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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派内部，对社会语境研究贡献最大的当数韩礼德和马丁。韩礼德以其语境变体与语言纯理功能耦合关系（hook-up relationship）研究而著称于世，马丁则因其对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所作的进一步切分和对话语图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所作的解释而受到学派内部广泛的关注（胡壮麟等，2008）。
韩礼德（1978/2001）提出情景语境的三个变体，即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语场指的是进行的活动、交谈的话题以及场地等情景因素；语旨指的是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语式指的是话语活动所采用的媒介或渠道。上述三种语境因素共同作用，在具体的交际场景中以具体的方式出现，从而为每个具体的语言活动提供语境构型（contextual configuration）。这三个语境变体与语言的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谋篇元功能相互照应，搭建了语言与语境连接的界面，使得语境和语言使用之间可以相互预测。
马丁在接受韩礼德语域要素三分法之前，首先接受的是格里高利（Gregory）语域要素四分法，但发现在语场、功能语旨、个人语旨和语式四要素中，功能语旨与语言三大元功能的任何单一功能都无法形成对应的概率匹配关系，而是涵盖了语言三大元功能的全部内容。为了在语境理论系统中给功能语旨找到合适的位置，马丁及其同事提出可以将其单列为一个上位的、更为抽象的语境因素，但为了避免混淆，提出用语类的概念替代功能语旨中的语旨概念，并在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分层思想的影响下提出语境分层理论（stratified contextual theory），将语境分为语类和语域（Martin，1999），并认为语类是上位（superordinate）文化层次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可类比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Martin，1992/2004:495）。语言的功能是表达语域，语域的功能是表达语类。“语类将语域中语场、语旨和语式表达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三者表达的意义成为系统的、相互关联的社会过程”（Martin，1992/2004:495）。语域呈现人们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互动的潜势，语类决定人们实际互动的具体方式。这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建构的从语类到语域的较为全面的语境理论。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语境与语言之间是嵌套关系，即语言嵌套于语境之中，并在其中发挥作用。马丁（Martin，2014）将附生性应用到对语境的研究上，他区分了社会语境和语言之间的附生关系和嵌套关系，如图2-2所示：
图2-2 语言与语境的附生关系
附生性是一个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概念。研究附生性的哲学家（以戴维森为代表）关注的主要是心/物之间的关系，认为心/物附生性是一种共变（covariance）、依赖（dependency）和决定（decision）关系，同时又是一种非还原关系（nonreducibility）（Davidson，1980）。戴维森还认为，两个事件，如果它们所有的物理属性相同，则它们的精神属性也相同。即精神上的不同导致物理上的不同，物理上的等同导致精神上的等同，但是相反的情况不能成立。这种关系叫作“一对多”的关系（陈刚，2005）。根据附生性理论，社会语境和语言两个部分的关系是附生关系，即社会语境附生于语言之上，由语言实现。也就是说，语言是原生物（subvenient），社会语境是附生物（supervenient）。社会语境传递的意义高于语言传递的意义，具有高度概括性。语言传递的意义使社会语境意义具体化。
图2-3 语言与社会语境的附生性模型（改自Martin，2014:14）
在社会语境和语言附生关系的基础上，马丁进一步深入讨论语境和语言两个系统中5个层次（strata）之间的附生关系（如图2-3所示）。他认为下一个层次和上一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关系，这个观点和传统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观点是一致的。他提出语境附生观的目的主要是强调语境是高于语言的一个意义层次，而不是嵌套关系强调的语言嵌套在语境之中，语境是语言外部的、与语言没有内部联系的独立体。
依据附生观分析，不难看出，图2-3中的5个同切圆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语境，另一部分是语言。社会语境包含语类和语域两个层次，语言包含语篇语义、词汇语法和音系三个层次。语类和语域的关系是附生关系，即语类附生于语域之上，语域是原生物，语类是附生物，语类由语域来实现；语类的意义高于语域的意义，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语域的意义将语类的意义具体化。同理，语言系统中的三个层次之间关系也是如此，即语篇语义附生于词汇语法，词汇语法附生于音系。
附生性主要体现的是实现化的层级关系。实现化和语境附生观都基于层次观（stratification），实现化侧重层级之间抽象化程度及其实现关系，附生性语境观更突显实现化层级中语境层与语言层之间的关联。因此可以认为，实现化与附生性语境观是看待同一现象的不同视角。
语境变体和语言功能变体的关系是可以预见的（Halliday＆Matthiessen，1999），而语境和语言产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将语境和语言产出连接起来的是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如上所述，语域三个变量分别照应并决定概念元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元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谋篇元功能（textual function）。从语篇语义视角看，概念元功能可通过概念系统和联结系统来研究，人际元功能可通过评价系统和协商系统来研究，谋篇元功能可通过识别系统和格律系统来研究。三大元功能和语篇语义系统的照应关系见表2-1，关于语篇语义系统的详细内容见马丁和罗斯的研究（Martin＆Rose，2003；2007）。
表2-1 三大元功能与语篇语义系统的照应关系（改自Martin＆Rose，2007:8）
语篇是“文本/话语生产者通过文本/话语（产品）及与其消费者的互动来实现社会目的的系统”（王振华，2009:26）。“研究协商和评价，就是研究生产者、消费者和社会目的；研究识别、联结、格律和概念意义，就是研究产品本身”（王振华，2009:27）。对语篇本身的研究可还原语篇中社会过程的目的，因为语篇不仅具有自身的构造特点和意义规律，还承载着生产者信息、意图和态度，并体现承载方式和策略。通过评价、协商、识别、联结、格律和概念这六个分析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全面地研究法律语篇中意义的呈现过程（概念角度），意义的协商过程（人际角度）和意义的编织过程（语篇角度）。冲突、竞争、顺应、合作和同化等社会过程在意义的呈现、协商和编织过程中得以实现。语言使用者需要从上述六种语篇语义资源中做出相应的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实现这些社会过程。
综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是我们将法律语篇视为社会过程的理论依据，其语境附生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其语篇语义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操作性工具。下文将参考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上述理论建构作为社会过程的法律语篇的分析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