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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旗制度创建时间，自民国时期以来所谓“1601年创建四旗，1615年创建八旗”的观点一直占据主流，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主流观点在延续的同时，开始受到一些质疑与挑战
，秦国经、李鸿彬、郭成康和李新达等人是较早的代表。
秦国经提出，1601年努尔哈赤创建黄白红蓝四旗，到1614年（甲寅）创设八旗。
李鸿彬、郭成康认为，1615年前并无四旗建置，清太宗天聪、崇德之际修纂的《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还保留着关于建旗历史的较原始的记载，特别是满文版《满洲实录》中的记载尤为明确。但由于汉语中“固山”一词逐渐被“旗”所取代，“旗”的含义又逐渐模糊了满文“旗纛”的本义，因此后人阅读《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汉文版时，就难免产生误解。这种误解导致在撰写康熙重修本、雍乾改订本汉文体《清太祖实录》时，将乙卯年（1615）之前已建四旗的观点写入其中。不过，这种错误可能仅仅是由于语言上的差异才产生的，所以，满文版雍乾本《清太祖实录》关于建旗的记载，经过文字上的润色，较之《满洲实录》更加细致、明确，但并未失原意。到乾隆中期修纂《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时，乾隆帝出于某种目的，利用以前敕修的汉文版《清太祖实录》中已形成的错误，将错就错，臆造辛丑年（1601）始建四旗的新说，并无视此前满文体清太祖实录的本意，竟依据错译的汉文，重新撰写满文建旗历史。三年后，二人所作《八旗建立年代考异》则对八旗建立之“甲寅”“乙卯”二说做出了详细考证。该文认为（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甲寅”说并不成立，（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所据可能源于《八旗通志初集》，而撰写《八旗通志初集》时，史官将“乙卯”误改为“甲寅”，遂造成“甲寅”说之流行。“乙卯”说之成立，不仅因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在前，而且其能够从各种档案史料中得到印证。
二人上述观点在《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一书中得以重申，并提出八旗制度从酝酿到草创经历了一个过程：万历十一年（1583）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族党屯寨组织全体社会成员；万历二十九年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编设牛录代替族党屯寨；万历四十三年，草创八旗制度，此后不断完善。
李鸿彬、郭成康等人的观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1601年创建四旗说的质疑，以另提出新说，而且也厘清和解构了后世之人特别是在乾隆时期朝廷如何构建八旗制度的政治话语，可谓拨云见日。
李新达也注意到《李朝实录》所载女真部落存在以黄白红蓝旗帜的“环刀”“铁锤”“串赤”“能射”四军，他依照满族“出兵入民”“以旗统兵”的习俗，认定这四军就是后来的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十六年（1588），苏完部长索尔果、董鄂部长何和礼和雅尔古寨主扈喇虎归附努尔哈赤，人数增加，旗制初定。
白新良则提出一个过程说，认为努尔哈赤起兵至八旗建立之前的三十多年间，满洲政权经历了从一个固山向两个固山、三个固山以至四个固山的发展过程。
20世纪80年代还有学者提出“十固山”的论点，但多是个别学者之假说，并未引起学界的讨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八旗创建时间的讨论有了一些新思路。
刘小萌虽然赞成1601年后建成旗制的观点，但其对此给予了不同解释。刘小萌认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初建旗制的观点依据该年史料即有“固山”一词并据此论证此时旗制初建，是存在疏漏的。“固山”一词除了“旗”的含义外，尚有原始意义“部落”。该处记载的“固山”实是“部落”之意，非后来之“旗”，且当时努尔哈赤势力并未如此之大，应没有创建旗制的条件。刘小萌认为：“1601年前后厘定牛录制度，1607年以前初建固山（旗）之制，至1615年八旗定制，基本完成了由牛录制向固山制的过渡。”
孟昭信基本赞同白新良的过程说，但又有不同见解。他认为，1601年四旗虽未明确成立，但也并非直到1615年才有固山之设。从1601年到1615年的15年间，是八旗即八固山逐步建立的过程。首先，舒尔哈齐之死是以四固山的建立为背景的，正因为女真政体由原来的两头制发展为四固山，舒尔哈齐认为本属自己的很多部众被转给了褚英和代善，才对其兄有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分离倾向。也就是说，在努尔哈赤兄弟反目之前，努尔哈赤、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已经各领一固山属众，其时间应在17世纪的最初几年。此后褚英执政，随着其他儿子的长成及建州女真势力的扩大，努尔哈赤进一步析分家产的倾向日渐明确。但褚英坚决反对将四旗扩展为八旗，反对将自己的部众分给其他兄弟。努尔哈赤最终只能以极端手段解决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1615年，褚英死后，他的部众被改编为其子杜度所领的镶白旗和皇太极所领的正白旗。八旗制度最终成立。
此外，也有学者将创建旗制的时间提前到16世纪。高凤岐将四旗的建置年份提前到万历十五年（1587），认为万历十五年太祖定都佛阿拉，制定国策，改革军制必定也在其中。该年很可能就初步建立了四旗，扩大了牛录编制。
关克笑则提出新说，他认为早在1585年（万历十三年）史料中即有“旗”之记载，故认定在此时或更早就有位于牛录组织以上之建置“旗”，即“固山”。1587年，努尔哈赤始“定国政”，固山必定在其改制范围之内。朝鲜使者1596年所见女真用五色旗，即说明此时已有五个固山。因此，他主张1585年初有固山，1587年创四固山，1596年增至五固山，1615年定为八固山。
王景泽虽然赞同郭成康关于“旗纛”的分析，但他认为八旗的建立也并非无根之木。他对白新良认为“穆昆”就是“固山”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四穆昆不是四固山或是前四旗，其与牛录这一固山之基础是属于不同组织的，与牛录同时并存，直至1615年，努尔哈赤在四个穆昆的基础之上析置八固山。
这一观点虽也不主张存在前四旗，但论证的路径不同于李鸿彬和郭成康，他认为“穆昆—塔坦”制是八旗制度的前身。
滕绍箴起初赞同1601年创建四旗之说，“辛丑年是在已经创建牛录制十余年之后，进行厘定牛录，同时组建四旗制；五牛录体制是建立旗制之前的最高组织形式，它是产生四旗制的基础或胚胎”
。2016年，他发表新文修正了前述观点，主张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创制四十牛录。而四旗的创建与牛录的创制是同步的，皆创建于该年。
以十牛录为一组，每组分设两个五牛录，合称一旗。四十牛录总共组成四旗。从此牛录—旗制成为努尔哈齐王权下的最初国体。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于入关前“牛录—八旗”成立的时间问题，众说纷纭，争论激烈。虽然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观点，但这些研究已经使一些概念的动态变化明确起来，使学界对影响八旗创建的种种因素、此一过程中交织的内部矛盾以及八旗建立的历史影响有了更明确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