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用史学研究的材料解读方式去写大众感兴趣的人与事，打破人们在观察历史时程序化、脸谱化的思维桎梏，是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最直接愿望。事实上，历史文化读物的社会关注度日益提高，在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种必然形成的现象。第一，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白领阶层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自我认知、自我反省的意识越来越强。读历史就是读当下，读古人就是读自己，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第二，世纪之交以来，“国学热”不断发散，从民间到官方，从影视剧到综艺节目，形式已经非常立体多元，受到影响的群体也已经非常庞大。基于我们无与伦比的人口基数，哪怕只有很小比例的好学读者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了基本感性认识后，产生系统学习相关知识的兴趣，对于出版业而言，其绝对数量也已经非常可观，市场由此得以形成。第三，专业的乃至一流的历史学者应该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更多地参与到知识普惠当中，而非自以为是地保持清高（邓小南，2011），或是受困于既有的学术范式，将历史写作技术化、工具化，甚至将大众史观启蒙的阵地拱手让位于一些不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这样的观点已经为很多学院派的专家所接纳。一些著名学者，包括我在北大历史学系读书时的师长们，都开始主动写作兼顾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历史作品，并通过丰富的在线、线下活动进行推广，得到读者的接纳与信赖。一流学者的参与提高了历史普及读物的公信力和整体格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不过，即便有看起来比较适宜的出版环境，让我拿准主意，敲定本书的选题，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康雍之际皇位争夺故事”这一拥有近百年学术研究史，兼具大众化、开放性的话题进行再创作，就作者而言，很可能是个费力不讨好的选择。首先，缺乏设身处地的感知力，对史料的评估与解读可能出现偏差。宫廷政治是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人情冷暖、利害得失，固然有跨越时代和阶级的相通之处，但也必定会出现“皇帝用金锄头耕地”一类的笑话而不自知。其次，已有研究太多，写出新意极难。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郭润涛教授就对我反复告诫：从来没人研究的题目不能选，那很可能是个“伪问题”；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的题目也要慎选，因为所需的阅读量太大，而自我发挥的空间太小。再者，对于一个已经大大跨出学界范畴，形成高热度的社会性话题，如何在专业视角与公众认知之间形成有效沟通，对作者的叙事能力和技巧也构成极大挑战。有鉴于此，虽然我对这一话题一直抱有兴趣，自谓有所心得，又蒙我的博士指导老师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加意推荐，汉唐阳光尚红科总经理多年督催，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正式落笔。直到我的两位挚友——对满文档案和爱新觉罗家族史、清代宫廷史颇有研究的橘玄雅，以及特别擅长梳理人物关系、在康雍史事方面对我颇有启发的夏天——加盟赞襄，我才感到稍有底气，同意一试。

橘玄雅凭借出色的满文功底和检索“想象力”，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了多件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极重要档案。在大体搜集好材料、理清了思路之后，本书的写作时间被我安排在 2020 年夏秋之际。2020 年的诡谲毋庸置疑，全世界被疫情搅得兵荒马乱，无数人既定的生活轨迹被打破，命运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游离而去。作为一个对任何事都容易“多想”的读书人，我也难免受到焦虑情绪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强制自己完成写作任务，是比较有效的排遣方式，写到得意处，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成本很低的娱乐活动。

言归正传。本书在开篇部分先简要概括康熙后期激烈储位斗争的成因，继而从参与夺嫡的“九王”其人入手，由人论事，以免重复。再用一些篇幅探讨康熙皇帝临终前后诸事，特别是雍正帝为自己辩冤时的叙事逻辑。最后介绍夺嫡诸王的命运遭际与“后夺嫡时代”的政治遗产。因为全书涉及人物众多、头绪复杂，所以特别附上人际关系图和夺嫡大事记，作为更直观的说明。

本书正文及附录，均由本人执笔；橘玄雅在搜集文献，特别是搜集、翻译满文档案方面做出极重要贡献；学术史的梳理、互联网上“九王”粉丝动向的观察，以及全书人物关系图的制作则由夏天负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成于众人之手”的原创作品抱有天然的抵触，但本书的写作、出版之顺利，让我体会到诚恳而高效的合作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感谢两位合作者毫无保留的信任，特别是橘玄雅，那些还没有受到学界关注的核心档案，本可以由他自行留用、撰写文章，现在竟允许我通过自己的意旨加以解读，这样的情谊，比新书出版本身，更令人温暖愉悦。

郑小悠
2021年1月13日于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