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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清代皇帝研究呈现出多面相的发展特点，主要有二：其一，对于传统疑案的再考证与论争；其二，对于清代皇帝的系统化研究。
关于清顺治帝出家疑案，除了各类小说以及部分历史普及读物多采用顺治出家一说，学术界很少赞同这一观点。邓小军长期关注董小宛入宫与顺治出家疑案，2018年，其专著《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出版，该书收集了大量官修史书、私人文集以及碑刻铭文，认为顺治七年（1650）三月末清军南下掳走董小宛，归于摄政王多尔衮，后诸王分取多尔衮家人，董小宛归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为其第二庶福晋。后董小宛与顺治相遇，顺治杀硕塞并将董小宛纳入宫中，封为贵妃。后董贵妃死，直接导致顺治出家，不过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沉溺佛法之感召。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假死并出家五台山。康熙二十一年（1682）前后，顺治锡止河南睢州白云寺。现存白云寺大量题匾，均能证明康熙四十九年（1710）顺治帝圆寂于此。
其后，作者又发现新史料《敕住善果旅庵月和尚奏对录》，该奏对录载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二十七日顺治皇帝对旅庵和尚所说发愿早日正式出家，旅庵劝说其不要舍弃皇位出家为僧，顺治回答“恐朕未能若此”；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日，景山顺治梓宫火化时旅庵恭述两偈，言顺治因彻悟而决定舍弃皇位出家，火化只不过是烧了个空梓宫而已，顺治应不会违背速脱帝王家的出家誓愿。以上内容，均足以弥补玉林琇、木陈忞、溪森诸禅师语录、年谱相关记载之不足，是有关顺治出家史事之有力旁证。
但是该作者的一系列观点及支撑观点的证据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反驳，认为所引用的证据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目前学界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孟森、陈垣二位前辈的论证已经十分完备
，诚如阚红柳所言，“清史学界有关顺治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晚年确实信佛、好佛，也有出家之念，但终究未成事实。‘顺治出家’不过是民间哀悼年轻皇帝早亡的命运，并叹惋皇帝与爱妃之间凄凉而美好的爱情，而选择的一个摄动人心的美丽结局而已”
。
民国时期的争论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延续。熊克、王锺翰、王思治等学者继续坚持太后确曾下嫁之说。熊克援引刘文兴的《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中的题跋，再次申说太后下嫁，认为既有诏书的存在，则太后下嫁可成铁案。
王锺翰依然抓住太后下嫁案的核心——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问题，撰写《释汗依阿玛》一文。该文再度解释“皇父摄政王”的满文原文doro be alihahani ama，只能拆分为汉文“皇父”与“摄政王”两个词组，满文则拆分为han i ama和dorobe aliha两个词组，并且认为从满文意义来讲“生我者之谓父”。顺治帝在宫内一定是直接称呼多尔衮为ama而不是ama wang或者han i ama。如果太后没有下嫁多尔衮，顺治帝断不会称多尔衮为“父”。
王思治在去世前一年发表《“太后下嫁疑案”辨证》一文，他并不认同孟森的解释，也认为若无“太后下嫁诏书”，此案当在两可之间。不过他还是倾向于孝庄太后权衡利弊为了维护顺治帝的皇位而下嫁多尔衮，也就是说并非基于感情，而是险恶的政局促成了太后的下嫁。
与上述观点截然对立，陈捷先、许曾重、许鲲、杨珍等人继续支持孟森等人太后并未下嫁的观点。台湾学者陈捷先继续论证“皇父摄政王”不是由太后下嫁所引起的，而是由于崇其功勋。
许曾重的《太后下嫁说新探》突破以往研究的视角，将“太后下嫁”放置于清入关前后的国家大局势、八旗内部各旗之间的斗争中进行考察。他认为在清初的政治斗争中，两黄旗、清皇室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证明了此一时期并不存在太后为保住福临皇位而下嫁的政治需要。“皇父摄政王”是完全出自多尔衮自封，这是其为行使皇帝之实而做出的举动，意在以福临为储君，自己为君。因此由“皇叔父摄政王”变为“皇父摄政王”自然顺理成章了。多尔衮封皇父摄政王与太后下嫁并无实际联系。
孟昭信的观点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认为太后是两黄旗的女主人，如果下嫁多尔衮，不仅不利于维护顺治帝的地位，反而增强了多尔衮在八旗中的势力。因此，太后必不能下嫁。
许鲲则从清初入关前后的婚姻法律及其执行情况出发，认为自太宗朝开始，清廷即制定禁止族内成婚的法令，尤其是入关以后的顺治朝，清廷还大力表彰节妇、烈父，更是倡导满族妇女守节。在这种环境下，孝庄不敢公然宣布下嫁，颁布下嫁诏书，违背清廷法令。
杨珍进一步阐释“皇父摄政王”的概念，她利用大量满文档案对“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等称号的满文进行逐一考辨，认为满文原文与汉译称号之间存在错译，导致后人对于“皇父摄政王”的理解出现偏差。“皇父摄政王”的满文为“dorobe aliha hani amawang”，直译为“摄政的汗的父王”，也就是说满文中“ama wang”应是汉文“父王”的对译，实际上人们所理解的汉文“皇父”的满文对译为“han ama”。将“dorobe aliha hani amawang”翻译成“皇父摄政王”是错误的。这种翻译的结果，是多尔衮为突出自己的至高地位所授意执行的。总之，从“皇父摄政王”来论证太后确曾下嫁并不可取。
该文旁征博引，论证精密，辩驳有力，为太后下嫁一案的最终辨清铺平了道路。
相比于通过各种史事来判定太后是否下嫁，朱家溍对太后下嫁诏书的存在予以彻底否定。刘文兴回忆乃父于清末任职内阁，曾亲眼见到太后下嫁诏书。在刊行的《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跋语中，刘文兴将这一掌故记录其中。但是多年以后，当朱家溍与刘文兴聊起此事时，刘文兴道出实情称“不过为了题几句，加一点噱头，容易卖出去而已”
。
清世宗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得到多元化的讨论，一家独大的“雍正篡位”说受到新挑战，即雍正“合法继位”说的出现。
篡位说仍炽，部分学者仍在继续发掘各种史料证明雍正夺位。海外学者金承艺对清世宗夺位颇有研究，其观点影响甚大。其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论证胤禵本名胤禎，为清世宗夺位后强迫其改名为“胤禵”，而雍正原名尚待继续考证，其名“胤禛”者，实为改遗诏中“胤禎”方便起见方采此举。朱批奏缴等制度的确立也是为了掩饰雍正自己更名矫诏的一种手段。
许曾重认为康熙属意十四子允禵继统，特命其为抚远大将军，以提高其在朝内外之威望。这也是康熙在多次立储失败后以一种新的方式培养继承的选择。而在实际中，朝臣将大将军王抬格书写也反映了此时允禵与诸皇子地位之不同。他认为雍正夺位之另一证据即《清圣祖实录》相比于各朝实录而言，体量实在过于简略，与其长达61年的统治时间不符，且《清圣祖实录》中对于允禵西征的奏折、上谕等内容几乎不载，这些均表明雍正对于该段历史记载的删削，以隐讳其夺位的证据。而《清圣祖实录》的编纂者张廷玉则因迎合雍正圣意，删削实录，得以获得配享太庙的殊荣，这也旁证了雍正对于该段历史的隐瞒。
《简明清史》认为雍正乃夺位继统，尚有三因：一是雍正所言“八人受谕”与史籍所载不符，纯属其为掩饰夺位所作虚词；二是雍正继位后即处死康熙晚年近侍赵昌，同时谕令大臣缴回康熙朱批谕旨，显然是另有隐情；三是，雍正另建圆明园、清西陵以及未去避暑山庄，均可旁证雍正继位定有问题。
王锺翰通过对比新发现的满汉康熙遗诏与《上谕内阁》、《起居注》、实录等官方史书，认为所谓的圣祖遗诏实系雍正改写康熙面谕而成，足以证明世宗篡位。
杨珍认为，康熙晚年已经在陆续实施秘密建储计划，允禵是康熙传位的意中人。允禵出任大将军，康熙委之以重任，即是秘密建储计划中的一部分。作者还从允禵的才干、德行、年龄等方面入手分析，都足以表明允禵才是康熙眼中最佳的继承人选。
金恒源极力主张雍正夺位，其主要证据有：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起，圣祖已经猜忌胤禛，往往每逢大事便将其远离身边，其派胤禛南郊祭天、调换八旗都统即是防范胤禛的一项举措；胤禛进参汤、故意迟到进园，从而刺激康熙精神，使康熙最终逝世；康熙遗诏实为雍正联手隆科多、张廷玉伪造，不能作为雍正合法继位的证据。
吴志良、金国平利用西方传教士的历史资料来论证雍正的继位问题。他们认为，耶稣会高尚德的报告，内容与官方口径一致，这完全是高尚德为了耶稣会在中国的安全而隐瞒了雍正夺位的真相。西方史料记载的与皇九子关系密切的康熙宠臣传教士穆敬远以及康熙近侍赵昌先后被处置，表明了雍正继位的非法性。
此外，罗冬阳发表两篇文章，注重利用朝鲜方面的史料记载与本土史料的结合，从雍正矫诏召回大将军允禵入手，论证雍正假传圣旨，解除允禵的西北军事大权，谋夺皇位。
针对上述“篡位”说的立论，坚持“合法”说的学者一一予以反驳。最早提出雍正合法继位观点的是吴秀良，他综合分析了各皇子之间的政治力量，认为康熙晚年，诸子争位，各植党羽，其中太子几废，允祉、允禩等人以不孝等缘由而被排除在继位考虑之外，最终雍正得以继承大统，从而首次提出雍正合法继位，绝非阴谋夺取皇位。
其后，冯尔康相继发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出版《雍正传》等论著，他把雍正继位放在康雍之际的政治斗争中考察，在康熙对雍正的一贯态度，以及与康熙对其他皇子态度的比较中，更加全面地考察雍正继位问题。他认为，康熙帝废太子后，欲在皇四子、皇十四子二人中选一人为皇储。皇四子参与国家大事和宫中事务最多，尤其是从康熙派他祭天以及平时对他较高的评价来看，其在康熙帝心目中的地位比诸皇子都高。最终康熙帝属意皇四子胤禛继承大统。
大约同一时期，杨启樵出版了《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该书最大的贡献即在于否定了康熙遗诏作为雍正继位的合法与非法的证据，因为遗诏由继位皇帝书写实为清朝惯例，无关乎继位的合法性问题。该书对篡位说各种论据的反驳，合情合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随后，他进一步否定了允禵继位的可能性，而提出新说，即康熙属意雍正继位，而以允禵辅佐，康熙同时重视雍正、允禵，二者并非势难两立。这一观点令雍正合法继位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陈熙远也认为“遗诏已是权力分配或斗争底定之后的产物，因此从现存的康熙遗诏来廓清雍正继位之谜，无异缘木求鱼”
。
闫学仁认为康熙赏赐雍正多处园子，证明了雍正在康熙心中的重要地位。康熙处理军国大事均将雍正带在身边，是有意在培养接班人。
史松主张允禵与康熙深恶痛绝的皇八子胤禩关系密切，康熙命允禵西征，其主要目的在于分割皇八子胤禩的同党，而把帝位顺利传给胤禛。弘历与康熙的亲密关系，也成为康熙传位给雍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性尧认为雍正谋父说，实出于政敌捏造的诬陷之词，不足为凭。而隆科多篡改遗诏，“改十为于”亦不符合清代国语满文的书写，实属谣传。
张双志结合朝鲜史料及本土史料推测同受康熙末命的尚有马尔赛、马齐、王掞、隆科多等大臣。而这四人在传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王掞误听、误写汉文遗诏才导致后世一系列的传闻。作者认为，康熙帝口述遗旨是先以满语述之，再以汉语复述一遍。满文遗诏可能由马齐写就，大概是“传位于第四子胤禛”之类，王掞在听汉文遗诏时，在慌乱之际，大有可能误听、误写“胤禛为胤祯，第四为十四”。故鸿胪寺官正式公读遗诏时，只有满文，而无汉文，这才引起御史杨保等人的参奏指责。而胤禛却不能道出真实情况，来证明自己。迟至十六日，胤禛才公布了汉文的遗命诏。康熙帝最终选择胤禛，是从胤祯不在京师的现实出发，以避免二十余日皇位空虚危及社稷。
这一解释无疑丰富了雍正合法继位的论点。
关于雍正继位合法性的论证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自常建华与董建中。常建华否认了雍正打击魏珠等人有什么深层含义。作者则认为，打击魏珠实际上是因为魏珠确实与允禩一党交往过密，为了切断允禩集团与宫中的联系，维护自身的安全，雍正才出此计策。
其《从西方文献看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一文虽然与吴志良、金国平等利用的资料相同，但是给予的解读却完全相反，认为这些西方史料信息来源可靠，且都无疑表明康熙将皇位传给胤禛，雍正继位确实合法。
董建中于2016年发表了《从大统授受看雍正继位之谜》一文，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作者从三个层面重新审视雍正继位的问题。首先，康熙的传位形式问题。作者再次强调康熙的“遗诏”只为口头“末命”，而且其传位时使用的乃是满文，并非汉语，并无传世的书面“遗诏”。其次，康熙末命的内容问题。作者避开了探讨末命到底是传位十四子还是四子的问题，而是通过“口衔天宪”的隆科多是否真的将康熙末命如实公布的问题来论证雍正继位是否合法。作者认为隆科多当时权贵已甚，不必态度急转矫诏拥戴。总的来说，隆科多与雍正继位没有密切关系，在康熙去世时，无论哪个皇子继位，其都是顾命大臣，首功在握，他所能做的就是如实传达康熙末命。最后是末命见证人的问题。作者认为，面承末命者并非只有隆科多及七位皇子，尚有魏珠、赵昌等人。而魏珠、赵昌获罪均与雍正继位问题无关。而这也证明了雍正帝所言传位时众人皆在，雍正并未撒谎，康熙也并非被毒死的。
上述三大疑案至今仍然为社会所熟知，由于各自言说的论据均有不足，且难以解释对立观点的论据，因此双方的争论久持不下。这一方面需要史料的新发现与解读，另一方面需要持论者能够理解对立观点的合理性，不执于己见，达成共识，这样才能最终推动疑案的破解。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清代皇帝的研究逐渐转入正常的学术轨道上。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再次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戴逸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历史人物研究存在的错误，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一是要注重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必须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一刀切；二是要平衡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三是不要不问历史条件而用过高的标准苛求古人，指责古人，或者任意地美化、拔高古人。
在这一思想解放的背景之下，清代皇帝研究的成果如雨后春笋，骤然丰富。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体现在以下两点：（1）关于清代皇帝的总论文章增多，人物传记出版且速且丰；（2）新方法与传统实证方法的齐头并进。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清代皇帝研究的论文、著作数量极多。关于清代皇帝总论的文章有樊树志的《论清世宗》（《复旦学报》，1979年第4 期）、商鸿逵的《论康熙》（《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叶林生的《论光绪》（《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陈克进和滕绍箴的《略论皇太极的历史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2期）、金成基的《论顺治》（《文史哲》，1984年第5期）、戴逸的《论乾隆》（《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尔康的《从历史长河看雍正帝地位》（《清代人物三十题》，岳麓书社，2012）等。这些文章、著作都从一种宏观的历史角度，分析了各位皇帝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了一种积极、客观的历史评价，纠正了此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认识。
相比于论文来说，关于清朝皇帝的著作更是丰富，据《清史书目》统计，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自1911年至2011年共有清朝十二帝传记413部，此外，有孝庄、多尔衮、慈禧的传记以及各位人物的合传、总传164部，共有人物传记577部。
（参见表2-1）
表2-1 1911—2011年清代皇帝及相关人物传记统计表单位：
从表2-1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年间清朝皇帝研究主要集中在清前中期，清中后期的皇帝研究著作尚少，且多集中在德宗、宣统以及慈禧三个人物身上。因此，清中后期皇帝的研究著作也就显得十分可贵了。比如，1993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清帝列传系列”丛书中的《嘉庆帝》《道光帝》是较早的嘉道二帝的人物传记。
在作者看来，以往的清史研究多集中于康雍乾三朝盛世，而对嘉道中衰之事关注得不够，甚至是被过分地忽略了。关于嘉庆朝的以往研究也只是在涉及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的时候才会探讨嘉庆皇帝。人们对于时处衰世的嘉道二帝印象并不佳，认为清代中衰的原因主要在于嘉庆帝，并将禁烟失败、中英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落后于西方、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道光帝。其实在作者看来，这些看法都有失偏颇。大量事实表明，清代中衰的根源不在嘉道时期而在乾隆盛世。嘉道二帝其实很有作为，在治理国家方面十分勤勉，虽然他们并不是什么明君圣主，但亦非什么庸碌之君，而是兢兢业业的守成之君。从这一点来说，嘉道二帝的形象得到改观，学界对嘉道二帝以及嘉道时期的国家社会有了一个更加新颖的、全面的认识。同样是该系列丛书的《咸丰·同治帝》（上、下）两册，则分别为咸丰帝、同治帝作传记，也是咸同二帝最早的人物传记。在作者看来，咸同二帝是两个乱世皇帝、两个悲剧人物。身处大变局时代，他们既不是时代的旗帜，也不是历史的巨人，求治不治，欲衰未亡，在风雨飘摇中苟安，继而短命早逝。该书以传记主人公的社会活动为主线，但是也并不限于此，而是与时代相结合，与其他诸如慈禧、奕、肃顺等人物联系起来，共同烘托时代群像。该书全面描绘了咸丰、同治两朝的巨大历史场面，填补了之前二帝人物传记研究的空白。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海外学者以“异域之眼”观察中国，他们关于清代皇帝的传记著作一直十分引人注意，尤其是自2011年之后，海外学者的研究大量翻译出版，将国外学术界的不同视野、方法，甚至新史料带进国内。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此之多的清代皇帝研究论著中，学界一方面坚持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细化考订人物史实；另一方面则不断运用新方法来书写清代皇帝。关于新方法，主要体现在将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史学研究范畴以及兼顾学术与通俗的笔调书写人物传记两个方面。姚念慈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一书即是运用心理分析法的典范，该书借鉴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康熙的虚矫心态与侥幸心理入手，就康熙朝的满汉关系、太子废立、统续厘定、准噶尔之役等重大事件进行分析，批判康熙所营造的“盛世”假象。以往人们心目中的“其仁如天”的圣祖明君，在这本书里更多地呈现为一心维护满洲特权利益，利用自己的威权竭力迫使汉人承认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假仁假义的满洲主子。在作者看来，康熙所构造的满汉一体、内亚版图的扩展这些盛世之举，不过是为其论证“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命题的手段。
冯尔康则从康雍两朝殿试策问的题目入手，分析康雍两帝的人物性格，认为他们都勤政不倦、睿智，善于把握时局和发现问题。但是康熙为人仁厚、宽容；雍正帝则为人严酷，察察为明。因此，反映在施政方针上，康熙施宽仁之政，反对更新；雍正则力主革新除弊，实行严威治国的方针。
相比于康雍，乾隆帝的性格宽严相济，他不时讲求实行宽仁之政，臣下对此也多有体会，但是他并不像乃祖一样以慈爱的面目出现于世，他的严酷一面也是十分明显的。他是宽中有严，柔中有刚。这种性格运用到政治当中，就能够做到宽严相济，刚柔相济。这也是乾隆初政期间的政治氛围特色。
王子林一改以往的皇帝研究内容，注重探讨乾隆帝个人的精神境界与心理世界。通过乾隆帝的诗文，以及与他相关的文物、建筑、文献、档案等，对乾隆帝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解读。
冯尔康从道光、咸丰二帝召见臣下的奏对内容入手，分析二帝的人物性格及其施政特色。作者认为，道光皇帝是一位有见识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他锐意整顿说明他是有主见的，但是他并不能坚持己见，这反映了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咸丰帝则是好学之人但却不太成熟。
对嘉庆帝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有了一些新的亮点。袁飞通过大量档案资料研究嘉庆时期漕运改革最终失败的详细过程，对嘉庆帝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嘉庆的守成论表明，他对前朝制度有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并进入了锁定状态，对改变旧有制度所要付出的代价具有畏惧心理。
此外，关于慈禧太后的心理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也成为这一时期学界的关注点。欧阳跃峰即考察了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的心态。欧阳跃峰认为，戊戌政变后，慈禧心中的“仇洋”情结不断膨胀，终于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张，并在一段时间内支配着她的行动。向列国开战，实质上是她“己亥建储”的继续，是她在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为实现“废立”而设计的“短、平、快”战术。慈禧于“宣战”五天后表示，由于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其实，清廷利用义和团、对外主战的内外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北京失陷后，她立即撕下虚伪的面具，把“肇祸”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同时把“纵容拳匪，启衅友邦”的责任推给了“首祸王大臣”。
这一心理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当时慈禧个人心态以及国家政治的影响有重要意义。黎俊祥分析了慈禧太后的心理变化对清末新政出台的影响，认为慈禧于庚子巨变后具有愧疚心理和振兴意识，慈禧心态的变化，成为清末新政启动的契机。
这种分析也不失为理解清末新政的思路之一。
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该书以通俗的、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咸丰皇帝的一生，可读性较强。作者不仅将咸丰视作一位皇帝，而且还把他看作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作者评价道，咸丰帝“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但是作为皇帝的他，必然要为那个时代负责，而他的种种表现“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而是当时中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悲剧”。作者以通俗易懂的写作手法，将一个生逢乱世的悲剧皇帝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这个历史人物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这种介乎学术与普及读物之间的历史著作，既丰富了人们对于咸丰皇帝的认知，也很好地推动了今后历史人物传记的书写方式。
此外，台湾学者陈捷先以一人之力撰写了清代多位皇帝的传记，包括《努尔哈齐写真》《皇太极写真》《顺治写真》《康熙写真》《雍正写真》《乾隆写真》《慈禧写真》，以一种“写真”式的手法为七位人物作传。每部传记均分为50个左右的专题，专题涉及前人所关注的各种疑案以及传主的政治作为、社会生活，这种短而小、专而精的写作方式，以及清晰通俗的文字语言不失为人物传记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并非一种简单的历史普及，而是作者在大量史料及多年治史积淀的前提下深入浅出而写就的，其中饱含着作者对于历史问题的思考与论述。这七部传记为丰富清代皇帝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继续坚持传统实证研究方法的学者虽不多见，但仍有星火之光。姚念慈的《多尔衮与皇权政治》将多尔衮个人置于清初皇权加强与八旗制国家转型这一政治动荡与权力斗争激烈之中，还原了当时的时代面貌。文章认为，有清一代的皇权专制空前加强，实际上发轫于多尔衮摄政期间，并非通论之雍正朝。多尔衮的集权并非对皇权的削弱，反而是皇权的集中，多尔衮实际上已经是当时清朝的实际统治者。以此思路梳理下去，则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就可以得到解释，即在于为自己的登基做铺垫。这一研究，一方面加深了对清初政治演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对多尔衮的人物形象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另文《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明金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考辨》是姚念慈的最新力作，该文结合了大量史料，对皇太极己巳出兵的原因、明廷应对的失策、金军长驱直入，以及最后撤兵的全部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作者认为，此次出兵并非后世官书所写为“伐明”，而是在皇太极得知林丹汗众叛亲离内外交困之实情，故远征察哈尔部，消灭多年宿敌，这才是皇太极入关的初衷与首要目的。
此外，在《康熙初年四大辅政刍议》中，姚念慈对康熙擒拿鳌拜有一番新解释。作者并不赞同旧有的关于鳌拜专擅，弱化皇权而导致被擒的观点，实际上是因为康熙等不及辅臣归政，而违逆孝庄的意见，私自处理鳌拜，剥夺孝庄之权源并归于己。此后，玄烨对孝庄超乎寻常地孝敬，似乎也就能够得到解释了。
杨珍也通过大量满文档案，结合相关正史、官书、档案资料重新考证了顺治末年、康熙初年辅政体制的形成、四大辅臣之间的争斗，以及康熙帝与四大臣之间的权力纠葛与斗争。作者认为，四大臣辅政体制在推进清初统一战争中功效显著，但是在制定文化政策、处理满汉关系等方面出现明显倒退。辅政后期康熙亲政，难以容忍辅臣代行皇权状况的长期存在。他希望辅臣主动辞政，但是鳌拜一直在徘徊犹豫，不愿主动放权。双方僵持不下，康熙帝便寻找借口清除鳌拜，结束辅政体制。鳌拜等借助辅政权力，确实存在打压异己的情况，诸如冤杀苏纳海、苏克萨哈等人。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确实体现了康熙一定的软弱性，与辅臣对皇权的倾轧。这也是康熙末年，康熙帝极力解释自己当时是受鳌拜等人的逼迫的原因。而当时为了快速废除辅政体制，擒拿鳌拜，集中皇权，在罗织鳌拜罪名的过程中也不乏大量不实之词，可能还有替人受过之处。康熙与辅臣尤其是鳌拜之间，虽然在处理满汉关系等问题上存在严重不同，但是这并非康熙清除鳌拜、结束辅臣的直接原因。说到底，康熙帝与鳌拜的冲突是权力斗争，双方在维护、巩固清朝统一的方面是一致的。这也是康熙后来给鳌拜平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