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是个格外热门的话题。雍正帝即位伊始，就有他得位不正的小道消息在京师内外口口相传，随后流布全国，引发了骇人听闻的曾静案。乾隆帝即位以后，将乃父亲自编撰的辩白奇书《大义觉迷录》毁版禁绝，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在文深网密的清朝中期，理所当然变成禁忌。直至清末，特别是革命排满宣传风起云涌之后，雍正皇帝以暴君形象重新作为市井的谈资，野史笔记、小道消息、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说法千奇百怪，观点五花八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提出“清初三大疑案”的概念，“世宗入承大统”是其中之一。孟森先生以《东华录》《上谕八旗》《上谕内阁》为基础史料，结合传统考据与近代史论研究的方法，得出雍正帝并非康熙帝所定继承人的结论，并将这一问题正式引入到学术研究的范畴，后起学者争相参与讨论，学林、大众双轨并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家二月河先生的历史小说《雍正皇帝》走红海峡两岸，数年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更是获得空前的收视率。小说和电视剧虽以雍正时代为主要着眼点，但描写、演绎最精彩的部分，却是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这当然与文学、影视作品需要的戏剧张力有关。小说将这段历史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九王夺嫡”，并赋予几个主要人物以鲜活的形象，令读者印象深刻，形成人人争说的热闹场面。随后的二十年里，一系列康、雍题材的小说、影视剧蜂拥而至，无不受到二月河作品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大众传播，为我们今天再谈起这个话题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凡说起一个人物的名字而不必多加解释，简直是历史普及读物写作的最理想状态。

在小说里，二月河将康熙帝的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三子允祥、皇十四子允禵这九位皇子划在夺嫡范围之内，这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九位皇子参与夺嫡，足见康熙末年储位之争的激烈与复杂，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即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亦有相当的代表性。

中国古代从较早时候起就发展出了诸子均分遗产的继承制度，和西方主流的单子（长子）继承制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民间，兄长之于弟弟在财产继承方面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很多中小地主或自耕农家庭是由长兄负责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供养资质较好的弟弟读书科举。乾隆年间的名臣、大学士陈宏谋自幼受教于兄长陈宏诚，宏谋晚年在乾隆帝跟前深情回忆兄长对自己的教养之恩，乾隆皇帝受到感动，特赐“友恭笃庆”匾额作为表彰。稍晚时候的另一位重臣，刑部尚书、直隶总督胡季堂因为感激长嫂的抚养之恩，为兄嫂申请封典，而这种封典一般只能赠予大臣的父母。

在民间，因为兄弟之间分工合理、互相帮衬而兴家旺族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在帝王家，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却时有发生，万一出现个把兄友弟恭的例子，就会被史家形容为“不啻布衣昆季”。意思是说，皇家兄弟居然也有老百姓那样的手足之情，真是不可思议！

有读者可能会说：皇家子弟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当个有钱、有闲、有地位的“皇二代”，那是一般人做梦也想不来的美事，何必拼死拼活去做皇帝这个高危职业？事实上，对于皇子来说，清闲不是你想躲就能躲，是要满足很多主客观条件的。

首先，从主观上来说，皇子想当富贵闲人，必须要心态好、胆子小，另外还要性格软弱、文不成武不就。心态好而能力强，那是不行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生在权力中心，没有争权的欲望，却有行权的能力，别人也不会放心。就算贤如周公，也要恐惧流言之后。

第二，不能和那些过分显赫的、有野心的人搭上关系，其中包括自己的生母、妻子、叔伯兄弟、舅父姑父、亲朋好友、重臣大将，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等。刘邦的小儿子赵王刘如意被杀时还是个小孩子，能有什么罪过？不过因为母亲戚夫人是刘邦的宠妃，得罪了吕后，就被连累而死。至于中晚唐那些被宦官废立的皇帝，更不是一般窝囊，任由奴仆摆弄来摆弄去，甚至谋害致死。对皇室子弟来说，被裹挟害死和自己胆大作死，虽然出发点不一样，结局却一样。但值得注意的是，条件一和条件二在某些程度上其实是矛盾的。一般来说，容易被各方势力裹挟的人，普遍性格柔弱、缺乏自主的能力，甚至干脆就是幼儿，而个性刚强、能力出众的人虽然不会被利益集团选中，但是容易遭到执政者的猜忌和嫉妒。

第三，皇室子弟想做富贵闲人，还得赶上承平之世才有可行性。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不但百姓没有好日子过，这些天潢贵胄也是一样。赶到北宋靖康、明末甲申这样的王朝覆灭之际，前朝宗室往往都是被一锅端的命。碰上孙吴、西晋、刘宋这样一家一姓频见兵戎的时代，想凭着不主动、不参与而独善其身，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第四，是要当朝皇帝或是执政者存心厚道，最起码讲究个表面上的敦睦之情；另外国家制度健全，生杀赏罚有依据可言。万一命苦，碰上吕后、武则天、金熙宗、海陵王这样专杀宗室，想杀就杀的独裁者，怕都难逃一劫。

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尽可能避免兄弟相残，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中国人就确立了比较完备的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试图保证最高统治权交替的稳定性。即在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首先依长幼顺序，立嫡妻所生之子为继承人，如嫡妻无所出，则立众妾所生的最年长之子为继承人，其他条件不予考虑。几千年来，制度虽然还是那个制度，但执行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首先，嫡、长的身份是生而成之，贤愚强弱都不确定。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如果太成问题，就算合法性足够强，即位后也难以控制局面，最典型的就是“白痴皇帝”晋惠帝。另外，有的合法继承人虽然本身素质还说得过去，但与挑战者相比则显得不足，唐朝的李建成、明朝的建文帝就是这种类型。

其次，嫡子的身份是其母决定的，长子的身份是出生顺序决定的，如果嫡子母亲早死或者后位不稳，长子生母并非宠妃或者半路失宠，继承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尤其是后者，案例比比皆是。就算在嫡长子继承制执行得比较好的明代，备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也差点儿帮他的儿子福王夺位成功。

第三，嫡长子继承制规定的是现任君主有儿子的情况，如果君主没有儿子，或是儿子死在他前面，顺利择储的难度系数就会陡然增加。到底是立弟、立侄还是立孙？是考虑血缘关系远近，还是考虑国有长君、贤君？想要平稳过渡，各方满意，着实不易。

第四，宗法制是中原王朝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大量存在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本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他们进入中原，建立了稳定政权后，未尝不想确立可持续的皇位继承秩序，但大多会经历非常惨烈的斗争过程，常有终其一朝而不能平息者。

清朝的满洲统治者在入关前也没有“嫡长子继承”一说，而是采取汗（帝）位的推举制，即最高统治者生前不立储君，最高统治者去世后，由诸贝勒从其兄弟子侄中择优推举新汗（帝）。这一制度既与辽、金、元等前代北方民族政权的汗（帝）位继承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又以后金（清）的八贝勒共治、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为基础。

努尔哈赤以武功起家于白山黑水之间，兄弟子侄多是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士。起兵后期，努尔哈赤对女真氏族社会的狩猎组织牛录加以改造，创建“四旗”，后改为“八旗”，将“一国之众”尽行编入八旗，再将八旗兵民作为私产，分别赐给子侄，自己作为大汗，凌驾其上。八旗旗主之间互无统属，且对本旗部属有绝对的控制权力。

努尔哈赤在世时，本有以亲生之子作为权力继承人的意图，故先与立有大功的弟弟舒尔哈齐决裂，将其幽死于禁所；但在随后的数年中，被努尔哈赤属意接班的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也先后获罪于父，褚英被杀，代善丧失了继承汗位的资格。褚英、代善两兄弟的失势，都与诸弟、各旗贵族大臣的反对、攻讦有关，努尔哈赤据此判断，由现任大汗指定最高权力继承人的办法，与八旗共治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相悖，无论自己指定哪个儿子为继承人，其威望、权力，都不足以驾驭同辈的旗主贝勒们，很容易造成自己尸骨未寒，子侄们就兵戎相见、自毁基业的局面。

所以代善的继承人地位被废后，努尔哈赤就明确表示：此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等人为八和硕贝勒。为汗者接受所给予的八旗人众，食其贡献，但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若某和硕贝勒有违法乱政之行，其余诸贝勒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和硕贝勒之贤能者，汗不得出于一己之私怨任意罢黜，如有此举，诸贝勒可共止之。 以上九人均为努尔哈赤的子、侄、孙，其中多铎与多尔衮年纪尚小，是二人同掌一旗。这番话明确了新汗和八和硕贝勒的共治格局，特别是贝勒们对汗的监督权力。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更提出后金新汗由八和硕贝勒中产生，八和硕贝勒具有选举、更换新汗的权力，正式将自己的择储权交给八和硕贝勒，让他们在自己身后，以集体决策的方式选立新汗。

努尔哈赤去世后，兼具政治与军事才能，且擅长在诸贝勒中抑强扶弱、积攒人望的皇太极脱颖而出，被推举为新汗。当然，推举过程暗流涌动，也充斥着复杂的政治较量和血腥气味——譬如镶蓝旗旗主阿敏就对新汗不甚服气，有“出居外藩”的分裂主义倾向；另外，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贝勒之母大妃乌拉纳喇氏被迫殉葬，导致三兄弟丧失了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不过抛开这些不谈，后金政权的第一次最高权力交接，毕竟在大体和平的氛围中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是，皇太极，这个爱新觉罗家族第二代中见识最高远、心性最沉毅、智勇最平衡的杰出人物被推上了最适合他的政治舞台，让一个草创政权走上发展壮大的快车道。

皇太极在兄弟子侄中当然不具备努尔哈赤那样的绝对权威，所以执政以后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就是突出汗（皇）权，抑制八和硕贝勒。他先后使用强力手段，剥夺了堂兄阿敏和兄长莽古尔泰的权力，确立了汗（皇帝）的南面独尊地位。皇太极宠爱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希望立她所生的皇子为储嗣，改变八旗旗主们集体推举新汗的旧制。不过此子早殇，不数年宸妃亦死，皇太极全力指挥对明战争，未及再对继承人一事做整体制度设计。崇德八年（1643 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突然病故，新君仍要由高级贵族集体推举产生。

不同于皇太极嗣位时相对的“一枝独秀”，这次最高权力交接中，皇太极的嫡长子豪格与皇弟多尔衮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最终在以孝庄太后为代表的崇德后宫，以及皇太极自将的两黄旗大臣代表索尼、鳌拜等人的坚持下，豪格、多尔衮各让一步，折中改立年仅六岁的皇子福临为新君，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在这场火药味十足的政治斗争中，作为皇帝“家臣”的两黄旗大臣，竟公然抗衡作为旗主的多尔衮三兄弟，坚持“立帝子”成功，这在努尔哈赤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崇德年间压抑诸王、推崇皇权之举已大有成效的表现。当然，凭借过人的才能和实力，多尔衮的地位迅速攀升，特别是挥师入关成功后，俨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多尔衮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豪格，虽然在入关战争中建立了殊勋，但仍遭到残酷的政治清洗。

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和生存挑战，对关外的后金（清）政权来说，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继承策略无疑效率最高，努尔哈赤诸子中最有才略的皇太极、多尔衮，先后在恰当的时机执掌政权，是后金（清）政权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当然，最大的风险也伴随而来，短暂的权力真空期，使统治集团的内部角逐剑拔弩张，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失意者的报复与胜利者的高压，一旦处理不当，内乱与分裂就足以毁掉一个初兴的政权。所以在幸运地闯过这一关，把打江山变成坐江山后，满洲统治者也开始考虑皇权交接的稳定性问题。为了突显皇权力量，柔化宗族关系，避免再出现叔侄兄弟打成一团的局面，也为了遵守儒家秩序，强调政权在汉地的合法性，康熙皇帝在与吴三桂作战最为焦灼的时间点上，果断册立年幼的嫡子允礽为皇太子，起到稳定人心的效果。

然而在其他皇子长大成人之后，康熙帝才发现，立嫡长子为太子等着接班这件事，和满洲旧制严重水土不服。太子允礽虽然资质不坏，但也没有明显优于其他皇子。其他皇子了解本民族历史，也不认可皇太子的天然优越性。于是在众皇子陆续成年之后，八旗重臣、外戚勋贵，各拉一派，各执一词，让太子的地位危机重重。而生活在精神重压下的太子一旦有所动作，当然更不能为父亲和诸兄弟所容。两立两废之后，太子允礽被淘汰出局。而一旦储位空置，其他皇子各显身手，兄弟关系就彻底变成丛林法则，皇位继承退回到了入关前的混乱局面。康熙帝在这一问题上的汉化追求以失败告终，清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刚一开始就走到了尽头。 xC2Zm5An+dmlNazLVtre4aQ0NfCQWQxu/1aQHb4wS1QAHs/l9zhXKDVhQjTwTM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