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清代政治制度中重要的议题之一。清朝能从满洲一隅之地，举兵而起，席卷中原，进而开疆拓土、奄有华夏，立国近300年，实系于八旗劲旅。同时，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塑了旗人社会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并对满族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故对八旗政治的研究，是探究满人何以在16—17世纪迅速崛起的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对于了解清代历史、探究中国历史的民族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更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百余年来，学界对八旗政治与制度的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渐臻发达。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孟森早已点明：

清以特殊制度兴，亦以特殊制度之崩溃而败。……特殊势力在八旗，而八旗之根底，汉人不知，满人亦不能言，官书不悉载，此不能不深加探讨以明之也。

韩国学者任桂淳也认为：“中国东北边境的满族，之所以能从一个种族共同体发展到建立后金政权，入主中原，并统治在文化方面优秀于己的汉民族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八旗制度。”

八旗政治是指清朝自清太祖时期开始的满族政权内部以八旗为基础的权力机制的运行，包括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八旗的控制权而进行的制度变革、政治角逐，及由此而产生的势力消涨。八旗制度是一个融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为一体的综合性制度，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可以纳入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不同范畴，特别是入关后的八旗制度，主要被当作军事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来研究，重点集中在八旗驻防、八旗生计、旗地经济等问题上。然而，八旗制度首先是一种关系到女真—满洲政权组织形式的政治制度，是清代皇权专制制度形成的起点，也是诸多国家政治制度的渊源。八旗制度的形成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清朝自太祖时期开始，诸多的政治斗争、政治制度变革、政治势力的兴衰都以八旗为场域，对八旗的控制权更是各方政治势力极力角逐、争夺的对象。因此，在本章中，笔者将着重关注百年来学界对清朝历史上八旗制度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对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特点与影响则不着过多笔墨。

民国初年的一些清史著作仅简单勾勒了八旗发展的过程，对八旗制度亦无专门且系统之研究。萧一山所撰《清代通史》完成、付梓于1923年，为国人所著第一部清代断代史。但萧氏关于满洲政权内部政治变迁与八旗制度演变的看法，基本借鉴了孟森的观点，即认为八旗实乃“封建王国之规模，八旗旗主，乃诸侯也。其封邑无疆土之胙，以在旗者为之奴属，故旗人对帝王称奴才，非仅包衣为然”。萧氏认为孟森之研究“所述甚详，可供参考。惟结论亦有未允者，可善读之”，但他并未阐明孟森所述之结论有何不妥之处。 稍晚的谢国桢在当时就发出感慨：“唯清初之兵制（指八旗——笔者注），则注意及之者尚鲜，此不可不研究者也。” 正如孟森所说，即使是《清史稿》，“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 。1936年，孟森的《八旗制度考实》出版，为开学术之先、系统研究八旗制度的一篇奠基性文章。 如果说孟森能够被视为清史学科的开创者 ，那么这篇《八旗制度考实》在其中所占分量颇大。

孟森在文章的开头提出了“国中之国”这个重要概念。他强烈地意识到八旗在清代中国的特殊性，指出“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 。他对此没有做更多的解释，虽然寥寥数语，但在现在看来却包含了丰富内涵。这一命题至今都还为很多学者所利用，尤其成为“新清史”学者研究清史、论证清朝之满洲特性的一个出发点，如欧立德（Mark. C. Elliott）、张勉治（Michael Chang）都明确使用了这个命题。

孟森对八旗制度的探讨，以“谁是八旗旗主”这个问题为核心，基本按照从努尔哈赤编牛录到雍正时期这样的时间顺序展开。他对贯穿八旗制度变革及其背后的皇（汗）权与旗主之间的政治斗争，逐一考证，详加阐述，开辟了一条以旗主变化为核心线索的八旗制度研究路径。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从太祖时期的“（旗下）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到太宗时期“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再到世宗时期，“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太祖时期旗民私属、八王共治的祖训，被世宗以儒家孔孟之道完全破解。可见，所谓八旗制度，不过是皇（汗）权与旗主既共生又斗争状态的一种动态反映，是一种动态的存在，不断被规定又不断被打破、叠加，直至世宗时期宗室诸王丧失了八旗中的所有重要权力。因此，现在看来，旗主因革是探索八旗制度变革的研究路径，抓住了这个问题，八旗的很多问题便可纲举目张，迎刃而解。例如，孟森发明了通过研究《八旗通志》中下五旗包衣佐领身份变化，来探寻诸王在各旗中遗迹的方法。由此，他认为“八固山惟正红尚保存代善之系统，次则镶蓝旗亦留济尔哈郎遗迹，其余皆尽属后起之王公。盖自顺治八年后，已尽破太祖八固山分立之制。上三旗既永为自将，下五旗亦故主罕存，强宗各拥所属之弊，已扫除矣。” 这种方法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借鉴。

孟森所撰《八旗制度考实》一文的内容虽极为宏富，但其利用、可利用的资料却极为有限，孟森所依赖者，主要是《明实录》《东华录》《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八旗通志》等几部寻常官书，也没有《满文老档》等非汉文史料。他自己坦言，“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故，《八旗制度考实》一文中处处可见孟森把几部官书互相比对的细致功夫。

民国时期，辅仁大学学者赵光贤于《辅仁学志》第十二卷一、二合期上发表《清初诸王争国记》一文，其利用大量史料，突破“诸王推贤让国，为三代圣王之难能”的传说，阐述“太祖不立储贰”“代善有继位之望”“太宗与多尔衮之争”“太宗与诸王之争”“多尔衮与豪格之争”“多尔衮夺位之阴谋”“阿济格争位之传说”七个重要问题。作者除了利用太祖实录等资料，还对太宗得位、八固山、多尔衮与豪格之争等问题多有考证，特别是使用了一些朝鲜使者的记录作为史料根据。其对太祖难立储而给清朝造成的不良后果亦有瞻望，特别是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问题，其对孟森所述深不以为然，其以张煌言《仓水集》之诗为证，认为二人必有暧昧关系。但赵氏所述多为某个事件，其对八旗政治整体演变之认识，难与孟森之系统性研究相提并论。

民国时期研究八旗政治的另外一位成就突出的学者为郑天挺。郑天挺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北大任教，至抗战时期辗转至西南联大，先后撰有《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1936年）、《多尔衮与九王爷》（1936 年）、《墨勒根王考》（1936年）、《清世祖入关前奏章程式》（1936年）、《清史语解》（1943年）、《清代包衣制与宦官》（1944年）、《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统》（1944年）、《满洲人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5年）等论文与杂谈，皆关涉清朝入关前后之八旗制度与政治，后于1947年以《清史探微》之名结集出版。其中，郑天挺对有关多尔衮执政时期的几个重要史事进行了考证，包括他的“墨勒根王”的称号，他称“皇父摄政王”的含义，入关前后所谓“九王”到底为谁等问题。郑氏对包衣制度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强调包衣虽然被编入八旗成为八旗制度的一部分，但包衣制度的产生早于八旗制度。作者提出包衣职掌家务、差役、随侍，清初的宗室贵戚勋旧全有包衣。包衣的性质属私家的世仆，这只是对他们的主人而言的，他们可能另有自己的官阶、财产、奴仆。在旗制创立后，包衣成为一个法定组织，更加制度化。同时作者还比较详细地考证了顺治时期宫内宦官制度的恢复，“清朝三百年无宦官之祸，这是包衣制的赐予” 。此文在当时的影响广泛，成为研究清初内务府包衣制度的奠基性文章。

进入20世纪50年代，清史研究的学者分布在大陆与台湾两种不同的背景之下。此时的史学界对八旗政治的研究虽不显赫，但以郑天挺、王锺翰、李洵等为代表的重要学者做出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资料储备、人才储备正在奠基。1956年，李洵的《明清史》出版，王锺翰则于1957年出版《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又于70年代完成《清史稿》点校版的出版工作（中华书局，1977年）和《满族简史》的出版工作（中华书局，1979年）。郑天挺则出版了《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并将民国时期的《清史探微》重新修订，以《探微集》为名再次出版（中华书局，1980年）。由此，国内对八旗体制的研究终于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下面本章将从八旗创建与变革问题研究、从八旗体制到国家构建的相关问题研究、国家制度之下的八旗官僚体制研究三个方面，对百余年来关于八旗制度变革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与归纳。 vH0vfVvcNT7ayZh2IpdUBf9B2yKJDkQyhjYL7T7pdgGfpj2TESzIZshq6NPe2m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