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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封爵制度是关系到八旗政治的重要问题，其演变复杂，内容庞杂，在清朝文献记载上多有混乱、不清，甚至错讹，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清代八旗封爵制度的研究成果虽有相当数量，但比起其他研究方向，仍属冷门，具体表现在其起步晚，专著少，研究学者少等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宗室封爵制度与异姓封爵制度两个方向，其中尤以宗室封爵制度研究为重。
20世纪80年代是清代八旗封爵制度研究的起步时期，主要有两部力作：杨学琛、周远廉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
和张晋藩、郭成康的《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以前书为最早，开始出现对有清一代八旗王公贵族的专门介绍，但该书仅为清代宗室贵族、异姓贵族的兴衰历史做了一般性描述。后书则系统研究了清初的国家法律制度，其中对八旗封爵制度的源流、演变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为此后的八旗封爵制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关于八旗封爵制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1990年，雅路发表《谈清代宗室封爵等级》
一文，初步介绍了清代宗室封爵的等级及其大致的演变历程，尤其是介绍了爵称的满文内容，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20世纪90年代清代宗室封爵制度研究以晏子友和杜家骥成果最著。晏子友的《清朝宗室封爵制度初探》对宗室爵制进行了相对系统和科学的研究，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清朝宗室封爵制度，将宗室封爵制度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对功封、恩封、袭封、考封四种宗室爵位的封赐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并评价了清代宗室封爵制度的作用及局限性。
杜家骥对清代宗室爵位制度的研究着力亦勤。在《清代宗室分封制述论》
一文中，杜家骥把宗室封爵制度纳入宗室分封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他介绍了清代宗室分封制度中分与封的性质及其特征、影响，认为清代宗室分封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封爵较严，高爵不滥；二是封而不建、聚居京城，领有属人、统辖中央。在《清代的宗室封爵及其等级差别的特殊性》
一文中，杜家骥以“八分”这一概念为核心，再次梳理了清代的宗室封爵制度，介绍“八分”体制以及“入八分”与“不入八分”的概念，进而探讨了清代宗室封爵制度“大五等”与“小五等”的等级差别。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杜家骥缩小研究时段，追本溯源，把目光转向清朝入关前，发表了《清入关前的分封制综论》
。这篇文章把宗室封爵制度纳入广义的清朝分封制度中，认为入关前的后金（清）政权，对征服或来附的女真、汉人军民、蒙古各部、朝鲜都以分封来确定他们与本政权的统属关系。这种分封的实行，确定了各受封者与属人或属民不同的领属关系，以及他们对满族政权不同的统辖关系，形成当时满族政权复杂而又远近分明的统治体制，这种旧制在入关后的延续，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一定的影响。这实际上探讨了清初宗室爵和异姓爵的领属特权。杜家骥在1998年出版的《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是一本涉及清代宗室封爵内容相对全面的专著，该书对清代宗室封爵、分封、教育、任官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是杜家骥本人乃至整个20世纪90年代宗室封爵制度研究的总结之作。
其《清入关前皇族之尊称、爵名及相关诸问题考述》一文则延续了这一思路，对入关前宗室封爵的源起等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问题引人注意，如程大鲲关于清代宗室贵族谥号的系列研究，其利用“玉牃”的记载，分别介绍了亲王、郡王及其他贵族的谥号，其中也涉及清代宗室贵族的封爵制度。
此外，在爵制演变的研究中，有两个概念为学界所重视：一为“八分”，一为“世子”“长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八分”这一具体问题的讨论成为宗室封爵制度中的热点。“世子”“长子”问题的讨论则在21世纪成为重点议题。
景和的《清朝封爵中的“入八分”与“不入八分”所指为何？》最早关注了宗室封爵中的“八分”问题，认为“入八分”与“不入八分”的区别在于八种标识：朱轮、紫缰色缰绳、宝石顶、双眼花翎、牛角灯、茶塔子、马坐褥和门钉。
雅路的《谈清代宗室封爵等级》则转引了《清朝文献通考》的材料来解释“不入八分”，认为“八分”的概念来源于天命年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天聪以后，“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过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杜家骥也专门考订了这一问题，首先介绍了后金时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八分体制，享受这些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宗室贵族属于“入八分”；“八分体制”解体后，“入八分”与“不入八分”的等级差别仍然存在，具体表现在爵级中的“大五等”和“小五等”的诸多特权差别上，但这些特权与以前的“入八分”特权相比，性质和内容都已大不相同。他总结道，“八分”就是八旗国家的一种政权体制，即各旗各置官署、八旗共议国政、人口等战利品八家均分。“入八分”是满族政权八分体制下其政治、经济权力在皇族内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形式。具体而言，崇德元年（1636）定封爵制度后，此前其诸贝勒全封亲王，非旗主贝勒封郡王、贝勒，未参与议政之入八分诸台吉则封贝子、公爵。这些人都被称作“八分内王公”，即“入八分”。而此前庶出的不入八分宗室，则封镇国将军以下爵位。庶出的不入八分者，即使特恩封为公爵，也不入八分之列，此即“不入八分公”之由来。
程大鲲认为，“八分”是一个权力概念，起源于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宗室贵族分享政治经济特权的“八家均分”原则，在镇国公、辅国公一级有的领有牛录，有的没有，有权按自身牛录数分享权益的称“入八分”，没有这种权力的称“不入八分”。
李宝臣同意“八分”起源于后金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八分体制解体后，“八分”的名称被保留下来，作为“礼制权力从优”的代名词。但他认为，清入关后“八分”成为八种权力标识，并考订了最可能被列入“八分”的标识是亮红顶（红宝石顶）、紫缰、朱轮、门钉、茶壶（茶搭子）、团龙褂、家将和东珠。
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宗室封爵的研究也有进一步的探讨。朱诚如把明代封藩制度与清代宗室封爵制度进行了对比，认为清代不分藩王的政策是清王朝能够维持三百年统治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宝臣则详细地描述了清朝宗室王公封爵制度，介绍了其请封、承袭、推封（考封）制度，八分等特权，适用宗室的四小世职，以及限制约束等方面的制度内容，认为辅国公以上称“爵”，镇国将军以下称“职”。他特别提到并非专为宗室设的四等小世职（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把它们也纳入宗室封爵体系中。
杜家骥的专著《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则介绍了与八旗封爵相关的各种政治制度及特权。
朱洪梅在研究方法上别具一格，不拘泥于制度规定，而重视实际运转，以封爵范围、爵位等级、封爵袭爵等方面为中心，用表格、实证的形式梳理了清代宗室封爵制度。
日本学者杉山清彦的成果被介绍到中国，他总结了八旗分封制度的意义。他认为，当时的八旗等同于国家本身，所以八旗分封意味着将国家整体进行分配统治，属于皇室内部同姓分封。也就是说，满洲国是努尔哈赤一族共同领有、分配统治的总体，八旗八分体制就是其形式。这样的一族分封以及引申出的分配统治的国家结构，以及衡量其内部主从关系的原则和属人编成原理，既非模仿明朝，亦非满洲独有，而是以蒙古人的制度为源流的。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以蒙古为代表的中央欧亚大陆各国共有的组织原理。
宗室封爵制度中“世子”“长子”的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引人关注。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世子、长子究竟算不算爵，是否应被列入爵等之中。很多学者如雅路、晏子友、程大鲲都把世子、长子列入爵等之中，但是他们对此并未进行过多的探讨。
杜家骥认为，“世子”“长子”只是某些人的暂时性封爵，且不符合爵位的升降制度，因此不应被列入清代的宗室封爵之中。
李宝臣考订了世子、长子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这一爵位在康熙朝以前使用较多，雍正以后基本上被废止了。
朱洪梅延续了这一思路，继续从实证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在范围上，清代2000余有爵者中只有14人被封为“世子”，而“长子”一个也没有；在时间上，多数人都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以前被封的，乾隆十三年以后没有人是在世时被封为世子、长子的，“世子”“长子”这两个等级形同虚设。但朱洪梅并没有指出世子、长子到底应否列入爵等。
郑永华认为，清代宗室世子制度不仅在清中前期得到较长时间的实施，清后期亦存而未废。在统称整个清代宗室封爵的情况时，仍采用乾隆十三年钦定的“十四等爵制”说法相对较妥。
郑永华的文章在《清史研究》发表后，杜家骥随后撰文进行反驳。他从四个方面陈述了世子、长子不应被列入清代爵制的理由：首先，他认为世子、长子并非爵称，而是资格性身份，清朝以前并不把它作为爵位；其次，清代虽然曾将所封的世子、长子列入爵级中，但其并不具备爵之可承袭、可升降的性质因素；再次，册封世子、长子并赋予其特权的制度仅实行于乾隆中期以前，并非清代通制；最后，清官方对于将世子、长子是否列入爵等，也一度模棱两可，但通观清代，是以不列入的做法为主的。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松浦茂发表了《天命年间的世职制度》一文，最早研究了清代的异姓封爵制度，但仅涉及天命时期。
徐凯的《清代史籍中满名汉释的演变》一文较早地阐述了清初官名、爵名的混一、演变情况，为后来厘清八旗异姓封爵制度提供了条件。
晏子友的《清朝世爵世职制度》一文初步探讨了异姓世爵世职问题。他还梳理了清代给内外蒙古札萨克的封爵问题，认为这有利于笼络蒙古各部，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及中国疆域版图的确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对清代异姓封爵制度的研究获得了较大发展，尤其以雷炳炎为代表。他曾围绕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2006年，雷炳炎把零散的研究成果系统地进行了梳理，出版专著《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
。该书以八旗异姓封爵制度为研究重点，兼论宗室封爵制度，系统地考订了关于八旗封爵的演变、封赠、晋升、承袭、特权、阶段变化、内部差异以及与清朝政治的关系，是30年来八旗封爵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
雷炳炎针对异姓封爵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剖析了清初异姓封王这一独特而短暂的制度的背景和历史影响；把清代的异姓爵位封赠划分为开国、清中期与咸同之际三个阶段，探讨了这三个阶段的封赠特征；专门考察了清前期异姓世爵世职群体的入仕及特权问题；探讨了清代五等爵的源流，爵称、爵序演变，五等爵升降之法，揭示了清代爵制形成过程中浓郁的八旗制度特色，还对顺治朝的恩诏加爵这一清朝特殊情况加以研究，并厘定了文献记载的大量错谬。他指出，实际上，清朝利用封赠世爵世职这一手段，从政治上维系了勋臣势力的核心统治地位，故清廷给予勋臣及其家族的优遇，非普通八旗官兵和绿营子弟所能比拟。雷炳炎具体分析了清初的军功封爵制度，特别是介绍了先登授爵、按城分等授爵、功牌授爵等具体的军功封授办法，其军功封爵制度体现了官兵差异，介绍了清朝八旗贵族的死罪豁免特权的演变过程，即在天命、天聪年间，主要反映为直接给功臣颁发明载免死次数的敕书，崇德以后，则多为针对八旗功勋世家子弟应死罪犯的直接赦免。据此，他也进一步研究了世爵世职承袭人的选择，犯罪世职人员的爵位传袭，敕书与诰命的凭证性质，及承袭手续的办理。
清代八旗封爵制度的研究方兴未艾，以往的研究已经将八旗封爵制度从复杂、混乱的文献记载与浅显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得到了系统的梳理，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异姓封爵制度延伸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八旗贵族作为一个群体也得到了学界比较充分的关注。王锺翰、杜家骥对这个问题关注得较早，且已多有论述。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某一个满洲贵族家族，如黄培对钮钴禄氏家族，薛柏成对叶赫那拉氏家族，定宜庄、胡鸿保和祁美琴等对内务府高佳氏，陈轶欧对富察氏等都进行了专门研究。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这样几部著作：刘小萌的《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分析了清代北京旗人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同时也展示了旗人贵族子弟累世把持朝廷高官显职、封疆大吏的政治状况
；赖惠敏的《清代的皇权与世家》探讨了清代满汉几大世家大族与皇权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乾隆时期满汉结党的问题
；雷炳炎于2016年出版了《清代社会八旗贵族世家势力研究》，从“贵族”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出发，界定清代八旗贵族的概念，分析这一群体的成因、特点、社会关系，特别是这些“世家”的政治、社会特权地位
；常越男的《家国之间：清初满洲八“著姓”研究》更深入地以专论的形式分析了清代瓜尔佳氏、钮钴禄氏、舒穆禄氏、赫舍里氏、他塔喇氏、觉罗氏、佟佳氏、纳喇氏八个“著姓”家族的来源、旗籍分布、事功等问题，作者认为这八大家族依靠祖上的军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皇室所倚重，由此形成“家”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
可见，对满洲世家大族群体的研究也已经成为洞悉八旗政治及整个清代政治的一种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