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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对于本朝君主的评价均是赞美讴歌之词，清代亦如是。无论是官修史书、私人著述，还是个人笔记，均是如此。例如，在清代历朝实录中，篇尾之辞多是美化帝王，绝无贬抑之语。即便是对于时处国运维艰，在位时间较短的咸丰帝，《清文宗实录》也做出如下评价：
上在位十一年，圣寿三十有一。上诞膺天命，临御万邦。缵列圣重熙之绪，际四方多事之时，旰食宵衣，勤求上理，终始一德，罔或倦勤，用能新景，命巩丕基，骏烈丰功，日星彪炳，至于若斯之盛也。……昔我高宗论为君之难，以为创业难，守成更难。上膺艰大之任，当通变之时，以创为守，其势尤难。是故兵不足而兼用勇，漕不继而改海运，饷不足而更制大钱。改口岸以整鹾纲，输米石以实仓庾。裁河员之冗浮，减京饷之成数。凡此新章之更革，无不与时为推迁。至矣哉。德昭宥密，业炳寰瀛。恩泽浃人心，仁风翔域外。宜乎任其劳者食其报，为其难者享其成，而乃大功未蒇。遽弃臣民，于戏痛哉。
从这段论述中明显可以感到，实录的纂修者对于咸丰帝的评论均为溢美之词，并无任何失败经验的总结。而这种论调在官员的私人著述以及笔记中也比比皆是。举例来说，魏源的《圣武记》
《啸亭杂录》
中记载了有清一代的武功及皇帝的私人趣闻，毫不吝啬地夸赞各代皇帝的成就与伟大。
当世之人对于君主的推崇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这种美化的词句随着革命思想的兴起与清王朝的灭亡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由于革命宣传的需要，革命党人在评价清代帝王时多是大加讥讽，毫无赞词。章太炎在《訄书·哀清史》中即对康雍乾三世的黑暗统治，及康雍乾三帝的大兴文狱、焚毁书籍、诛杀前明旧裔等行为做出严厉批判，认为康雍乾之时“君臣以监谤为务”，国家社会被笼罩在一片惊肃黑暗之中。三帝为得民心，所施仁政，均为谎言，“宽假之令，免赋之诏，皆未施行也”
。在《訄书·哀焚书》中，章太炎更是直接将乾隆焚书比作暴秦，“乾隆焚书，无虑二千种，畸重记事，而奏议文献次之，其阴鸷不后于秦矣！”并将之上升到灭亡种族与国家历史的高度，认为“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
。在章太炎看来，康雍乾三帝全无正面形象，皆以残暴、寡仁的面目示人。其他革命党人所发言论亦大抵如此，如笔名“寄生”者在《民报》上发表的《法国革命史论》一文就将康熙帝与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相比，认为“（路易十四）讨欲纵情，豪奢无极”。而当世“学者，率皆识寡见陋，惟知长歌短音员，夸耀王室……所以然者，路易之养成之也。路易一代雄主，战胜攻取，杀敌之余，威行其下，尝曰：国家，朕也。……赏罚百姓，一喜一怒操于君主”。而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大致相同，武功显著而文学不佳，社会习气一片阿谀，“路易十四之世与清康熙最相类。康熙内平三藩，外著噶尔丹之役，武绩之相类也。路易十四，已不知文学，惟宠被知名之士，结其欢心。玄烨号称能文，而偶作歌诗，令人气绝。至若字典、韵府，拉杂失伦，自谓旷代伟编，适弥见其浅陋耳。然其用心则欲举一世之聪明才力埋没于断烂时艺之间，正路易十四之俦也。而一时文人学士堕溺陷穽，㓸廉灭耻，忘其天职，习为谀颂之辞，隐销敌忾之气”。文人“仅及言志，未尝敢明辨夷夏，指摘朝政也”。在作者看来，康熙帝学识浅陋，文人阿谀谄媚，社会一片死气沉沉。
无论是清朝史书的赞颂还是革命党人的刻意抹黑，这些言论显然并非一种纯粹学术理路上的客观探讨。对于清朝帝王的非理性认识，尤其是革命党人的言论，正如孟森所批判的，“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
。革命话语意在黑化清朝历史，渲染满洲入主中原之后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从而达到倡导革命、推翻清朝、驱除鞑虏的革命目的。这种黑化清朝历史、“驱除鞑虏”的革命论调，在革命成功后虽然被“五族共和”的国家建构言论所取代
，但对于人们认识清代历史与清朝皇帝仍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
辛亥鼎革之后，对帝王的评价不再是传统社会下的讴歌，也与激烈批评清帝的言论不同，民间社会逐渐转向探究清代帝王秘辛，以为茶余饭后谈资。这一方面是因为清代帝王历史剧目、戏曲的广泛演出，使原有的秘密话题成为人们公开讨论的谈资。如关于世传顺治皇帝是否出家、如何钟情董鄂妃的故事，已被编排为历史剧目广为演出，《申报》1916年刊登了《顺治皇帝出家》十二本剧目的演出消息，剧目演出之后获得民众的一致好评。
同年亦有《雍正皇帝篡位》一剧公开演出，至1925年仍有名为《雍正皇帝》的剧目在公演。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杂志、小说多为关注有清一代皇帝的私人作为，如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世宗夺嫡等宫廷秘闻，其刊发、出版的文章、作品也成为民间社会了解清代皇帝的主要途径。关于太后下嫁之说，自清初即有传言，以至民初人人皆能言之。文章著作中也多认为孝庄太后曾下嫁摄政王。《满清外史》《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均以为多尔衮迎福临进关登基，举朝文武咸为福临思所以报之。多尔衮与范文程密谋，倡言于朝，以太后下嫁摄政王。后福临下诏宣示天下，至乾隆朝纪昀见此明诏，奏禀乾隆后，焚毁无遗，后世难晓。张煌言所作《满洲宫词》一诗已成为其重要依据。
《多尔衮轶事》亦持此立论，但论述则有不同，书中认为多尔衮权倾朝野，孝庄为维护母子地位，答应于天下一统之后下嫁多尔衮。然定鼎中原之后，太后格于礼制并未履行诺言，多尔衮屡次以死相逼，孝庄出于无奈，密谋下嫁。先于宫内宣布太后驾崩，不日宫内即降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多尔衮，然“空前之大典”举世皆惊，“于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
更有甚者，认为多尔衮功高盖世，清廷无以为偿，众议以守寡之太后下嫁摄政王，一举两得，并举出所谓太后下嫁摄政王的上谕，称此谕出自钱谦益之手。
罗惇曧的观点可以说是时人认为太后下嫁摄政王最具代表性的言说，在《宾退笔记》中，他认为太后确曾下嫁，主要证据有三：一是顺治年间礼部旧案中有太后下嫁的礼仪及群臣奏章；二是多尔衮在顺治三年（1646）后称“皇父摄政王”，且奏章中书写在皇帝之前并抬写两格；三是摄政王死后太后出居王府，死后迟至雍正五年（1727）方才下葬，且并未与太宗合葬，以示“绝于太宗之意”。
罗惇曧的观点为当时大多数人所认可，所依证据也成为后世反复讨论之处。
顺治出家又为一民间所乐道之秘闻。世间多认为顺治出家确有其事。尤其是在《顺治演义》
《清朝四大秘记》
这类历史演义著作中，顺治帝出家已经是一种历史事实，如前者第八十回的题目为“脱黄袍披上紫袈裟，袭旧套辅立新幼主”。关于顺治帝出家的原因，多数人认为与董鄂妃的去世有关。《清朝野史大观》认为“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源自董鄂妃去世，为避世言，清廷“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
。《顺治演义》第七十九回“多情帝无计驻芳魂，高行僧有心示禅意”写道董鄂妃一死，顺治便心灰意冷，请五台山高僧前来开导，高僧示以一僧人画像称其为顺治帝前身，“顺治帝听着觉得心地凉爽，顿时明白，便有出家之想”
。而关于顺治帝出家原因的另一解说来自一个关于顺治帝是汉人的传闻。朱扬善的《顺治皇帝是汉人》一文说道顺治帝生父为山西漪氏县人，朱姓，在满洲经商，其妻貌美，为清太宗所掳，婚后不足半年即生下顺治帝。及顺治成年，始觉其母为山西汉人，遂离宫前往漪氏县寻找生父，无果而返，“便转道儿到五台山上出了家了”
。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情深意切，又牵涉另一传闻，即董鄂妃的身世问题。世间多传董鄂妃实为冒辟疆之妾董小宛，演义、期刊发表论著多从此说。据相关考证，最早将董小宛与董鄂妃直接联系者为易顺鼎，其将《董贵妃行状》与《影梅庵忆语》相连刊印，以为董贵妃即为董小宛，“是为始作俑者”
。而较早提出该说并付诸笔端者为罗惇曧与陈衍。罗惇曧在《宾退笔记》中援引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推测诗中所指即为顺治因董妃逝世而入五台，董妃即冒辟疆妾董小宛。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亦通过解读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认为文中所指即为顺治出家与董妃即董小宛之事。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到“然满洲蒙古并无董姓，于是有以《董贵妃行状》与《影梅庵忆语》相连刊印者”。即认为董鄂妃与董小宛即同一人，二者合刊当有益于了解清初一疑案。
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对董鄂妃与董小宛之关系叙述得更为清楚，其在援引上述二人证据的同时，谓《红楼梦》专为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而董鄂妃即冒辟疆之妾董小宛。初清军南下，豫王闻知董小宛名，掳掠北上，后经世祖纳入宫中。因汉人无入宫之例，遂伪称内大臣鄂硕之女为董鄂氏。世祖对其恩爱非常，立后废后皆为其故。后董鄂妃去世，世祖入五台山。
《清朝野史大观》沿袭以上诸家之说。
此说大为流行，很有市场，直至民国三十余年仍为人所认同。宛序所作《梅村诗中的董小宛与顺治》即再以吴梅村诗文推测董小宛即董鄂妃。
世宗雍正夺嫡继位，更是为人所乐道之秘闻。相关的文章期刊、演义小说数不胜数，皆谓雍正乃夺嫡继位。杨公道编《雍正帝轶事》谓圣祖属意于十四阿哥允禵，时受顾命者某大学士倾心雍正，遂篡改遗诏，“改十为于”，雍正从而继承大统。或谓雍正要挟该大学士篡改遗诏，唯恐事迹败露，后赐毒该大学士。
《清朝野史大观》更认为助力雍正夺位者为年羹尧，雍正母先私于年羹尧，后入宫不足八月即生雍正，雍正一朝年羹尧权倾朝野，以其乃雍正身父之故也。
《雍正谋皇秘史》一书认为允祯（按：原文以雍正名“允祯”）并非醉心佛法不理世事，而是暗自广纳天下奇人异士助己谋夺皇位。实际上，康熙属意于允祯继位，但允礽的谋士要挟康熙更改遗诏以允礽继统。后允祯谋士复篡改遗诏，允祯方得乘大统。
此虽系小说家之言，但作者已经注意到雍正与诸皇子之间的公开夺嫡竞争关系，而且不同于以往传言仅仅谓雍正并非继承人而是改诏继位，其认为其实是康熙有意让雍正即位，而迫于其他皇子之争斗最终使雍正不得不篡改遗诏以继承大统。
宫廷秘辛的流传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言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弥补了革命言论对于清代帝王的抹黑。部分作者已经注意到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抹黑清朝皇帝，而是应更为全面地进行评价。如《雍正帝轶事》所谓“世俗所传大半不经之说与当时之情事相径庭”，“雍正乃一代之奇主于前古未有所匹，英情怪思不得以其篡国而少之”。
这一认识清代皇帝的思路，相对于各种溢美之词、革命言论来说已经进步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大多数作者还是依靠传闻来认识清代帝王的，各种书籍、期刊虽称所撰史事确为可靠，且不信不录，如《雍正帝轶事》称该书为作者多年来研读《东华录》所辑录的成果，谓其“无一字无来历，而就事论事，褒贬并施，不似坊刻之道听途说，语无根据”
，但是实际上，该书还是将大量传言著入书中，雍正篡改遗诏，“改十为于”即是一例。而“顺治帝前世为僧”“顺治帝是汉人”“世宗乃年羹尧之子”等等皆是小说家坊间传言，不足为凭。
相伴于各种社会传言，“学院派”史学家将各种清帝传闻纳入历史学科的讨论范畴。在“列清史为学科”
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摒弃革命派的故意抹杀态度，强调“不应故为贬抑”
，“随排满之思潮以俱出者，岂可阑入补史之文耶！”
另一方面，也不仅仅据传闻而著述，而是依据各种清代档案史料进行缜密的考证，“总使史书为征信而作，不容造信生事之小说家破坏历史大防”
。其中尤以孟森、陈垣、郑天挺、王锺翰等人的著述最丰，论证最力。孟森相继发表了大量文章，对上述各种传言进行学术探讨。早在1915年，孟森即发表《董小宛考》一文，他通过历史学方法考证顺治、董小宛、冒辟疆等人史事踪迹的时间脉络，发现董小宛实际比顺治帝年长15岁，力证董小宛并非董鄂妃。
陈垣赞成孟说，董鄂妃并非董小宛，而是来自满洲董鄂部，为顺治弟襄亲王之妻。
世祖出家一案，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从《玉林国师年谱》、王熙的《自撰年谱》、康熙朝《东华录》，以及最为重要的时人王宸所记述顺治大丧前后事的《杂记》等史料得证，顺治帝死于宫中，出家五台山全为小说家之言。
陈垣亦认为，顺治帝并未出家。顺治沉溺佛法，确属史实，而且曾一度剃度，但是出家未遂。其认为顺治帝是死亡，并且被火化，而非出家。
孟氏所撰《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对清初三大疑案逐一进行学术考证。除了上述《世祖出家事考实》外，尚有《太后下嫁考实》《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两篇。
对于太后下嫁一案，孟森于1934年发表了《太后下嫁考实》
，历数社会传言，对其一一进行辩驳。论者谓：第一，摄政王多尔衮曾先后冠以“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称号，可证太后的确下嫁；第二，而张煌言所作“大礼恭逢太后婚”一句，亦可证明；第三，世传主持太后婚礼者为时任礼部尚书钱谦益，而后世高宗恨之，遂将其著述焚毁，亦可旁证确有其事；第四，孝庄死后不与太宗合葬，实乃有愧，亦可证其下嫁摄政王。孟森认为，其一，“父之为称，古有‘尚父’‘仲父’，皆君之所以尊臣”，多尔衮被尊称“皇父摄政王”，“盖为覃恩事项之首，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其二，张煌言所作诗文为“远道之传闻，临敌之口语”，且“苍水自必有成见，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其所言不可作为孤证而为定论；其三，钱谦益从未出任清朝之礼部尚书，实为弘光朝事，且钱谦益诗文多触时讳，自当受到乾隆之焚毁，不可以此论定太后下嫁；其四，太宗已与孝端皇后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历代有之，非独孝庄一人而已。世传种种，皆不可明证太后下嫁。
孟森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尤其是关于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一点，引人热议。郑天挺于1936年专门发表《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考证详密，论说精辟，进一步证实孟森之说。郑文认为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之由来，源自称尊者为父的满洲旧俗。且“皇父摄政王”“叔父摄政王”“叔王”各为一级王爵，并无其他实际含义。三爵位各依次递减，均在亲王爵位之上。总而言之，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绝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讳原因。
郑文通过考证“皇父”之称实为一爵位，力证世传多尔衮以称“皇父摄政王”为太后下嫁之证为诬妄。
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上述解释。胡适在研读孟森之文后对文中“皇父”之由来的解释，尚不满意。
陈任中曾撰文反驳孟文，他曾于清末发现一份顺治年间进士殿试策一本，颂圣处，先颂皇父摄政王，在皇上之前，并双格抬写。他认为此足以表明称“皇父”定有深意。孝庄迟至雍正三年方才下葬，世宗亦未亲临送葬，即表明孝庄有惭德，不敢与太宗合葬，此即太后下嫁之一证。吴宗慈撰《“太后下嫁考实”驳议》反驳孟文，认为古之“尚父”之“父”音“府”，与“皇父”之“父”其字音不同，且“尚父”之“父”字应为尊称，与“皇父”之“父”之义不同，孟氏解释稍显牵强。同时在赞成陈任中的观点的基础上，作者再进一步阐释，雍正年间即以旧暂奉安殿因陋就简改称为陵，且送葬仪文均无有载，即清廷对孝庄不慊之表示。作者还从民族风俗入手进行考察，认为兄娶弟妻为满洲民族常见之事，不足为奇。世祖入关以后，及康雍之际汉化已深，因此逐渐意识到旧俗为耻，所以才将多尔衮治罪，太后之暂奉安殿草草改称为陵。
关于雍正继位的问题，孟森在学术领域内首倡夺位说。《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通过《东华录》《清实录》以及各种朱批奏折等档案史料认为康熙实属意于十四子允禵，雍正实乃夺位。其主要依据有四：其一，《清实录》《东华录》对于康熙弥留、雍正继统之际的记载前后抵牾不明，其中必有隐情；其二，《大义觉迷录》有雍正谋父的记载；其三，“年羹尧为雍邸心腹。雍正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确为事实”；其四，各种史料表明，康熙早已属意于允禵继位。王锺翰紧随其后，于1949年、1950年相继发表《清世宗夺嫡考实》《胤祯西征纪实》力证雍正夺位之说。前文认为，雍正夺位证据确凿，主要有三：其一，年羹尧抚川时所上奏折有谓“他日不肯负王爷”一语，即可断定此前雍正与年羹尧即有密谋夺位之心；其二，《大义觉迷录》中雍正之辩驳不足置信；其三，《清实录》对继位之际的记载有意删改，其中必有曲隐。此外，诛戮年羹尧、允禩、允禟，囚禁隆科多皆为雍正灭口之计。同时，该文还注意到允禵原名允祯，若不见于《皇清通志纲要》，后世亦难知之。这为后世此一议题的探讨，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论点。
该文发表后，影响深远，洪煨莲为之“拍案叫好”，叶恭绰也认为此论可成定论。
后文即专以新发现之钞本《抚远大将军奏议》为依据，继续证明雍正实乃夺位。该文认为，圣祖以允禵出征的目的在于定储位，因为圣祖曾言“朕万年之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从圣祖特命允禵（允祯）为大将军即可看出，“圣祖所指望之人，舍胤祯而谁属”。再者，针对雍正所言“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的辩驳，王锺翰认为此为圣祖赋以允禵军事大权，将来可承大统之据。然而实际上，得益于年羹尧在西陲牵制允禵，雍正因此而夺位成功。
可以说，民国时期各位历史学者通过历史学专业方法，将世所传言的各种清帝秘闻纳入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进行逐一的细致考证，解决了部分难以破解的疑案。这些前辈学者的努力，为今后的清代皇帝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