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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社区党建的理论内涵
社区党建是我国基层党建的重要部分，在我国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政治引领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末“社区党建”提出以来，我国学者就社区党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社区党建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大致上可以归结为党建主体说和党建模式说两类。
这主要从社区党建所具有的结构性主体层面来进行社区党建内涵的诠释。时煌军指出，社区党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街道社区党（工）委及其下属机关党的建设，驻社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以及居住在社区内的在职党员、社区内的离退休党员等这些传统的单位党建工作所不能覆盖的基层党建工作
。韩隽指出，社区党建是以街道党委和居民区党总支（支部）为主体的，由街道辖区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党建工作，是街道党建工作的延伸和拓展
。总体上，党建主体说明确了社区党建工作开展的责任主体，而这些责任主体也恰好对应着我国社区治理中的多元共治力量，如政府部门、辖区企事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
这主要从社区党建工作开展的组织方式与模式来进行阐释。刘冀瑗指出，社区党建是以居民区党组织以及驻社区单位党组织等为组织基础，按照地区原则组建党的组织体系的党建模式
。类似地，张书林指出，社区党建是指党的组织、党的活动、党的工作覆盖到社区内全体党员、全体群众、各个群体、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各个新经济社会组织和社区各项工作、各项事业，从而将社区内所有党的基层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构筑起社区区域性党建格局的基层党建模式
。总体上，党建模式说强调了社区党建工作的地域性、区域性建设的特征，要求党需要通过基层建设工作来实现对社区层面多元主体的吸纳与覆盖。
社区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具有政治引领、资源统筹、利益协调和文化导向四个方面的价值。
一方面，我国社区治理需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此，政治引领强调，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制定的决策部署能够在社区层面得以有效地贯彻和执行，社区治理能够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力量需要合法并规范地参与社区治理。因此，政治引领强调党组织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管理和监督，使得党员和人民群体在参与社区治理中站稳政治立场，确保社区治理在依法依规的轨道上平稳有序地运行。
我国社区层面的治理主体较为多元，因此，如何形成治理的合力是影响社区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党建引领能够通过党建这根红线来实现社区多方治理力量的统筹与引导，打破参与社区治理的各方各自为政的状态，避免“九龙治水”，从而实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资源整合、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联合，促进社区治理力量协同效应的产生，最终实现社区层面多元共治格局的建构。例如，区域化党建便是当前基层党组织凝聚多方力量、统筹各方资源来实现社区共治的重要工作抓手。
实践中，我国社区层面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与矛盾。然而，党建引领能够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协调作用，缓解社区层面各单位间的利益矛盾、社区单位与社区人民群众间的利益冲突，从而确保社区治理网络的稳定性，维护社区各单位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最终引导社区多元治理主体有序地参与社区建设。
我国城乡社区的居民阶层、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差异较大，这种差异性会在社区居民自治中产生一定的离心力。因此，社区治理需要以社区文化建设为依托，在社区形成共通共融共享的文化认同。实践中，党建引领能够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抓手，加强道德宣传，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同时，基于党建带群建的工作机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对党员群众的文化熏陶，培养居民群众的社区意识与社区精神，通过文化来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同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本也得以降低。
在具体实践中，上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四个方面价值主要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以党组织体系为依托，通过党建工作体系吸纳社会力量参与。这主要以上海为代表。例如，经过近十年探索，于2015年前后上海市就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了多层次开放型区域化党建平台，在16个区县全部以联席会议形式、建立区域化党建协调机构；在街道层面新建社区党委，统筹区域化党建、“两新”组织党建和居民区党建；在居民区则推行“大党委制”，倡导社区民警、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党员代表兼任居民区党（总）支部委员。二是构建一个法定的社会参与和协商的平台，党组织通过这一协商平台发挥引领作用。例如，目前基层协商民主平台“三会”制度、居民联席会制度等均是这种协商平台作用发挥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