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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多元共治格局的建构与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共治”理念引入社区公共空间体系中，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将有利于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激发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活力，使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社区多元共治”的本质内涵是指由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如居民、辖驻区单位等依据法律的规定，采取协商、共策的方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对于社区治理而言，政府部门的作用和所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新时代下的社区治理有必要引入其他社会主体，实现社区的“善治”。在多元共治格局的建构方面，浦东新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主要措施如下。
社区多元共治的推进需要依托于相应的工作平台。实践中，浦东新区逐渐建构和健全了“2+1”社区共治架构。
“2”主要指社区党委和社区委员会，这是与社区多元共治较相关的治理平台。作为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和共商共治的议事平台，社区党委负责统揽与协调事宜，整合社区各类有效资源、引导多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多元共治提供政治保障和思想引领，而社区委员会则主要负责有关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是社区多元共治实现的重要载体，在社区治理（或社区事务管理中）中发挥着议事、协商、评议和监督等作用。如前文所说，浦东新区街道社区委员会是在社区党委的班子上加挂牌子，目的是促进区域化党建与社区共治工作的融合。2007年，上海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完善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探索建立社区委员会等社区共治平台，形成社区成员共同治理的利益协调机制。2017年，中共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明确也提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委员会共治功能”。通常，社区委员会由辖驻区单位（如企业、社会组织）代表和居民代表组成。例如，地处郊区快速城市化地区的三林镇率先探索了以“共商共治”为核心的“镇管社区”模式：社区党委建立了与共商共治相关的工作机制，如社区代表大会制度、听证议事、联席会议、评议测评、代表联系等；所辖六个社区均建立了社区委员会，定期召开评议会、听证会等，就社区事务进行共商、共议、共决、共治。再如，塘桥街道社区委员会根据事务流程设立了民意征询、协商议事、监督评议三个专业委员会，携手解决了街区内商务楼和住宅区共同存在的停车难问题。
“1”主要指社区代表大会。社区代表大会是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区实行民主协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通常，作为城市社区群众性共治自治组织，社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由社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社区委员会章程也需要由社区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当然，浦东新区一些街镇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2+1”的社区共治架构，创新建立了相应的社区共治平台，如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
。
2016年8月，陆家嘴金融城及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陆家嘴发展局正式挂牌成立，在全国首创“业界共治+法定机构”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目前，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有126家成员单位，理事成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专业性，主要来自重点企业、行业组织、楼宇业主等机构，突出金融并涵盖航运、商贸、专业服务业等行业领域。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阐明了人类结合的两种类型，即共同体与社会。其中，共同体包括血缘、地缘和精神三类基本形式，是成员共同建设、共同享受的统一体，成员付出劳动共同建设共同体，成员共同享受着物质成果，共享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
。可见，“共同体”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具有高度吻合性。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细胞，而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目的则在于将众多利益相关、兴趣相投的社会力量结成共同体，自下而上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实现社区的共治。实践中，浦东新区社区治理共同体主要有两种形式。
这主要指党建联盟，又称为党建共同体。以往街镇单位构成较为多元，由于各单位的党组织条块分割、资源分散、党员管理服务覆盖面不广、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欠缺等，导致驻区各单位在社区治理上难以实现协同作用；同时，浦东新区一些街镇拥有的党建资源非常丰富，既有营利性的企业，也有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既有政府部门，也有从事教科文卫的各类事业性机构。为此，浦东新区着力开展区域化党建，通过各种形式的党建共同体的打造，有效整合了辖区基层单位的党建资源，使得社区治理由街镇、社区党组织的“单兵作战”转变为与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的“联合作战”，这既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实现社区共治，也成为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平台，增进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
2015年，陆家嘴街道开始探索“金色纽带”党建模式，建立了若干个以“楼—居”“楼—楼”为单位的，由相关居民区、楼宇党组织负责人、社区民警、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两新”组织等方面的党员代表组成的片区区域党建共同体，协同推进片区范围内的共建共治。此外，浦东新区其他街镇也在探索各具特色的党建共同体，如惠南镇“惠民五盟”、洋泾街道“红帆物业”治理党建联盟、浦兴路街道“惠民七盟”、北蔡镇“红帆联盟”等。作为各级各类党组织之间的工作平台和多元社会力量共治共建的典型形式，这些党建联盟统筹整合社区资源，为辖区人民群众提供菜单式服务，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这主要是指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拥有会员的社会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作为一类支持型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主要以辖区社会组织党建为工作抓手，通过需求提取与供需对接，来统筹、协调和引导会员单位及其他机构参与社区治理。2018年初，浦东新区启动街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的试点建设。截至2018年12月，浦东新区12个街道、24个镇全部完成社区社联会核名，顺利实现街镇全覆盖的目标。总体上，浦东新区多数街镇社区社联会及党组织运转较为顺畅，工作机制较为成熟，“一个引领，四个平台”（党建引领，协商共议、自治自律、资源整合、参与治理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此外，浦东新区公益圈还生成了其他类型的社会团体，以有效整合和引导会员单位参与社区治理。例如，2018年11月，惠南镇东城社区成立了全市首个镇管社区志愿者协会。该志愿者协会由上海南汇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银行惠南支行、惠南镇东城居委发起，辖区内各类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已有55个单位会员和39个个人会员。
实践中，浦东新区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创新、拓宽思路，统筹整合社会资源，有力推进了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
2017年5月，浦东新区提出并持续推进“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通过下沉资源、服务、管理力量到居村，着力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基于“三张清单”为服务主线来提取群众需求、梳理供给资源和选准服务项目，“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浦东各街镇对接和联动辖区单位党组织、党员，以及整合和撬动各类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当前浦东新区引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重要工作抓手。
2017年，浦东新区在城市社区建成度较高且老旧小区较为集中的内环以内的陆家嘴等5个街道开展了“缤纷社区（内城）空间更新试点行动计划”。实践中，缤纷社区建设不仅提供了社区居民进行社区自治的载体，而且引导了多方力量如居民、居委、导师团队、社会组织、媒体、专业机构、政府部门等协同性地参与社区建设，有效地搭建起了社区多元共治的平台。
“浦东e家园”于2016年5月正式上线并于2个月后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广。“浦东e家园”是一款为市民参与浦东城市管理活动而设计的手机App，倡导市民积极上报城市存在的问题，实现市民对城市管理问题的可参与、可管理、可监督，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城市管理社会共治的新模式。例如，塘桥街道专门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社会网格化管理平台，依托大联勤机制，把辖区内居委、公安、城管、房办、消防等60多家单位整合起来，及时处置市民通过“浦东e家园”上报的城市管理问题。
社会组织是社区共治的重要力量。浦东新区通过支持型社会组织和公益基地的建设，积极壮大一线实务型社区社会组织，形成了完整、健康的公益生态链。2013年，浦东新区洋泾街道成立了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该基金会是上海市第一家公募社区公益基金会。目前，浦东新区已在13个街镇建立了14家社区基金会。同时，浦东新区也实现了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联合会的街镇全覆盖。其中，陆家嘴街道等13个街镇已构建了由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公益基金会构成的“三社”支持体系，在培育社会组织、规范社会组织运作、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2009年12月，坐落于峨山路613号的浦东公益园开园，开创了国内公益服务园建设的先河。目前，除了区层面“三园一街”，即浦东公益服务园、浦东基金服务园、社区公益服务园（塘桥园）及浦东公益街之外，各街镇也纷纷成立了公益园，如洋泾街道的891公益坊、浦兴路街道的大爱公益园，多层面的公益基地体系逐渐形成。
“学区化”办学是指以义务教育学校为主体，以街镇为范围，在区教育指导中心推动下的学校间合作共建，强调街镇地缘关系的就近合作；“集团化”办学强调的是在牵头学校品牌号召力下的自主跨区域、跨学校合作。浦东新区于2015年正式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截至2019年12月，浦东新区共有20个学区、26个集团（联盟），其中公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有192所。目前，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已成为实现不同体制、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合作参与教育供给的工作抓手。此外，浦东新区已成立的各学区、集团均设立了由行政人员、专家、学校代表、社区代表、家长乃至社会贤达人士等构成的议事机构，真正体现了学区、集团“共治”的思想。
当然，浦东新区及各街镇还通过其他方式，统筹协调多元力量参与社区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例如，积极推进居委会和业委会的“交叉任职”，形成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加的住宅小区治理格局；塘桥街道创新打造了“潮汐式”停车项目，建构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单位、商务楼宇、小区业主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商共议、共建共享的社区共治模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