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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百年清史研究中的政治史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主要是因为“政治史”所涉及的内容太多，太复杂。而要确定梳理范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政治史”的概念，也就是要弄清楚，这里的“政治”的内涵应该是什么，以此确定学术史梳理的范畴。
“政治”有狭义、广义的层级不同的概念之分。最狭义的“政治”，专指一个政权权力运行的制度、实践等内容。广义的“政治”，则可以将政权运行、军事、外交、边疆民族等内容全部涵盖在内。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传统的帝王将相历史中，还是20世纪以来在各种思潮形成的历史叙事中，政治史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内容。百余年来，有关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著作、论文等成果浩如烟海，如何进行筛选、梳理，再有所评述，确非学识浅陋的我们能够驾驭得了的。故此，我们只能采取一种“守拙”的办法，按照最狭义的“政治”的概念，即在政权运行与实践的范畴内，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进行筛选、采择，设置研究专题，略加评述，以期能够对内在的学术规律有所把握，大政治史范围中所涉及的边疆民族、军事外交等内容，将纳入别的卷本中，本卷之中不再涉及。
十余年来，学术界对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史、文化史潮流的冲击，在帝王将相历史受到冷落的同时，政治史的研究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但近年来，在社会史研究大规模流行多年以后，很多学者呼吁重新回归政治史，或者重新思考政治史的研究路径。
何龄修指出：“史学是以具体史实为基础的学问。上世纪最后阶段的清史研究，出于对空洞的僵化的教条式论著的反感，微观化、具体化倾向较明显。但理清史实只是研究的重要一步、深入分析的前提，如果只停留在此，则对历史的认识仍没有完成。上世纪末清史史籍、档案大量问世，为理清史实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新世纪的清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大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杨念群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影响下政治史碎片化的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政治史研究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杨念群认为，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
几年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回到“大一统”的形成，应该是研究清代政治史的根本路径。
和卫国也指出，历史学研究大有再次走向另一极端之势，即偏重了“社会”，忽视了“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政治的运作、政府政策等问题的研究被淡化，提出“政治史研究需要认真反思”，呼吁政治史研究的回归。
向政治史的回归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并显得越发明显，甚至急切。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政治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中，对历史上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解释终究要回到政治上，否则便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缺少了源头与根基。
对政治史重要性形成的新认识，还表现在很多学者在思考寻找研究政治史的新路径、新方法，而不是再次回到帝王将相的历史叙事上。在这一方面，宋史研究大家邓小南教授在反思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提倡走向“开放”的政治史。她强调认识论的重要性，一则需要将制度、事件、人物等多重关系脉络置于“氛围、机制、网络”之下，进行细致而“到位”的研究；二则不对学科门类的定义纠缠太过，而是从研究议题的内在需要，寻求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视角的支持。
这无疑对清代政治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归纳、总结和反思。其中，最值得借鉴的有两个作品。
一是刘凤云的《观念与热点的转换：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一文。作者在文中将民国以来清代政治史的研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重大史实的考订及旧史学的奠基作用，二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叙事体系的建立，三是在史料与史实的考据中建立起问题史学。她提出，未来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应该在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将国家政治与权力重新放置在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地位；第二，从国家与政府的行政作用出发，将国计民生等经济问题纳入政治史的视野中，也就是将政治史研究的触角伸向经济等领域，以多种范式来处理政治史的题材；第三，让政治制度背后的“人”走出来，使其成为制度史研究中的主角。
二是崔志海的《近十年来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文。其对近十年来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做了一番细致归纳和总结。他认为，从学科史角度来说，晚清政治史研究始于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并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不同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晚清政治史完全被划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50—1966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 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 1977年至20世纪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 20世纪90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他主张提升史学研究与理论、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确看待和处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
这些学术总结与归纳对我们分析和梳理百年清史政治史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全书分为七章，分别对清代八旗政治、皇权政治、官僚政治、晚清政治制度、晚清民间起事、清末政治变革与近代国家构建、“新清史”等问题进行学术脉络的梳理。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导下，清代结束百余年来，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大致受到过以下五种思维范式的影响。
一是“封建专制思维”的影响。所谓“封建专制思维”，是指从批判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达到顶峰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在这种思维之下，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权政治成为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言必称专制”成为学术界研究清代以皇帝为核心的各种政治制度、事件、人物的标志性话语。
从研究思想上来说，整体而言，百余年来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主导的。这其中虽然有民国时期的30余年，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成果相比，这一时期的清代政治史研究成果较少，在百余年中所占分量较小。而且，民国时期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受到“革命”和“排满”思潮的影响，能够客观述史者仅孟森、郑天挺等人。
20世纪，清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政治环境的变化，其次是学术思潮的转变。这两者又常常是交融在一起的，共同作用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方向、内容和叙事方式，使清代的政治史在20世纪前70年受到各种思潮、各派政治力量层累式的合力作用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变革、五四以后的思想解放、红色的“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都是以对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基础的坚决批判为前提的。清朝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代表着专制、愚昧、保守和落后，自然要承受革命者的批判。
20世纪之初的革命者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并构建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他们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作为武器，视满族为外夷，大加挞伐。他们认为，以康雍乾为代表的清朝皇帝对汉族实行愚民政策，这个异族统治的王朝曾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远不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近不论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大片国土的沦丧，仅清朝全盛时期、史家所称的“康乾盛世”，留给后人更多的也只是血淋淋的“文字狱”。孙中山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他认为，清廷愚弄汉人的统治、压制中国的民族性、禁止与外国相通的主导思想是致使晚清一盘散沙的罪魁祸首。章太炎对清之文字狱和文化钳制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同时他还对康雍乾时期的政策，诸如减赋、外交、军事、汉学、修订《四库全书》等，做出新的评论。
廖仲恺对清朝统治蒙古的民族政策极为不满，“由康熙一弄，蒙古人几乎要亡种了。……故用宗教来亡人的国，非只是满洲人才有这样（的）办法”
。邹容认为“康乾南巡如同隋炀帝”
。汪精卫指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有少数民族的自卑心理，害怕汉人与外部势力联合反清。“盛世表面宁幂，实则内乱不断。”
章太炎则说：“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著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用贪墨，因其籍没其家，以实府藏……以官为卖，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
如果说革命者们对清朝进行口诛笔伐是出于革命需要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则是从否定传统的角度出发，将清朝视为传统社会的代表，通过史学、文学等各种方式将清朝塑造成为反科学、反民主、独裁专制、愚民落后、封闭无知的形象。吴虞称文字狱“令人发指眦裂”
，钱玄同视乾隆皇帝为与秦始皇等同的独夫民贼。张君劢则批判康乾时代在中西科学交流方面甚至不如明朝开放。“欧洲科学发达，由文艺复兴以开其端，而利玛窦到东方来，只有少数人物如徐光启、康熙还能赏识他。到了乾隆以后，士大夫还是麻醉于考古之学，无人感觉世界新潮流之来袭，此亦政府与学人缺少先见之故。”
鲁迅说：“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自清朝末年，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他于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紧接着，1902年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以进化论和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批判。梁启超认为，旧史学是以帝王个人为中心的君史，他主张变君史为民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对于清史，梁启超主张客观看待。他认为，清前期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平定西北准部、回部、西藏、青海、缅甸、安南各地，帕米尔高原以东诸部落，全部纳入中国版图，数千年来亚洲之形势，为之一变。“满洲势力，几掩覆亚洲、南亚之全部，然极盛之后难为继矣”
。“国朝因用明制，故数百年来大臣重镇，不闻他变，天下虽大，戢戢奉法，而又文网颇疏，取民极薄，小民不知不识，乐业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无也。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随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
。梁启超认为，康乾盛世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康雍乾三帝能够不断地改革。“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
同时，梁启超指出，专制与腐败是导致清朝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君权的过度集中使清朝的政治缺乏生机和活力，对皇帝来说，军机大臣“则如写字机器将留声机器所传之声，按字誊出耳”
。另外，八股取士制度是中国“致弱之根源”
。他认为，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为博十全老人之头衔，不惜穷兵黩武，四处用兵，只是为图虚名而已。“惟然，则虽属国遍天下，而与我国民曾无丝毫之益，反而蒙莫大之累。”
孟森在谈到清代历史的地位时说：“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
直接批判政治对清代历史研究的片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显著特征。从民国时期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政治联系密切。从其研究重点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清朝的历史，形成了三个研究热潮：第一，关于康熙帝的历史定位；第二，关于《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三，关于农民起义问题。但“这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未突破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格局，方法上亦呈现出教条化与简单化的倾向。这些问题到‘文革’时期发展到极端，演变为‘路线斗争决定论’等荒谬理论，和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把史学演变成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史，倒退到旧史学偏重政治史的状况，与鲁滨逊所说的旧史学依附于神学的特点有相似之处”
。这一时期对清代政治史的“黑暗”塑造也达到了一个顶峰。
冯尔康于2005年撰写《清史研究与政治》，认为自清朝结束以来，清史研究就一直受到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包括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苏联“修正主义”等多次政治革命和运动。虽然这些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清代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但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如观念上的偏颇和研究领域的不平衡，因此呼吁：“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
无论哪一种政治思潮，对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影响都是不断强调清代政治的“专制”，强化人们对清朝皇帝“乾纲独断”这一“本朝家论”的印象。以教科书为代表所形成的标准话语就是，清朝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这一思维在实际的研究中有两种表现，一是把清代的政治制度变革置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框架之中，努力构建清朝与明朝在政治上的继承关系。如以“清承明制”的视角看待清代的内阁、六部、督抚等制度，以中外朝视角看待军机处的产生等。二是清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很容易被构建出一个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内阁，到南书房，再到军机处这一清代专制主义集权不断强化的线性过程，这已成为清代政治变革的一个标准化、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
这是我们设定第二章研究“皇权政治”的原因。但实际上，这其中难免包含一种先入为主的，知道结果反思过程、原因的循环论证。而当一切都指向极端专制时，清朝作为一个“国家”的其余部分就都被遗忘了。
二是在盛世观念与中国中心观的激荡下，“改革开放”史观的形成。这种思维一改将清朝定位于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正视清代的官僚体系在边疆拓展、国家动员、社会发展、文化成就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些成就，并由此重新思考清代中国的全球史地位及其背后源自中国内部的原因。
关于“中国中心观”对清代历史研究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成果。在这一方面，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叫魂》（ Soulstealers ：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救世》（ Saving the World ：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等欧美著作被引入国内，为国内政治史的研究带来巨大启发。这一思潮在政治史方面的主要反映就是由对政治制度的静态勾勒，到对人物政治实践的动态探讨，清代政治史的研究也趋向“活”的历史。具体而言，很多官制研究，最初主要依赖《清会典》《实录》等文献资料，对制度的条文进行描述。但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与使用，学者们逐渐有能力对清代各级官员们修河治水、司法审判、钱粮征收、边疆管理等各种政治实践活动进行更深入的追踪和展示。对这些研究思想学界的归纳较多，笔者不再过多赘述。笔者想从现实关照这个层面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进行一些阐述。
从现实环境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大规模地展开，中国迅速发展，走向强大，为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也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从研究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已成为一种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思维，一些与改革开放有着重要渊源关系的历史事件得以被重新审视，如随着中国经济、文化、政治领域改革的不断推进，清代重要的政治变革及相关人物受到更多的重视，相关评价也开始发生逆转。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清朝在边疆地区的开拓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这方面以戴逸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表现了清朝在政治上的成功。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对雍正皇帝的研究。自民国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雍正皇帝是被批判得最为严重的一个政治人物。但在20世纪80年代，冯尔康出版的《雍正传》，将雍正这个无恶不作的残酷的封建帝王，在应对时代危机时所做出的重大改革描述了出来，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魄力的改革者。
这一成果后来通过文学影视作品得到充分的放大，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期盼改革、期盼发展的心态。由此，“改革”成为研究清朝帝王将相的一个重要思维，引导学术界更多地关注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成就，相应地也就加强了对清代政治成就的探讨。虽然在康乾时期是不是盛世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存在很多争论，但确实反映出中国的政界、学界以及普通百姓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不断进步，中国历史发展趋向的思考。大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盛世”，因而才有了对“盛世”政治的反复推敲和争论，表现了中国社会深厚的“盛世情结”。
还有一个极受关注的事例，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问题。在1993年由清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马戛尔尼使团访华20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名家云集，既有资深的如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这样按照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撰写了《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一书的学者，也有像罗威廉等有着明确“中国中心观”的新一代学者。而国内则有戴逸、张芝联、朱雍等新老学者。这个历史话题受到热捧，反映出当时学界对中国如何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反思。随后，清史研究所出版的9卷本《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辽海出版社，1999年），引领了学界对中国“开放”问题之现实与历史关系的思考。
然而，无论是这种到中国内部寻找发展动力的研究，还是对18世纪“盛清”的褒扬，终究也无法寻找到中国发展的近代路径。正如茅海建所说：政治史学者对历史的描述是不断进步，而社会史学者的描述则是原地踏步。无论政治史学者如何构建清代在政治上的成就，终究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停滞性。但为政在人，官僚体系与制度，仍是学者们探讨清代政治进步还是落后，中国中心观下内在动力的主要出入口，仍是清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这是我们设计第三章“清代官僚政治研究”的原因。
三是“革命史观”与“近代史观”受到重塑“王朝史观”的挑战。晚清历史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被纳入革命史、近代史的叙事范畴之中，更多地从革命发展、近代转型的线性历史角度，来看待清代的政治。一则中国的制度因为内外因素的激发而发生了巨大变动，二则晚清时期，来自民间的反抗官方事件和起事不断发生，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反清的革命力量拥有了“主角光环”，作为国家主导者的政府自身的政治行为被虚化、模式化，站在了革命历史发展的对立面。百余年来，人们对于这一时期民间起事的话语表述，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历史演变。即便同处一个时代，因话语表述者的各自立场、出发点或阶级感情分歧之故，对其称谓乃至评判也迥然有别，其结果是割裂了政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晚清史的研究开始出现重塑“清朝史观”的趋向，晚清时期的国家政治、清朝统治者内部斗争、政治变革，以及清朝向民国的转变等重大政治问题，林则徐、奕、慈禧、奕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等重要政治人物，都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的转变就是，清朝一直被视为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封建专制的顶峰，新的研究则更多地探讨在由清朝向民国转变的过程中，近代国家是如何得以构建的，晚清的半个世纪中蕴含了哪些近代国家的因素和向近代国家转变的动力，由此有清一代的历史往往被看作“早期近代”。这样做不是仍以鸦片战争为界把前清史和晚清史划分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体系中，而是说与清前期的历史相比，晚清政治的变化确实出现了“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并非原来意义上的“近代史”的一部分，而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必然历程，需要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正如隋唐历史的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它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唐前期的政治状况更多地通过与南北朝时期相联系来得到解释，唐后期的政治则需要与五代、宋时期的政治状况相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去向。在这一方面，邓小南对宋代“祖宗之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此，我们设立了第四章“‘近代史’还是‘王朝史’？两种视域下的晚清政治与制度变革研究”、第五章“革命史观与晚清民间起事、革命百年话语之嬗变”、第六章“清末政治变革与近代国家构建”。
四是受到满族国家政治起源与“族群主义”思维的影响。研究清代历史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满人作为一个从东北一隅发展起来的小部族，为何能够成功入主中原，并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和盛世辉煌？这个问题可以有多个侧重点，当然也会形成很多不同的答案，当这个问题的侧重点放在“满人”这个概念上时，满族在入关前到底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及如何迅速壮大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八旗制度的形成，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人物之间的恩怨纠葛，八旗政治的演进，后金—清国家制度的建立等，都是关系到深刻了解清代政治特点的重要问题。很明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单纯的“清承明制”思维中跳出来，借鉴满族国家起源研究的民族史路径，实事求是地对清朝政治进行溯源性探讨。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学术萧条之后，作为清史研究的基础，八旗政治研究开始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史料上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对象，支撑起很多学术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一方面，清朝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清朝开国方略》《清史列传》等都被整理、公布了出来。另一方面，《满文老档》开始被应用于大陆学界。《满文老档》在清代并没有被公之于世，清亡后，从1918年到1929年满族学者金梁最早开始组织整理、翻译《满文老档》，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界、中国台湾学界对《满文老档》的整理、译注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神田信夫、冈田英弘等人出版了《满文老档》，台湾学者出版了《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和《旧满洲档译注》。这些珍贵资料也开始影响到大陆地区的八旗政治研究。1989 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1990年，中华书局印行大陆学者译注的《满文老档》。另外，台北故宫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也渐次开放和投入使用，涉及清入关前历史的一些满文档案如《历朝八旗杂档》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第二是大学本科与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恢复并正常化后，开始形成学术力量梯队。王锺翰、李洵、戴逸、王戎笙、周远廉等成为清史研究、满族史研究、八旗制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们主编或撰写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断代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八旗政治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对清入关前历史的撰写也成为一个学术亮点。周远廉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阎崇年撰写的《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和孙文良、李治亭所著的《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均在1983年出版。而张晋藩、郭成康所撰的《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更是成为这一时期八旗政治研究之翘楚。随着学术梯队建设的发展，杜家骥、定宜庄、刘小萌、郭成康等成为这个时代八旗政治研究的中坚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使清在入关前的历史，特别是八旗政治研究出现一个跨越八九十年代的高潮，成为清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因此，第一章的内容拟抓住“八旗政治”这一核心概念来梳理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
五是关于“新清史”的挑战。当满族国家政权的起源问题遇上欧美国家的“内陆亚洲”理论时，便促成了“新清史”的滥觞，并在21世纪最初的20年在中国学界形成一股研讨热潮。因此，第七章聚焦“新清史”问题在中国的热议，专门对其进行梳理。
“新清史”在美国之发展由来已久，是内亚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史上的结果，代表了自费正清以来西方学界以“现代化”探讨清代历史之后的一种新的学术转型。它对非汉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视和挖掘，可以给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观念很多启发。毕竟，中国历史大多数时间与内陆亚洲历史有着“无法分割不可分离的重叠”，受到内陆亚洲的影响并不断把内陆亚洲的因素吸收到中国历史中来，是中国历史自身的重要特点。从这个角度看，“新清史”的研究会让我们的历史叙述更加丰富和立体化。
但把中国想象成为一个单纯的汉民族国家是“新清史”研究者们的一种假设，并非历史实际。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超越某种单一民族认同的国家，多民族走向统一是一种逐渐强化的发展趋势。中国边疆各个民族与汉族之间是一种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对中国历史的解释需要立足于中国历史本身的实际情境，需要西方学者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固有窠臼。
过去十余年间，“新清史”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政治批判者有之，学术反思者更多。现在看来，在经历了这些年的震荡之后，经过进一步的译介，中国的学术界经历了一个由批判到构建的过程，即由最初对“新清史”威胁到中国历史话语权的激烈反应，到反思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威胁。一方面，“新清史”著作在概念、理论、史料运用等方面的很多缺陷、不足甚至是严重错误，逐渐被中国学者挖掘出来，包含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问题以及政治化的历史叙事问题也被揭示出来。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学者也在反思如何弥补我们以往历史研究中的缺陷，如何进一步牢筑我们的历史叙事话语权。例如，近几年，中国的清史学界，特别是研究生在满、蒙等语言的学习方面大大加强，新一代学者在非汉文档案文献的使用的能力与自觉方面大大提高，再加上国际交流的普及，中国学者、学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能力、话语权已经获得长足进步，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我们分别对近百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所依据的基本方法和理论视角以及现实关照，进行了概要梳理。希望我们的这些工作能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起到一点微薄作用。不足之处，还请学界方家多多批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