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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的政治组织经历了一个从编设牛录到组建八旗，再到形成国家政权的过程。入关前以八王共治为精神的八旗体制，终究是要演变到以皇权专制为内核的国家体制的，而清初国家构建也必以八旗政治为基础。到底应该如何阐述这种转变？“国家”的概念到底该如何被应用到入关前后的政治演变过程中去？如何认识清初国家体制的特点？这些都成为八旗政治研究者们必须要面对和解释的重大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八旗政治研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在对八旗政治的研究基础上，能够跳出八旗，从“国家”的层面，审视满族国家的构建问题。这种研究，并非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需要借助专门的著作才能够系统表达。笔者在此着重探讨以下四部著作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成就，即张晋藩、郭成康的《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刘小萌的《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姚念慈的《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杜家骥的《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
张晋藩、郭成康所著之《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全面地反映清入关前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史学专著。
之前，虽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等关于清入关前历史的专著问世，也都对八旗政治历史有所涉及，但专门研究满族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专著还没有，《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一书可谓开风气之先。该书在各种碎片化的满汉文献中，提炼出满族“国家”的各个要素，分章讨论了清朝入关前国家的建立历程、中央官制、八旗制度、蒙古地区的军政制度、立法、行政管理法规、民事与经济法规、刑法、诉讼制度等，这些都属于构建国家时整体层面上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建设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也是第一部紧紧围绕“国家”各项要素，讨论满族人最初的国家构建问题的著作。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一书将满族国家政体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总的趋势是由努尔哈赤的君主专制转移为八和硕贝勒共同执掌国政，再由“八王共治”过渡到新形式的君主集权。
作者非常客观地分析了满族国家政体的历史定位。然后，作者在各章中分别阐述了这一整体认识：第一，清开国之初权力的高度集中，无疑保证了国家的巩固和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新的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二，八王共治确立了八旗主贝勒集体权威代替国君个人的专制权威，建立起八旗贝勒共同管理的法治国家。在此，作者指出，所谓“八王共治”，严格地讲，只有天聪朝前五年，才称得上名实相副。天聪六年（1632）到天聪十年（1636）是从“八王共治”向君主专制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君权与诸贝勒集体权威相持不下，双方围绕着是坚持还是改变汗父“八王共治”遗训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反复较量。皇太极摆脱对他的种种束缚，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作者认为，由于发展迅速，“奴隶制因素还没来得及充分发展便开始向早期封建制过渡”
。它既区别于蒙古，又有别于明帝国。与成吉思汗以后陷于长期封建割据的蒙古不同的是，清初的国家存在着集权和统一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基础，经过“八王之治”不但没有四分五裂，反而走上了统一强盛的康庄大道。与明帝国的不同是它还不具备完善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条件，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方面，还是在历史传统方面，都有许多分裂、离心的不稳定因素。从起兵到入关，其政体经历了半个世纪曲折发展的历程，因此不能把它与明帝国等同观之，对其估计过高，也不要把它同蒙古政权等同，对其估计过低。其专制主义政体还要经过入关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反复斗争才能臻于完善。统一与分裂、集权与分权是清初国家的内在矛盾，而统一与集权总是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则是君主集权取代贵族共议制政体。
这种认识与分析即使放在30余年后的现在，也可谓精辟。
在各章之中，作者通过对中央官制、八旗制度、蒙古地区的管理制度、立法司法体制的专门探究，提炼出“国家”要素，厘清了八旗与国家的关系，使清初满族国家的整体轮廓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来。例如，作者认识到入关前的固山额真不仅管理着本旗的事务，“而且是决定整个国家军政大计的国家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编立蒙古不仅是八旗发展的表现，还“是清王朝入关前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建设上饶有特色的一页”
。作者还专门提到早期的满族国家对蒙古地区的管理，捕捉到早期满族国家权力向外藩地区的延伸。该著作尤见功力的是对八旗制度的研究，这一部分在书中所占篇幅最大，从牛录编设，到八旗成立，再到八旗蒙古、汉军的组建，作者对其中的重要问题都进行了系统阐述，勾勒出八旗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相对孟森的《八旗制度考实》一文，该书因为使用了满文档案，因而在一些问题上的考证更加详尽。如对牛录、旗的编设时间，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刘小萌的《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是非常系统地研究女真社会早期的氏族部落演变历程的一部著作。作者非常注重对国家的概念和理论的应用，基本按照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发展历程展开对满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论述。在其看来，随着私有制在女真氏族、部落中的产生，阶级逐渐形成，女真人实现了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构建的发展过程。“政权机构越来越脱离氏族部落组织而转变为统治者维护特权和治理国家的工具。”
刘著用了两章的篇幅来阐述女真人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及其是如何向满族国家的早期形态——八旗过渡的，又用两章的篇幅分别阐述努尔哈赤时期和皇太极时期的国家特点。在作者看来，固山（旗）是区别于原有女真人氏族社会组织的政治组织，固山的形成是阶级分化、等级划分的需要。狭小的牛录组织显然无法容纳日益发达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八旗则为金国等级专制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因此，固山制度的建立，最终破坏了传统的部落组织。
在作者看来，满族国家制度的来源有二：一是八旗制度植根于女真人固有的渔猎文化及其社会组织变革，是从女真人社会母体文化中发展而来的，是对原有氏族制度的改造；二是对汉文化的吸收，由此才能形成新的统治机构，这是形成成熟国家制度的必要条件。努尔哈赤时期完成了创文字、建都城、立法制、编八旗、设职官等，达成了国家机构所必备的各种条件，基本完成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历程，并于1616年正式建立国家。但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家，制度粗疏，仍带有部落制度的残痕。由于国家制度不完备，努尔哈赤必须凭借“父汗”的双重身份实现对国家的统治，既是国家的权力的最高执有者，又是统治家族中地位显赫的家长。他以子侄为和硕贝勒分掌八旗控制国人，构建议政会议，完成对军政大权的独占，有明显的血缘色彩和国家原始形态的标记，是一种贵族君主制。天聪、崇德时期，皇太极逐步摒弃扎尔固齐汗号等蒙古制度，积极取仿汉族政治制度，于1636年称帝，实现了国家制度的汉化趋向。这实际反映了满族国家由贵族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的推移。前者更依赖于血缘纽带，具有不稳定性。在作者看来，“特殊公共权力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按地域原则而不再按氏族部落划分居民是国家形成的另一重要标志”
。至此，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历史变革基本完成。
姚念慈的《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比刘小萌的著作出版稍晚，研究内容和主题有很大的重合，也聚焦于从天命时期到崇德时期的国家构建问题。虽然姚著没有像刘著那样专门去研究氏族部落的发展历史，但姚念慈也充分运用了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去探讨“国家”这一概念在满族国家构建历史上的适用性。
与刘著不同的是，姚著更加重视探讨八旗与满族国家之间相互依赖与矛盾斗争的关系。他称满人的国家是一种带有鲜明民族色彩的“八旗制国家”。“八旗既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各个不受国家干预的社会集团；而满族国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八旗集合体，或所谓‘联旗制’国家。事实上，在旗形成的同时，就伴随产生了凌驾于各旗之上的国家。”
作者深入探讨了从“牛录”到“旗”的发展过程，并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牛录”的编设是为了笼络，更是为了削弱强宗大族，不管是世袭佐领还是非世袭的佐领，其任免权都在汗或皇帝手中。而“旗”的作用是“赡养其仆”，代替国家调节、维持旗内各级成员和各牛录经济的更高一级政权实体，旗主通过掌握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配权，巩固对属人的强制占有关系。这是旗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军事战争的需要。因此，旗的基本国家职能表现为，统辖牛录各部众。而且，在阶级关系上，这种八旗奴隶主分养国人的方式，解决了诸申与八旗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八旗制国家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本质区别所在。
相对于其他学者把八旗视作一个“分权制”政体的观点，姚氏认为，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制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专制制度。在这里，姚著并不同意刘著中将天命时期的整体表述为一种“贵族君主制”的观点。他认为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并称汗之后，他与诸贝勒之间的关系是父子之外，又加上君臣关系，贝勒是汗所授的官职，汗可以随时进行废斥。这表明八旗确立时的金国政权是一个专制政体，而不是分权制贵族政治。
姚氏在书中也论述了从天命到天聪时期后金的国家官制的进步，包括各旗贝勒、固山额真处理本旗事务，五大臣、十扎尔固齐、众都堂与八旗贝勒共同组成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八旗官职与国家官职之间既判然有别，又多有兼领，体现出家国一体的特点。都堂衙门的建立与撤销，表明八旗共治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后金国体制的发展。因此，在皇太极称帝后，皇帝与贝勒们之间君臣关系强化、内三院中满汉官员作用加强，仿明朝设置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形成对八旗的限制，崇德时期的大清国政权已经朝着君主专制集权国家转化。
姚著与刘著在观点上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姚念慈不认为崇德时期皇权体制的建立实现了满族国家由贵族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的转变，完成了由部落到国家的历史变革。他从对经济资源的把控角度论证了崇德皇权的脆弱性，他指出终皇太极之世，清朝并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由于国家缺乏有力的经济财政基础，故国中一有缓急，皇太极也只有仰仗八家调剂。皇太极虽然牢牢控制了国家权力机构，但“我国虽一，而旗则分”的格局没有改变。限制各旗贝勒，又依赖于他们，是崇德皇权的一大特点。入关前皇太极未能将八旗诸王、贝勒的实力彻底削弱，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只有入关后，清廷掌握了全国经济，方才有可能最终战胜旗王、贝勒。可见，崇德时期的皇权向君主集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其社会基础仍然是八旗制，这一转变终皇太极一朝仍未能完成，皇权依旧脆弱。
姚著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回应了学术界有关八旗政治的一些观点。他对张、郭著作中有关八旗的一些问题的论证，如四旗到八旗的产生时间等进行了商榷，不同意杜家骥提出的领主分封制和联旗制下的议政制度。如果说刘著更注重满族国家的“来”，着力探讨满族国家的各项制度是如何植根于女真人的母体社会组织的，那么姚著则更注重满族国家的“去”，着力探讨建立在强制性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之上并依赖各旗供养的八旗制国家在崇德帝制还远未成熟，帝室与八旗旗主之间的关系的不稳定性还会对入关后的皇权政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而这成为顺治时期和入关后清朝政治的起点。
杜家骥所撰《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也是在研究八旗政治方面的一本极具代表性的著作。对于以八旗为主体的后金政权的政体特点，杜家骥将其归纳为中央集权制下的使八旗成员具有主属性、私隶性的以领属关系为基础的“领主分封制”。他认为，太祖太宗时期的八旗制，“有类于西周时期姬姓周王分封王族的诸国，以及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家族的分封汗国与分支部落”，其主要特点就是“家族世袭私领性及领主贵族特征”
，但同时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由此，对国家大政的讨论也必须以“联旗合议制”的方式来掌握。八旗内部的等级关系，从皇帝到大臣到诸申到奴隶，都以一种自上而下的人身隶属关系展开。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带有宗支派别的旗间政治斗争，以及各旗宗支势力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其趋势是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旗主分权不断被削弱，最终消失。作者的研究还放眼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认为领主分封制对清代产生了重要而长期的政治文化影响，成为这个王朝“满族因素”的重要内容。
以上四部著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清初八旗政治方面与满族国家构建方面极具代表性，分别做出了自己的建树。张、郭之著在将八旗纳入满族国家系统之下做出了开创之举。相对于张、郭的天命时期即已形成专制集权的观点
，几乎同一时期的杜氏虽然承认汗（皇）权集中已经存在，但其着眼八旗的相对独立性，提出了“八旗领主分封制”的国家政体概念。而且杜氏将早期满族国家类比于西周分封制或蒙古的分封制，这与张、郭之论也非常不同。稍晚的刘著，则着重探讨满族八旗制在女真人社会自氏族部落时期以来的发展渊源，构建了满族从部落到国家历程的体系，将八旗政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满族国家政体，刘氏提出了从贵族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的过渡，与张、郭观点不同。而姚氏在一些八旗具体问题上提出需与张、郭商榷之处，但他赞成努尔哈赤时期专制集权的强势存在，而非像领主分封制那样松散。相对于张、郭对牛录军事职能的阐述，杜、刘、姚则更着重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强调牛录、八旗的本质在于维持强制性人身依附关系。几位学者都看到入关后八旗与满族国家的发展还有更大的空间，张、郭指出，清朝皇权专制政体的完备尚需时日，姚著中对崇德政权在经济资源掌控方面根本性弱点的分析一针见血，杜氏则将八旗的领主分封制视作满洲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制度虽然不存在了，但文化影响贯及整个清代，成为“满族特色”的重要内涵。总之，继民国时期孟森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之后，几部著作各有所长，成就突出，有力推进了八旗政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