩波书店，2007）对由“农民世界-皇帝=官僚世界-乡绅世界”所构成的中国政治文化特性进行了政治学考察。对近代思想史上有特色的人物的研究代表，有高田淳（1925—2010）的庄子哲学与章炳麟关系的分析和竹内弘行（1944—）对康有为大同思想特征的研究。
在康有为的个别研究方面尤其要提到的是王宝平（1957—）的《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出典考》（《汲古》57，2010）。该项研究依据1893年出版的《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破解了多年来的一个谜，即收录7000余种书籍的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来源问题。
这里还要顺便提到几种有关孙文的研究。孙文活跃于清末，缔造了民国，又和日本有着很深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这方面的研究日本也就更有优势。关于孙文打算割让满洲以换取日本援助的问题，有在孙文研究上留下业绩的藤井升三（1928—）的论文。藤井在《二十一条谈判时期的孙文与〈中日盟约〉》［市古（宙三）教授退官纪念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论集近代中国研究》，东京：山川出版社，1981］一文里公布了关于《中日盟约》的文件——1915年2月，孙文与山田纯三郎等人签署了类似于“二十一条”的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上提携合作的《中日盟约》。在发表的当时，出现了相当多的来自相关方面的反对意见，但如今已经都作为事实来看待了。还有小野信尔（1930—）的《策电舰袭击事件》
，实证性地呈现了在第三次革命之际，孙文利用日本雇佣兵袭击政府军“策电”舰而后在围绕支付违约金问题上与日本所发生的纠纷。这两项研究都有助于呈现等身大的孙文形象，那些苦斗的足迹，给孙文的历史功绩进一步增添了光彩。另外，武上真理子（1961—2017）的《科学的人孙文——思想史的考察》（东京：劲草书房，2014），阐明了围绕孙文的清末的西洋医学状况和《实业计划》中的工学、技术的相位，在与科学相关的层面上考察了孙文思想。可以说打开了孙文研究的新局面。
上村希美雄（1928—2006）的《宫崎兄弟传》全6册
，是彻底忠实于自己信念的宫崎四兄弟（八郎、民藏、弥藏、寅藏）的传记。众所周知，弥藏以实现日本革命为己志，鼓吹“支那革命主义”，寅藏（滔天）继承前者的遗志，以孙文的“共和革命”为同调，是孙文终生的同志。八郎再一次投身于明治维新，败死于西南战争；民藏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私有制，倡导“土地均享人类大权”说。从书中简单的叙述里可以轻易看到四兄弟的生命历程与孙文的思想和行动有着很大的重叠，正因为如此，这部传记同时也就成了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最为翔实而可信赖的孙文传。
近代当中的思想研究，也与世界史的展开相呼应而扩展到东亚范围。其基础是新的共通词汇的形成。众所周知，作为东亚中心语言的汉语曾在佛教传来时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近代，伴随“近代汉语”（和制汉语）的创出，东亚文明的变化超过既往。战后铃木修次（1923—1989）首先从事这方面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沈国威（1954—）的《近代日中词汇交流史》（东京：笠间书院，1994）、陈力卫（1959—）的《和制汉语的形成及其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01）等，值得一读的东西很多。“近代汉语”的形成与固化，意味着东亚进入了新时代。在“近代汉语”的语言学研究方面，日语学研究者有着相当丰富的积淀。若仅从文明史的视角来看，那么梁启超将明治日本文明史的成果固定在此前的中华世界，从而对确立起“近代东亚文明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狭间直树的《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东京：岩波书店，2016）揭示了梁启超所发挥的这一历史作用。
在政治思想领域，研究中江兆民的宫村治雄（1947—）明确指出，梁启超介绍的西方思想家的大部分袭用兆民翻译的《理学沿革史》一书。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梁启超研究也是在此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将此进一步推进的是石川祯浩（1963—）。石川的《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东京：美铃书房，1999）实证性地阐明了当时日本所接受的地理决定文明的思想，亦即作为所谓“普遍的法则”而涂抹了一个时代的“知”的层次关系。山室信一（1951—）在《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东京：岩波书店，2001）一书里，广泛讨论了在一个思想链条里，日本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对中国、朝鲜、越南的国民国家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讨论日本、中国、朝鲜、越南的“言语与国家”问题的有村田雄二郎（1957—）、拉马尔·克里斯蒂（Christine Lamarre,1955—）合编的《汉字圈的近代》（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除四国语词之外，该书还把客家话置于视野之内进行了考察。
狭间直树（1937—）也探讨了那些具有规模性的东亚思想的发展。他在论文《中江兆民〈民约译解〉的历史意义》（石川祯浩等编：《翻译概念在近代东亚的扩展》，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3）中，阐明了社会契约论如何成为近代东亚文明圈思想内容的一部分的过程，即梁启超将翻译《民约译解》的中江兆民称为“东洋的卢梭”，而且在介绍兆民翻译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中国的卢梭”黄宗羲。
近代教育史的研究积淀深厚，阿部洋（1931—）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东京：福村出版，1990）从异文化接触的角度明确指出明治日本取得的成果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学制的基础。该书广泛涉及了中国的留学日本活动和日本教习在中国的活动。作为个别研究，还有像孙安石（1965—）的《关于战前外务省向中国的留学生派遣》（大里浩秋、孙安石编：《从留学生的派遣看近代日中关系史》，东京：御茶之水书房，2009）那样的专项领域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经由日本容纳西方近代思想成为一种热潮，黄东兰的《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讨论的则是构成国家行政基础的地方自治的问题。
女性史研究的兴盛，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社会性别”的视点被带入并深化了这方面的研究。譬如，须藤瑞代（1973—）的《中国“女权”概念的变化——清末民初的人权与社会性别》（东京：研文出版，2007）结合词语的翻译史，阐明以男性的“民权（人权）”为视点展开的讨论产生了解决女性自己问题的“女权”的这一过程。另外，女性史研究的深化，还关系到对“男性性”的重新评估，产生了高嶋航（1970—）的《辫子与军服——清末的军人与男性性的重新构筑》（小滨正子编：《社会性别的中国史》，东京：勉诚出版，2015）。中国宋代以后的文明是一种鄙视“武”的奇怪文明，这曾让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感到大为震惊，但在甲午战争后这一文明迈出了新的一步。
谈到地域社会，首先会想到这是一个与国家相对的概念，后者通常拥有统一的国土。正像与近代国民国家相对的前近代王朝“国家”那样，两者大体上具有几乎相同的对应性，其几乎与“国家←→社会”这对概念相对应。
“地域”有多种含意。地域的第一要义是地理概念，但其通常伴随着政治的规定性而呈现在历史当中。中见立夫（1952—）在《地域概念的政治性》
一文里，对“满洲”，进而是“满蒙”“蒙疆”“东亚”等地域概念做了实证研究，指出这些地域概念都是为日本侵略、掠夺的需要而设定的。就连乍看上去很稳定的“华北”这个词，经久保亨（1953—）在《华北地区概念的形成与日本》（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编：《华北的发现》，东京：东洋文库，2013）一文中阐明而可知，这也是个对应日本的商业进入和军事侵略政策而伸缩的概念。
总之，过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发展阶段理论而作为国族史展开的，在对此做出重新评估之际，着眼于地域社会，必然会带来研究内容的多样化。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地域研究，而只是强调把视点设定在地域社会之上，由此去观察中国的历史而展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姿态。横山英编的《中国的近代化与地方自治》（东京：劲草书房，1985）指出，伴随着“光绪新政”的开始实施，地域社会的领导层也着手近代改革，即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其着眼于“地方自治”值得注意。
这里还要提到沟口雄三（1932—2010）的《近代中国像没走形吗？》
。这篇文章在倡导第三阶段近代史研究的变化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口主张的一个核心就是，否定近代思想史当中“洋务—变法—革命”这一图式。由于是把中国与欧洲并列，把中国看作具有独自性格的多元世界当中的一种构成要素，所以沟口对新一代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同时也不能不指出，沟口提供的资料方式不一定正确，其批判方法也未必妥当。
选择某一地域展开研究，是为了指出该地域的特色，因此在地域研究当中，当地特有的历史性也被考虑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地域社会之所见，意味着历史的多样性发现。在地域当中，小到村落，大到“华北”，广义、狭义，多样并存。社会便是与此相对应的、具有多种多样内涵的、极为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
地域社会有时也被称作“中间团体”。地域是平面的，相对全国而言的部分，而与此相对，“中间”是假定有多重结构的概念设置。也就是把个人（家庭）置于基础位置，把统括性的国家放在最上层，而把有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各个团体、宗族、村落、结社等作为摆在中间位置的团体（共同体）来看待。在那里，与交友、合作、生意、信仰等各方面相关的道德伦理和情操习俗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性并发挥作用。
中国的近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伴随着与西方异文化的接触和摩擦。对于民众来说，最为典型的异文化是基督教。蒲丰彦（1957—）的《中国的市场体系与基督教传教》（森时彦编：《中国近代的城市和农村》，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对广东省东部地域社会的市场组织结构与传教关系做出了明晰的阐释。另一方面，佐藤公彦（1949—）的《1895年福建古田教案》
对发生在古田县一个小村庄的11个英国传教士被杀事件进行了调查，弄清了这起事件的原委。这是一个因底层民众的加入而发生变质的宗教结社团体，事件因其成员的排外感情和反官情绪的复杂纠结而爆发。与义和团相连之根，以各种各样的形态伏蔓于地下。关于国内矛盾爆发的研究有很多，藤谷浩悦（1958—）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与乡绅》
指出，民众暴动基于地方规范和习俗而发生，乡绅们的动态与前者密切相关。作为地域领导层，最值得关注的是乡绅。
近代当中的最为典型的地域社会，是伴随产业化而出现的城市。小滨正子（1958—）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东京：研文出版，2000），就清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了极大发展的上海，重点描述了以社团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机构确立的过程。关于上海的研究有很多，木之内诚（1954—）、野泽俊敬（1949—）的《上海历史导游图》（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做得简洁实用。
众所周知，华侨对日本的开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活动中心是横滨和神户。关于前者，伊藤泉美（1962—）的《横滨中华街——从开港到震灾》（横滨：横滨开港资料馆，1994），全面呈现了到1923年大震灾为止的横滨华侨社会的状况。关于后者，有总结神户华侨百年史的中华会馆编辑，安井三吉（1941—）、陈来幸（1956—）、过放等人执笔的《落地生根》（东京：研文出版，2000）。陈来幸在神户、大阪华商研究的基础上，又以《中华民国成立与中华总商会秩序重组》［孙文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的多元构造》（孙中山纪念会研究丛书4），东京：汲古书院，2003］进一步探讨了国内总商会的发展，同时还着眼于海外总商会与该国行政制度的关系结构展开研究。还有《近代中国的总商会制度》（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6）。关于华侨史的研究成果有很多，最近以“海域”为对象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有广泛探讨福建人活动的村上卫（1973—）的《海洋之近代中国》（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
国内城市的发展大抵仍依存于既往的领导层。吉泽诚一郎（1968—）的《天津的近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以北方大城市天津为例，讨论了“清末城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合并”，指出清末的城市化正如在巡警的创办上所看到的那样，带来的是官方权力的增大。城市的发展也伴随着农村的变化。西川正夫（1930—）的《四川的乡村社会》（私家版，金泽：2008）详查地方志和宗谱族谱，追踪了辛亥革命前后的乡绅像。还有，太田出（1965—）、佐藤仁史（1971—）编的《太湖流域社会的历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7）也是基于地方文献和当地调查所获得的成果。
采取所谓地域社会的视点，几乎必然将历史活动的舞台求诸地域社会，并在其中探讨发展动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绝大多数论者所依据的是内藤湖南《支那论》（1914）的立论，即认为中国与其说是一国，倒不如说“乡党、宗族”等地方自治团体才是“有生命，有体统的团体”。《支那论》出版发行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其影响力仍相当大。当然，研究地域社会，研究者并非没有考虑到将各个地域与国家的关系纳入视野，但论点往往避免不了重视社会重于重视国家的倾向。给这种倾向投下一石的是夫马进。他的《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夫马进编：《中国诉讼社会史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国家权力控制的诉讼社会。夫马和他的研究小组，精密地分析了包括庞大的《巴县档案》等在内的作为基础资料的地方档案，阐明国家权力在征税之际，不仅波及乡村，甚至延伸至每家每户；地域发生纠纷最终不是由乡村、宗族等“自治”来处理，而是由官府来进行最后裁决。虽然以某一时期和某一地域的探讨结果作为整个中国的特征，其主张有抑制的必要，但根据基层社会的根本资料（档案）归纳结论，其意义重大。这一新动向值得注意。
最后，作为与外国合作的研究成果，还要提到《清末中国与日本》（东京：研文出版，2011）一书。这是村田雄二郎教授招聘孔祥吉研究员（1943—）来东京大学所获得的共同研究成果。对于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项以熟识的日本《外务省记录》等为基础资料，与中国在该方面研究的第一人开展合作，共同开创新领域的举措。笔者强烈希望这种尝试，不仅跟中国，也能在跟韩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广泛展开。
[1] 日本学界的这种新动向与柯文（Paul Cohen，1934—）所指出的美国学界“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China-centered approach）几乎是同时代出现的现象，但两者研究的方向未必相同。美国新方法的目标在于克服停滞论，而在中国发现和西方类似的历史发展。与此不同，日本新动向所重视的是，脱离西方模式而发现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理路。因此，从美国新方法的立场来看，近年日本学界有影响力的研究似乎往往被认为是过时的“韦伯式”停滞论。滋贺秀三和黄宗智之间有关民事审判的争论可说是一个例子（后述）。关于柯文对新方法的讨论，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Paul A.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可参见林同奇的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外交关系（J.K.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可参见杜继东的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马克·曼考尔.以中国为中心：三百年来的外交政策（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4）。
[3] 其略微极端的例子是，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A.G.Frank. ReOrient：The Silver Age in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可参见刘北成的中译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 冈洋树.清朝国家的特征与蒙古王公.史滴，1994，16；冈洋树.蒙古与清朝：清朝对蒙古统治的北亚特色［“The Mongols and the Qing Dynasty：The North Asian Feature of Qing Rule over the Mongolia.”In T.Yoshida and H.Oka eds. Facet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Northeast Asian Study Series 1）. Sendai：Tohoku University，1998：12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