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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八旗制度考实》一文的落脚点是雍正时期的八旗制度改革。雍正帝通过把八旗制度变革纳入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之下，彻底打破了旗人的主属名分，使八旗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官僚体制。孟森认为，雍正帝禁止文士与诸王的交际、明禁旗人乱称宗室王爵等等都是提防宗室之手段。而“至旗人主属之分，太祖所遗之迹，及世宗而尽破除之。八旗之军政，先已移归都统。其户婚田土之事，都统虽亦理之，尚不足以尽掣诸王之肘，亦并不欲旗人旗产尽隶于本旗都统。于是逐事谕禁之，设御史稽察之，令各旗交互代管之。于是一旗自为主属之界限尽去”。“都统为八旗行政官，不为臣属。于是旗之行政，尽数都统，该旗王贝勒只受其分得之包衣，受俸饷于旗内。于是旗主不但无耦国之嫌，并不预旗之内政矣”。“自是八旗为政府以下之八衙门，非各自为政之八国矣。”
所谈皆可为定论。
实际上，自皇太极执政并获得与其他几大贝勒的斗争胜利后，引入官僚化的国家制度是皇太极由汗权走向皇权，以及后世几代皇帝抑制八旗旗主权势，实现皇权强化的关键因素，国家制度官僚化和“去八旗化”成为贯穿太宗、世祖、圣祖、世宗几朝政治变革的核心线索。孟森指明了这条线索，并意识到帝室权威的确立，仅仅有军事上的优势、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还不够，思想上彻底解构诸王与八旗旗众的主属关系才是最根本的，正如王阳明所谓“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皇帝所能借鉴的也仅有儒家忠孝不能两全、舍小家为大家的忠君报国之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
徐恒晋分析了清初八旗都统的职掌内容，认为随着清朝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八旗兵丁转化为封建国家常备兵，下五旗诸王公与本旗旗分佐领（府属佐领即包衣佐领除外）人员的隶属关系已经日益削弱。到了雍正朝，下五旗诸王已徒具领旗旗王之名，对旗分佐领人员已不能任意支配役使，不能擅自治罪。下五旗王公逐渐丧失支配旗分权力的过程，也正是八旗都统权力加强的过程。雍正元年（1723）正式设立都统衙门，都统、副都统逐渐改由皇帝委派，并可越旗委派，办理旗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再也不是秉承各旗诸王的意旨办事了。至此，“八旗制度的性质已转化为封建地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特殊构成部分，也就是清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
冯尔康的《雍正传》专辟一章分析雍正帝继位后改革旗务的问题。他认为雍正继位后，不再派遣诸王“管理旗务”，而是改派诸王“管理都统事务”，以此确定诸王八旗行政长官的身份，而削弱他们与旗民的主从关系。改“固山额真”为“固山昂邦”、改部分旗缺和翼缺为公缺、取消原管佐领和世管佐领的世袭罔替、禁止王公对属人的任意使用权和处罚权、设立宗学等等措施，都是雍正帝打击宗王势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在雍正初年又具有特殊意义，即雍正将打击宗王势力与整治吏治、打击朋党联系起来，以巩固他在政治上的胜利。
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阐述了入关后八旗王公分封体制的演变。该书指出，入关后下五旗都统、参领、佐领管辖本旗兵丁，还要依照旧例听从所属王公的约束，旗内兵丁也要为王公服役。尤其是入关后分封王爵，赐予田庄、钱粮，分拨佐领，这些使八旗王公声势依然显赫，还保持着政治上的尊严、经济上的利益。从17世纪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以王府为中心的几个争夺皇位的集团。雍正即位后，首先就是禁止王公扰累旗分佐领人丁，防止王公滥用刑罚，在审判权力上加以限制。其次是加强皇帝统治旗分佐领的力量，使都统掌管一旗事务，集中于皇帝，削弱八旗王公力量。最后是逐步清理王公的包衣佐领，减少下五旗王公府属包衣佐领数目，并平均每旗设五参领、七佐领，从而直接统治王公包衣人丁。八旗制度的这种变革，与满族奴隶占有制残余形态的消除相适应，乃上层建筑中的一次重大变革。
杜家骥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他认为，皇太极称帝以后，通过增选较低宗室贵族加入议政行列、扩大每旗旗人官员议政人数、皇太极不再以旗主身份直接参与议政而是以会议结果的裁决者身份参与议政等措施，逐渐减少了八旗王公的掣肘。
关于顺治朝各旗之间的斗争、“上三旗”的形成已见前述杜家骥的相关研究。入关后，八旗制度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逐渐官僚制度化，成为清朝的一种政治制度，而非一种“国体”。清帝的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裁撤八旗联旗合议制、调整宗室封爵制度、改革基层牛录体制等方面。杜氏认为，入关后八旗“八分”体制的实质内容以及领主王公在本旗的旗权逐渐消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八旗均分财物制度的取消及八旗领主王公入八分经济特权的消失，整个八旗体制施行国家俸饷制度，这严重削弱了八旗王公的领主身份的独立性。二是八旗“八分”议政体制的结束。到康熙元年（1662），各旗平均员额的议政大臣全部被裁掉，八旗各自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参与议政、各旗旗主王贝勒预议这一八旗联旗合议制彻底结束。乾隆五十六年（1791），议政王大臣会议被裁撤，标志着这种旧有议政体制的最终消亡。三是八旗驻防的建立、京城旗营的设置，导致八旗宗室王公领主对本旗军队的统领权也受到严重削弱。四是八旗各置官属制度的取消，以及领主王公对本旗人任官控制权的消失。都统、副都统开始越旗任官。宗室对本旗人任官只在本旗人任本旗官、选任本王公府属官两方面进行干预。五是从康熙六年（1667）开始，皇子分封入下五旗，这也打击削弱了下五旗宗室王公的势力。
此外，杜家骥还从八旗的具体职官入手分析入关后八旗制度管理的正规化与中央化。他在总结了上述一系列中央集权化的措施后，认为雍正朝开始设置的值月旗（值年旗）、查旗御史就是在此基础之上为使八旗管理正规化，以及皇帝强化对八旗的管理而设的。这是八旗行政史上的重要事件，值年旗、查旗御史的设置是八旗行政管理系统化、规范化及强化的重要措施。
杜家骥对八旗官僚制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后来所著的《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一书中。该书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八旗职官与行政制度，涉及官制、营制、宫廷侍卫制度、文武官员选任制度、世官制、内务府制度等等，由此将清代八旗官僚制度的一隅呈现给学术界。
另外，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学界有关八旗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其中尤以细谷良夫的研究颇具影响。他认为，清入关后八旗制度并未直接变成官僚统治机构，而是通过雍正朝的牛录均齐化改革和《八旗通志·旗分志》的编撰等措施，将旗王权力下统辖的牛录收编到皇权下，并纳入官僚统治制度轨道，至此，八旗制本身已经转变为皇权下的官僚性组织。
孙静沿着细谷良夫的思路，也对雍正朝汉军佐领的均齐化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她认为雍正继位后，对京旗与驻防八旗的汉军都进行了均齐化处理，也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做出了调整。通过此次改革，八旗汉军佐领在各旗、各参领的分布数量都得到了大致均衡，各佐领亦有效地被清廷管辖起来。
永莉娜则以雍正帝对三阿哥允祉、十四阿哥允禵以及弘晳领属的包衣佐领数目的调整为切入点，分析了雍正即位后打击异己、巩固地位的措施。此次佐领调整是雍正帝后续改革八旗分封制的预演，调整的目标是让入八分王公们无论何等爵位，其分得的包衣佐领数大致相近。
这也可以看作王公领属佐领均齐化的表现，也是雍正打压下五旗王公势力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