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

康熙一共有三十五个儿子，进入兄弟排行的（清朝官方称为“序齿”）有二十四个。这二十四兄弟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比最小的年长四十四岁。康熙中后期参与储位争夺的都是排序比较靠前的皇子，其中年纪最轻的皇十四子允禵，在康熙去世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

前面我们提到，康熙皇帝虽然后妃数量众多，但宫廷秩序风平浪静，几乎没有宫廷斗争的迹象。皇子们之间爆发激烈的夺嫡大战，与各自生母关系不大。兄弟阋墙，问题主要出在爹身上——康熙皇帝的皇子教育很有问题。

康熙教子的特点大致可以总结为两句话：一是满汉杂糅、首崇满洲；二是重智育、体育，轻德育。

先来说说第一点。康熙是个汉文化水平很高的皇帝，经学、史学、诗文、书法，都达到了一定水平，放在同时代汉族士大夫堆里也不显得寒碜。另外，他为人厚道、勤政爱民，放在汉民族历代帝王序列里比较，无论个人道德还是为君施政，也都属上乘。不过在骨子里，康熙帝是一个非常“满洲”的人，甚至不仅仅是“满洲”，还加入了很多“蒙古”味道。毕竟清初宫廷里有很浓厚的蒙古文化氛围，康熙帝自幼也是由他的祖母、蒙古人孝庄文皇后抚养长大，所以康熙皇帝的性格里，颇有游牧民族那种大而化之、不堪琐屑的特点。

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里，在统一战争、疆域、民族、外交问题上都有很多突破，历史贡献较大。但在内政，特别是制度建设上，发展是比较小的，基本上延续了明末的状态。直到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上台，才进行了比较精致的制度改革，让政府的运作看起来规范了一大截。这样的区别与历史发展的大势、规律有关，也与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个人性格密切相关。康熙喜欢纵马塞外、亲临战阵，喜欢和蒙古各部首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很能获得这些人的认同感，促成他们的“归化”。而雍正帝就喜欢坐在养心殿的小房子里琢磨人心、规范秩序，连去承德避暑山庄转一圈都没有兴趣，更不要说亲自跑到大漠里动刀动枪了。

因此，康熙皇帝在教育儿子时，虽然也非常重视他们的汉文化学习，为他们延请大儒，让他们起早贪黑背经史、练书法，但更重要的是，康熙要求诸皇子坚决把住“首崇满洲”的底线，希望他们不要过多地沾染“汉俗”。并称：“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至于见侍诸子内，或有一人日后入于汉习，朕定不宽宥。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时成法具在，自难稍为姑息也。”

“首崇满洲”的表象是让儿子们学满语、练骑射，更深层次上则是让他们像本家前辈——清初功勋诸王一样，参与最高级别的朝政、军事，各自拥有部属、袍泽、文学侍从。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女真民族父子兄弟打天下，关外时期八旗共治、贵族军事民主的遗风。在汉文化主导的君主专制体制下，让一群地位相当的皇家子弟集体学习执政带兵，公然和朝臣密切往来，这是何等危险的做法！上一次敢这样做事的朱元璋，就害苦了自己的长孙朱允炆。

前面提到过，康熙皇帝在三藩之乱最危险的时候，一改满洲旧制，册立只有两岁的嫡子为皇太子，是为了表明自己承当华夏正朔、遵守儒家传统的姿态。但在立太子之后，他却没有施行与嫡长子继承制相匹配的皇室子弟管理制度，而是延续关外传统，让一群读书习武、心高胆大的庶子在政治、军事上各显其能。比如他曾让皇长子在西征准噶尔的作战中担任副统帅，亲征时让多名皇子随军行动；自己出巡离京，不但让皇太子监国，还让诸皇子轮班在京处理政务；给年长皇子分封爵位、分配佐领和属人，让他们视朝廷职官为部曲、奴仆，有了培植个人势力的野心；为皇子迎娶八旗巨族或实权派高官之女，导致他们的姻亲关系盘根错节；命皇子审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大案、主持重要的礼仪活动，乃至宿卫禁城，管理内务府、八旗事务，等等。当然，康熙帝任用皇子参与军国大事，本有强干弱枝，打压下五旗诸王势力的意图，但没想到，给他制造麻烦最多的，正是这些野心勃勃、羽翼丰满的亲生儿子。

早立嗣、立嫡长，是汉族王朝千百年来从血路中杀出的统治经验，核心追求是政权交替的稳定、皇室内部的平衡。而追求稳定平衡，必然要放弃效率，即那些不被作为继承人的皇子绝不能拥有权力与野心。哪怕天生聪明俊秀，也不能培养他们的政治军事经验，更不能给他们笼络私人提供机会，最多引导其向文学艺术上发展爱好而已。历代王朝的皇室子弟，往往呈现“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的历史规律，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制度的副产品。康熙帝既想利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又试图用满洲传统弥补其不足，这样矛盾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再来说说重智育、体育，轻德育的问题。康熙帝对太子和诸皇子的文化、体育学习抓得很紧，常常亲自考试，奖优罚劣。皇子们四五岁开始读书，每天先背经书，然后学习满文，再习字、习射，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即便成婚分家之后，也要勤学不辍，随时接受父亲抽查考核。例如皇八子允禩的书法不好，他分府后，康熙仍然让他每天写十篇大字，进呈御览。在这样的严格教育下，康熙帝的好几位皇子都有过人资质，不但上马伏虎、下笔成章，且对宗教、艺术、西方科学抱有相当程度的兴趣和了解，这一点在很多西洋传教士和朝鲜使臣的记录中都能看到。

但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又对诸皇子，特别是皇太子非常娇惯，这可能跟他幼年失去母亲的补偿心态有关。康熙本人十分节俭朴素，宫室、器用、饮食都不讲究，但皇太子生活奢侈腐败，居所的布置比乃父寝宫还要华丽得多。对于太子这一明显违背储君之德的习惯，康熙不但不予以批评，反而主动助长，他曾任命太子奶妈的丈夫担任内务府总管，便于太子随时向内务府索要用度，这俨然是父母明知道孩子败家，还把存折、房产证往他手里塞的做法。至于诸皇子，贪财好货、凌逼弱小也是普遍做法，康熙帝对此睁一眼、闭一眼，基本不予限制，更不追究。雍正帝上台之后曾经自揭己短地说：朕在做皇子的时候，虽然也有夺人利己的举动，但是总不至于伤害人家的性命，而我的兄弟们杀人伤人，恶行累累，跟他们一比，我就算好的了。

另外，太子和诸皇子的性格大多骄横暴躁，甚至动辄打骂王公大臣，特别是太子允礽，竟连亲伯父裕亲王福全和各位亲兄弟、堂兄弟，也以“不可道之言詈之”。这样的行事作风，既有满洲家臣政治传统的因素，又有康熙帝糟糕榜样的影响。康熙帝曾当着一众皇子的面责打皇子的老师、进士出身的满人大臣徐元梦，虽口称崇儒，却无尊师重教之实，助长了诸皇子奴视群僚、妄自尊大的气焰。

总而言之，康熙帝违背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逻辑，鼓励诸子参与政治、军事活动，并为其培植私人势力提供方便，已经犯了大忌。如果能导之以德、匡之以正，使其性情温良谦恭一些，大约还能稍有缓和。但他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对诸子百般溺爱，任其骄纵，为之灌输强调君臣间的主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夺嫡”局面的出现，自然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