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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务府是一个管理宫禁事务，服务皇室的机构。其源自包衣制度，是在包衣制度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形成的。包衣，满语booi，意为“家里的”。努尔哈赤时期，即有包衣的存在，其来源或为战争俘虏，或为主动降附之人，抑或为贫苦之家自愿归附者。清朝内务府的官员主要是由上三旗包衣所组成的。关于内务府设立的具体时间，史籍中语焉未详，只载“国初设内务府”一句。学者对内务府的设立时间进行了许多考证，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在入关前内务府即已设立。当然，内务府的完善直至最后的定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清代内务府是一个具有满族特色的机构。1912年清朝覆灭，清帝虽退位但仍居后宫，内务府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直至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内务府方退出历史的舞台。可见，内务府是与清王朝的发展相始终的。通过对内务府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满族的文化及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
包衣，源于满洲旧俗，内务府制度是在包衣制度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成为定制则是在康熙时期。上三旗的包衣为内务府属，下五旗的包衣为王公府属（虽然顺治年间方才形成上三旗，而内务府则在入关前就已经出现了）。包衣作为内务府的基本人员构成，对它的研究成为内务府研究的基本问题。
作为研究内务府的基本问题，学界对包衣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从整体上把握包衣的来源、社会地位、与内务府的关系及其旗下组织等方面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
郑天挺就包衣的性质、产生、来源及与宦官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包衣的性质是私家的世仆，但这只是对他们的主人而言，他们可能另有自己的官阶、财产、奴仆。其产生于旗制创立之前，清初的宗室贵戚勋旧全有包衣。在旗制创立后，包衣成为一个法定组织，更加制度化。包衣的来源较多，或战争俘获，或罪犯子孙，或分拨，或占取，抑或投充。包衣职掌家务、差役、随侍，这就取代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倚用的宦官。清代无宦官专权之祸，包衣制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国栋认为，内务府包衣分为佐领下人、管领下人、庄头人三类。佐领下人依据民族成分可分为满洲佐领、旗鼓佐领、朝鲜佐领、回子佐领。在论及旗下组织时，他认为，内佐领、管领是内务府的基本组成单位，后又设参领统辖。与外八旗不同的是，内佐领不世袭，而管领则可以世袭。此外，该文也对汉姓包衣与汉军的关系、辛者库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订。
佟永功、关嘉录对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由来、职责、升迁调补、奖罚以及待遇等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关于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内容，清官书语焉不详，佟永功与关嘉录爬梳史料，还原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历史面貌，对我们了解这一机构有很大裨益。
汉姓包衣及其与八旗汉军的关系也是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清官书及清人笔记上明确记载，汉姓包衣是汉人出身的包衣，指旗鼓佐领或管领下人，隶属于满洲八旗，分为内务府属与王公府属，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均无包衣组织。
赵凯考订了旗鼓佐领的产生及社会地位。他认为，旗鼓佐领即包衣汉人，是辽东地区较早归附或俘获的汉人。之所以称之为“旗鼓佐领”，而不像朝鲜佐领、回子佐领那样被称为“尼堪佐领”，是因为满族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是对汉语的音译。从“旗鼓佐领”这一名称中即可看出其创立之初的职掌是扈从王公，掌金鼓、旗帜。在论及旗鼓人的社会地位时，赵凯认为旗鼓佐领并不像一般的旗下奴仆，处于“阿哈”（即“奴仆”）的低贱地位。
徐法言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汉姓包衣的社会地位应从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两个方面来考察。从整体来看，汉姓包衣的社会地位处于变动之中，地位不高。
张玉兴论述了包衣汉姓与八旗汉军的发展历程，指出两者各自成体系，迥然有别，之所以会混淆两者，是因为两者都是汉人出身、都需参加科举等共同点，以及抬旗与出旗这些统治政策。
辛者库，是满文“sin jeku”的汉语音译，其义为“斗粮”“斗米”。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也可经常见到“打入辛者库”“发与辛者库”之语。“辛者库”到底指代什么？其与内佐领，管领的关系如何？其社会地位较包衣有什么不同？发与辛者库的又是何人？为何事？这些问题均得到了学者的讨论。
王道瑞解释了“辛者库”的含义，认为内三旗与下五旗均有辛者库人，管领与包衣佐领也均有辛者库人，并且指出其是“罪籍奴仆”，其地位比一般的包衣更为低下。
傅克东论述了内佐领和管领的区别，认为内管领负责保卫皇室，随清开国而设。“管领”，满语称之为“珲托和”，意为“半个佐领”，这是就其规模而言的，他们受皇家役使，负责皇室的日常生活。在谈到辛者库的问题时，王道瑞指出，辛者库属管领，分为内在和因犯罪而被“发入辛者库”的外入两种来源。与王道瑞观点相左，傅克东认为内佐领与辛者库二者之间并无实际上的牵连关系。
叶志如认为，辛者库是收编汉族降民和管束罪籍奴婢的地方，“辛者库人就是被管束的罪奴”。其身份地位较旗下家奴高，在法律上是良人，有考科举、为官等权力。
杜家骥对“辛者库”做了进一步的考订，更为全面地揭示了其内涵。根据乾隆年间的《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所载，“辛者库，即内管领”，“管领，即辛者库”，他认为辛者库就是管领。辛者库人分为管领下原有和“缘罪入辛者库人”两种，并且原管领下辛者库人是管领成员的主体。
这是对叶志如的《康、雍、乾时期辛者库人的成分及人身关系》一文中观点的回应。
关于辛者库的最新研究是王子涵和卓越的《康雍时期缘罪辛者库人权利地位考——以内务府档案为中心》一文，以及李文益的《清代辛者库身份考——以康熙时期内务府辛者库人为中心》一文。
前文延续了叶志如的观点，但认为康雍时期缘罪入辛者库之人不是八旗中最低贱的罪籍奴仆，他们仍然拥有与其他旗人相同的政治、经济权利，其地位不一定低于包衣佐领人。而且，罚入辛者库这一惩罚措施除了体现雍正帝打击政治、经济犯罪的决心，还体现了其对旗人与汉人惩罚相区别的原则。后文则对杜家骥的“辛者库就是内管领”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内管领下“有俸饷者，不给口粮”是判定辛者库身份的重要依据，即上三旗包衣管领下诸披甲人、有自耕田之皇庄庄头人，或通过发放饷银、饷米，或依靠田产，并非辛者库人；而康熙时期，将无力为生、需依赖内务府按月给口粮的管领下人，依赖“按月食斗粮”为生者（包括鳏寡孤独、无田或无力耕种者；内管领下诸匠役；无自耕田之庄头人；因罪被没收家产的旗人），称作“食辛者库人”。作者进一步解释道，“辛者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辛者库”概指管领下人；狭义的“辛者库”专指管领下人中无披甲及无地亩、奴仆等无以为生之食官粮人。在管领下人中，辛者库人的地位最低，且以汉人为主。从康熙年间开始，管领下人入辛者库者渐众，使辛者库人在管领下人中的比重日益增高。在旗人生齿日繁、奢靡日盛、生计日艰的历史大势下，管领下人还是不可遏制地加入了辛者库内，最终在嘉庆年间狭义“辛者库”与广义“辛者库”实现了重合。
内务府包衣是皇帝的家仆，对皇帝忠心不二，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们深得皇帝信任，令其有机会出任肥差，充当皇帝的耳目，并因而权威势大，一时显赫。
王锺翰的《内务府世家考》一文按时代先后，列举了顺、康、雍、乾、嘉及光、宣各朝24家内务府世家，共100余人，指出虽然他们是皇帝的奴仆，但实际上这种主奴关系是君臣关系，内务府包衣可出任诸如织造、榷关、盐政的肥缺。
祁美琴在《内务府高氏家族考》
一文中，列举了高氏家族的八位显赫人物，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概述。他们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乾嘉时期，其个人命运与时代也不无关系。通过对高家履历的梳理，可以看出内务府包衣尤其是包衣世家对清代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得出结论：虽然内务府包衣为皇帝家仆，但正是由于他们与皇帝特殊的密切关系，因而深得皇室信任，从而功高位显，势大权重。徐凯的《论金简》
严密地考订了金简其人其事。金简，朝鲜人，初隶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因其妹升为乾隆贵妃，于嘉庆年间抬入满洲旗。他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官职，在乾隆朝的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位股肱之臣。史景迁的《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
一书所讨论的并不局限于曹寅一人，而是从他的曾祖父一直到他的孙子曹雪芹都有涉及，还讲到他的内兄李煦。史景迁通过勾勒包衣曹家，以曹家为线索来探讨那个时代，以及当时的制度架构，将人物纳入政治、社会环境中考察，通过曹家的起伏来动态地把握清代的历史。
从以上所述中可见学界对于包衣旗人的研究已经有所起色，祁美琴的《清代包衣旗人研究》则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从而使对“包衣旗人”这一群体以及“包衣组织”的组织结构的研究更具整体性与系统性。在这本书中，一方面，作者着重分析包衣群体的基本内容与特征，论述了清代包衣旗人的出身及其来源的属性原则，辨析了包衣的概念，分析了包衣群体的人口结构与姓氏分布；另一方面，作者对包衣组织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其起源、演变及特征，以及对该组织的类别与具体管理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作者还对包衣人群的培养机制、社会职业与社会身份及其转变，也进行了全面分析。更重要的是，作者还将包衣群体与皇权之间的紧密关系扩大化，从而发现清代所谓“内朝”与“外朝”之间的关系与以往朝代明显不同。作者认为，到了清朝，随着皇权的膨胀，在外朝地位急剧下降、内廷的核心权力枢纽地位凸显的同时，又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历史现象：一是外廷机构的内廷化趋势，二是外朝大臣的近侍化趋势。内务府、南书房、军机处的出现是其机构变革的标志，“内廷行走”这一职衔的出现，是职官变革的标志。无论是文武百官、宗室王公，还是画家诗人，均有条件在“内廷行走”，成为皇帝的“近侍”。他们不仅负责皇家教学，还议政草诏、供奉文学。作者总结道，清代君臣语境下以“奴才”自称的“近臣”与王公朝臣以“内廷行走”而“近侍化”为特征的“官群”的出现，实质上都是清代皇权高度集中并在官僚体制上发生的重要变化和特征。
内务府作为掌管“宫禁”事物的机关，负责皇室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皇室尊贵，且人员庞大，要供应这一大群体的日常生活所需，面面俱到，这就要求内务府的组织细致而全面，机构设置庞大而繁杂。考诸史籍，内务府设立的具体时间不甚明了，只言“国初设内务府”。基于此，在对内务府的各项机构进行研究的同时，其设立时间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
唐益年的《清代内务府沿革初探》
将清代内务府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十年（1653）是第一阶段。他据1943年由日本人泷川政次郎影印的《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册》、王氏《东华录》，推断出清代内务府的设立时间可能是在顺治元年九月以后。唐益年并不敢断言，表示“也不排除关外时期就已经设立内务府的可能性”。这一时期，宦官仍存在，是因为初入关的内务府机构职能还不健全，不能完全满足皇室所需。第二阶段是从顺治十年到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皇帝设立十三衙门，裁撤内务府。第三阶段是从顺治十八年（1661）到雍正元年（1723），在十三衙门的组织基础上复设内务府，确立了完整的新体系，之后的内务府体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钟安西从满语与汉语比对的意思以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在入关前即有入直该机构的记录，推断内务府机构在崇德年间即已成立。
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一书，对内务府做了全面的解读。她认为，内务府的成立是在包衣牛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在清军入关前就已经成立了。顺治十年（1653），设十三衙门，裁撤内务府；顺治十八年（1661），裁十三衙门后仍设内务府。康熙朝内务府是在原有内务府的基础上吸收了十三衙门的组织机构后形成的，康熙十六年（1677）基本上确立了七司三院组织。该书对内务府的机构职能，与部院机构的关系及任官制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杜家骥与张振国合撰之《清代内务府官制的复杂性及其特点》一文，认为清代内务府职掌具有多面性及综合性，官制与外朝官制有很大的区别，异常复杂。其特点是文武官俱设，有互兼及混乱的现象；职官品级、等次划分具有多样性；同一名称之官，在不同档次，不同性质的机构中，品级亦不同。不仅如此，在官缺设置上也颇为复杂，分“公缺”“直缺”“占缺”等十种官缺。
此外，他还在《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一书中专辟一章“庞杂特殊的内务府官制”对清代内务府的官制与官缺、内务府职官人数、内务府职官选任及其考绩与回避制度，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杜家骥等对此复杂的官缺做了梳理与解释，对我们理解内务府的机构职掌大有裨益。
内务府负责皇室的日常生活所需，其职务庞杂，除直属的七司外，另设有许多府属机构。学界对内务府机构的研究，不仅关注其内部的七司，对府属机构的研究成果也颇丰。最惹人关注的是对江南三织造的相关研究。
周汝昌、严中的《江宁织造与曹家》一书，介绍了江宁织造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及其与康熙南巡的互动。此外，该书对江宁织造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刘盛的《康熙中晚期的江南三织造》一文认为，康熙二年（1663）以前的织造，多由六部侍郎等官员担任，属于一般事务性机构。尔后，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之前，虽改由皇帝亲自委派内务府司官管理，使织造成为皇室直接控制的机构，织造仍仅仅是督理江南丝绸织造的机构。直到康熙三十一年以后，织造才成为清皇室在江南的一个重要政治代表，他一方面向督抚转达皇帝谕旨，一方面为皇室监督地方大员的活动，以密折奏事的方法，向皇帝汇报，作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参考。江南三织造的职责性质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与康熙想要进一步稳定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扩大江南地区的赋税收入有关。李煦、曹寅、孙文成在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中，作为玄烨的亲信和代表，常驻江南，基本上完成了皇帝交给他们的任务：密折奏事，监督江南地方大员，报告雨雪情况，笼络江南士人。然而，他们自身亦有劣迹，造成了许多恶果。雍正年间，随着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统治的稳定，江南三织造的使命完成，又因其自身原因，于雍正五年（1727）被革职。
吕健的《供奉皇家的江南三织造》和郭琪的《身兼数职的江南三织造》都从职掌角度对江南织造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林子雅分析了清代中期苏州织造局的财政结构，厘清了清代政府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之制度，阐明了苏州织造与内务府的财政关系。苏州织造具有双重职责，一为办理织物，二为管理税官。浒墅关处于交通要冲，税收丰富。苏州织造局的经费来源一部分是苏州藩司，另一部分则是浒墅关税收，分为办差银、罚料银、管关养廉银、平余银、动拨扣存银等五项。在浒墅关的税收中，仅30%用于苏州织造局本身，70%都流入内务府。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使原属于户部的税收，成为内务府财政上的贡献。
其他关注内务府所属机构的研究，主要是王芷章利用朱希祖所捐北平图书馆《清升平署档案》，对升平署这一机构做的严密的考证。该书不仅介绍了升平署的沿革，亦分总管、内学、中和乐、钱粮处、档案房叙述其制度，将任职官员太监制成年表，考证其本署及圆明园、热河行宫、张三营行宫、盘山行宫、颐和园行署所在。
张莉的《清代上驷院简论》就清宫所存的上驷院档案，对上驷院进行了研究。张莉认为，由于上驷院职掌渗入到一些重要的政务活动中，发挥着提供军需、联络蒙古王公的感情、促进与边疆各民族的交往等作用，所以其地位较高，弥补了学界对这一机构研究的不足。
由于档案开放的问题，有关内务府研究最为丰富的内容主要涉及与盛京内务府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代表性学者有佟永功、关嘉禄、定宜庄、赖惠敏，以及李中清、康文林等，这些学者利用盛京内务府档案，对清代盛京地区皇庄经济、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内务府相关研究中的亮点。但由于距政治史较远，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