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盖史籍掌于史官，亦惟史官乃能通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

昔者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子长撰《史》，始于黄帝，虽云时涉传疑，未可置之弗论。《说文·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此则古代史官之先见者也。荀卿有言：“好书者众矣，然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解蔽篇》）考《风俗通》及卫恒《四体书势》皆谓黄帝之世，与仓颉同制字者，尚有沮诵，亦史官也；《世本·作篇》谓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造历，宋衷注云：“皆黄帝史官。”何是时史官之多也。愚考古代史官，职司记事，位非甚崇，试以周制征之。《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掌赞书；而六官所属诸职司，莫不有史。史与胥徒并列，故又释之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征之汉制亦然。《汉书·艺文志》云：“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则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如谓仓颉、沮诵为黄帝之史，则其所掌当不外是。凡掌官文书者及起文书草者，日与文字为缘，整齐其现行之字，以供起草之用，亦史官之所有事。周之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命，御史掌赞书，是史职起文书草之证也。太史掌邦之六典，内史掌八枋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是史掌官文书之证也。凡周之六典、八枋之法、四方之志、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或为当代之法典，或为治事之案据，今日称为寻常之官文书，异日则视为极可贵重之史料，古今一揆，理无二致。周代有然，黄帝以来迄于夏商应莫不如是。是则史之初职，本以记事为务，史官之多，亦以此也。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殷之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所谓图法，即邦国之典志也。周衰，老聃为周室守藏史，其所谓藏，即文书典籍之藏，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而典守之官曰史，即为掌官文书者之分职。盖古人于官文书外，别无所谓典籍，凡古代文书典籍之藏，亦略如唐宋以来之四库、现代之图书馆，老聃以典守之官称史，亦与仓颉以治书之官称史同义。居是官者，以其见闻载之简册，名为史记，即谓史官所记。后世径名记事之书为史，此又书以官名者也。秦赵二王会于渑池，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月日鼓瑟击缶，是时御史虽掌赞书之任，而其职渐尊，比于内史。及其末世，置御史大夫及丞，又遣御史监郡，始当纠察之任 。汉以后乃建署设台，比于三公，非复记事掌书之旧职矣。汉丞相、太尉府，皆置长史，以为诸令史之长，亦以主治文书为职。其后以丞相史出刺诸州，乃有刺史，亦犹秦代以掌赞书之御史出当纠察之任耳。秦有内史掌治京师，汉初因之，其名原于《周礼》，而其所司则异 ，然皆由职司记事之史引申得之。愚谓史官之始，不过掌书起草，品秩最微，同于胥吏，只称为史，如汉人所称令史是也。其为诸史之长者，亦不过如汉代之长史、魏晋之掌书记。其以记事为职，古今亦无二致。继则品秩渐崇，入居宫省，出纳王言，乃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诸称，以别于掌书起草之史。然亦不过因诸史之长，而稍崇其体制，如汉晋之有中书监、令，唐宋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明清之有大学士 是也。凡官之以史名者，既掌文书，复典秘籍，渐以闻见笔之于书，遂以掌书起草之史，而当载笔修史之任。初本以史名官，继则以史名书，而史官之名，乃为载笔修史者所独擅，而向之掌书起草以史名官之辈，转逊谢以为无与，不得不以吏自号矣。史官至此，盖经三变，发展之序，不外是矣。

寻史字之义，本为记事。《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为之说云：“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 吴大澂则曰：“史，记事者也，象执简形，古文中作 ，无作中者。推其意，盖以中当作 ，即 之省形，册为简策本字，持中，即持册之象也。” 章太炎先生亦云：“用从卜中，字形作 ，乃纯象 形，古文用作 ，则中可作 ， 二编，此三编也。”章氏即引《周礼》“治中受中”为证，又谓《礼记·礼器》之“因名山升中于天”，《论语》之“允执其中”，《国语》之“右执鬼中”，以及《汉官》之“治中”，皆当以此为义，此又视江、吴二氏加详者也 。王氏国维又有《释史》一文。其略云：

案《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算。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算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实八算，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算，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实八算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算之事，是“中”者，盛算之器也。中之制度，《乡射礼》云，鹿中髹前足跪凿背，容八算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竟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算，亦与中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中形，而于中之上横，凿空以立算，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考古者简与算为一物，古之简策，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为六寸，算之制，亦有一尺二寸与六寸二种，射时所释之算，长尺二寸，投壶，算长尺有二寸，计历数之算，则长六寸。《汉书·律历志》，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说文解字》，算长六寸，计历数者，尺二寸与六寸，皆与简策同制。故古算！二字，往往互用。《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算，从柩东。注：古文算皆作 。《老子》，善计者不用筹策，意谓不用筹算也。《史记·五帝本纪》，迎日推 。《集解》引晋灼曰：笑，数也，迎数之也。案荚无数义，惟《说文解字》云：算，数也，则晋灼时本，当作迎日推算，又假算为算也。汉荡阴令张迁碑：八月！民。案《后汉书·皇后纪》：汉法尝以八月算人，是八月！民，即八月算民，亦以荚为算，是古算！同物之证也。射时舍算，既为史事，而他事用算者，亦史之所掌，算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算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逸周书·尝麦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执 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二物相将，其为盛！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周礼·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又登中于天府；乡士、遂士、方士狱讼成，士师受中。《楚语》：左执鬼中，盖均谓此物也。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与尹之从又持者同意矣。（《观堂集林》卷六）

此其所释之大略也。考《说文》所释，以良史不隐为持中之道，而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引起后贤之不满，故不从许氏，而别求解释之方。江氏据“治中受中”诸文，以“中”为簿书，手持簿书为史，正与掌文书之义合，然簿书何以谓“中”？江氏亦未有解释也。吴氏意谓簿书亦为简册之一，故以中从册省为说，章氏更从而引申之，诚足以补江说之未备矣。王氏取《周礼》郑注，以“中”为盛算之器 ，谓其初制当如 形，是则中字象形，而无正字之义，又以盛算之中，亦用以承简册，簿书为简册之一，故簿书亦谓之中，此又自吴氏所说引申得之。夫盛算之器称中，诚与“治中受中”之中，同为物名，而非无形之物德，故以中正之说为不雠。惟王氏谓中作兽形，为周末弥文之制，必以凿空立算其形如中为释，是否合于古义，尚待商榷；且盛算之中，本为周制，制字之初，有无此器亦有疑问（朱希祖先生《史学概论》）。终以吴、章二氏，较为明白可据，准此以谈，史之本义，无论为手持簿书，或简册，胥与掌书起草之义相符。且史之一辞，本指人而言，非以指记事之书，故《说文》以记事者释之也。

愚考中字之释义，尚有不止如上文所说者，《周礼·春官》之属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又《地官》“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又《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者而登之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岁终则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及大比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按郑注云“治中谓职簿书之要”，此即江、吴诸氏以簿书释中之所本也。至其所谓贰，即簿书之副本，亦犹今世称分类存贮之簿书为档案；所谓天府，即储藏档案之库，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周制以档案正本之中，藏之天府，而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诸司受其贰而分藏之，此即保存档案之法也 。愚谓中之得名，盖对贰而言也。登于天府，等于中秘，外人无故不得而窥，故以中名之，此档案之正本也。副本对中而言，故曰贰。凡中与贰，皆为档案之专名，或以册释中，或以盛算之器释中，固各有其胜义。然《说文》何以释中为内，以别于外，置此而不数，未善解。窃谓中有内义，或由秘藏簿书引申得之，如此则两义为一贯矣。老子为周室守藏史，所守之藏，必为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是其证也。现代档案，即为他日之史料，古人于档案外无史，古史即天府所藏之中也。保藏之档案谓之中，持中之人谓之史，一指书言，一指人言，分际至明，后世乃以史为书，而别以吏名史，遂不知中字含有簿书档案之义，此可于诸氏所说之外，又进一解者也（文始所释中字可供参考）。

周代之五史：一曰大史、二曰小史、三曰内史、四曰外史、五曰御史，前已略论之矣。五史之秩以内史为尊（中大夫），大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为下（中士），此皆诸史之长属于春官者也。《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皆谓古有左史、右史之官：一则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则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两书所记，既有歧异，而左史、右史之名，何以不见于《周礼》？宜一为考释之。按《大戴礼·盛德篇》云：“内史大史，左右手也。”卢辨注云：“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熊安生申之云：“《周礼》大史之职云，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柄，其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曰：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皆言诰之事。是内史在君之右，故为右史。《酒诰》郑注亦云：大史内史，掌记言记动，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熊说见《周礼》孔疏）。清贤黄以周本其说论之云：

《盛德篇》：内史大史，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大史居右。《觐礼》曰：大史是右，是其证也。古官尊左，内史中大夫，尊，故内史左，大史右。《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右字今互讹。《汉·艺文志》、郑《六艺论》并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证。熊氏谓大史左史，内史右史，非也。其申《酒诰》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谓大史记行，内史记言，是已。郑注《玉藻》云：其书《春秋》、《尚书》具在，谓右史书动为《春秋》，左史书言为《尚书》也。荀悦《申鉴》云：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与郑注合。（《礼书通故》三十四）

依此所论，则古之左史即《周礼》之内史，右史即《周礼》之大史。《玉藻》之左右字，以互讹而异，宜从《汉志》作左史记言，或言则左史书之；右史记事，或动则右史书之，其论辨至为明晰矣。熊氏所说，虽于大史何以为左史，内史何以为右史之故，未能质言。而内史记言、大史记事之旨，则由其说而证明，盖其所释，亦仅一间之未达耳。

至章学诚则不信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之说。其论有云：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动，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也（《文史通义·书教上》）。

章氏所论，诚当于理，然考之《周礼》，内史掌书王命，同于唐宋之知制诰，即左史记言之谓也。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尚书》之《酒诰》、《顾命》，即内史所撰之王命，《春秋》为事典，《周礼》为政典，《仪礼》为礼典，即大史所掌之六典，所记之言，不必限于《尚书》，而其体必近于《尚书》，所记之事，不必限于《春秋》，而其体必近于《春秋》。如黄氏所释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之说为不误，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渊源甚古之记载也。章氏虽未释左右二史当于《周礼》之何史，而于《周礼》之书则深信不疑，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然记言者未尝不载事，如内史所撰之王命，必以事为依据是也。记事者未尝不载言，如大史所掌之六典，其中亦言事兼载是也。不过一重在言，一重在事，非谓言中无事，事中无言，《汉志》举《尚书》、《春秋》为喻，亦举其大者言之耳。

甲骨文、金文中时见古史官之名，兹不具引 。

按此即黄帝以迄汉武之史官，所可考见之大略也。兹更取表列周代史官，分为王室史官、列国史官二类，将其官名人数，综计如左。

《周礼》所载五史，即所谓王室史官也。兹则有内史而无外史，有大史而无小史，何也？据黄以周所考，内史为左史，而大史即为右史，是则戎夫、史豹、史良三人之称左史者，即为内史之异称，而右史仅见名武者一人，即为大史之异称，此可推而知之也。外史小史秩卑，故无可称之人，或只称为史，所见史六人，其中或为外史小史之官。孔颖达《左传序正义》云：“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而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为小史。”此其所说，虽为列国史官，正可借喻王室之有小史。五史中有御史，而王室史官中则不之见，亦以秩卑故耳。列国史官是否备有五史，颇有疑问。内史秩尊于大史，为王室所专有，孔颖达谓诸侯无内史，其说颇谛，于是有大史兼掌内史之说。然内史一称左史，而列国又有左史，何也？考春秋时，左史凡二见，一为晋左史，失其名，一为楚左史倚相。左氏哀公六年传，谓有周大史之在楚者。以此例之，安知非周内史之在晋楚者乎？藉令列国备五史之官，而改称内史为左史，亦以明其不敢同于王室之义，虽有左史无碍也。或谓鲁为周公之后，故得备立其官，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谓周礼尽在鲁，是也。惟鲁有无内史，则不可考，而有外史之官。左襄二十三年传，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孔氏释以史官之居外者。盖诸侯有外史，自必有内史与之对立，孔谓诸侯无内史，则无外史可知也。然《史记》谓秦有内史廖，而晋楚二国皆有左史，左史即内史也。内史或为秦左史之别称，否则为秦之僭制。夫列国既有左史，则有外史，亦无碍也。至其所见之史十一人，疑为外史、小史、御史之简称，以其秩卑，不为分别，亦与王室之史同。或疑晚周之御史之见于秦、赵、韩三国者，在君左右，职司记事，高于《周礼》掌赞书之御史，因而疑其不根于周制 。然秦汉以后，御史之官，且副丞相而为三公矣。其职司因时而变，又何足异。至其官名，必原于《周礼》之御史，不待问而知也。大抵列国之制，大史之官，在所必设，故见于记载者有十一人之多。至于左史、外史，则或有或无，小史则虽有而只称为史，如南史之为小史是也。若夫守藏史、董史，皆由董守典籍而名。而侍史则下比于周官之诸史，更不得与外史、小史、御史比伦矣。《汉书·张苍传》云，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师古注云，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之御史，故《十三州志》谓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后汉纪》注引）。是则周之御史，又一名柱下史。《史记·老子传注》引《张苍传》，因谓老子为柱下史，柱下者即藏书之柱下也。然御史所主之方书，方谓版也，记事于版，本为官府之档案，亦犹《周礼》掌赞书之谓，非老聃所守典籍之藏也。取以比附，恐未得实，应如《史记》称为守藏史，斯已可矣。此吾所释周代史官之大略也 。

周代以前之史官，其可考者，已具列于表。昔者班彪谓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即指记事之史而言。宋衷《世本》云，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其语盖不足据。谓其时有记事之史则可，谓有左右史之名，则尚失之过早也。终古为夏之大史令，向挚为殷之内史，似夏殷之世已有大史、内史之称，而周因之。然大史称令，为秦汉以后之官，周有大史而无令，由是推之，夏或有大史，而未必有大史令之称。近年在殷墟发见之甲骨文字，上刻贞人之名甚夥，凡甲骨上所刻之文字，悉为殷代之卜辞。其文中贞字之上一字，皆为人名，称之为贞人，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殷墟发见之卜辞，武丁之世最多，有所谓 贞宾贞者， 宾二字为贞人之名，亦即武丁时代之史官。依近年发见之甲骨，分为三期：一为武丁时代之贞人，二为祖庚祖甲时代之贞人，三为廪辛康丁时代之贞人。依其贞人之名，即可断言甲骨属于某一时代，贞人记其所贞之事于甲骨之版，正为记事者之所司，故称贞人为当代之史官，其说甚确，此近人董作宾之所考定者也 。由此可知，周代以前凡职司记事之人，皆谓之史；其为帝王记事者，其位稍尊，故亦谓之内史大史；究之其职司记事则一也。

晚周以前，有大史而无令，大读如泰，而义同大小之大，如《周礼》之大卜、大祝皆是。汉以后始改大为太，称为太史。《说文·叙》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而《汉书·艺文志》亦有是语。是则改大为太，称太史令，盖自秦时始矣。《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之属官有太史令。《续汉书·百官志》云：“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掌记之。”按汉之大中大夫二千石，谏大夫千石，而太史令为六百石，仅当于下大夫。故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亦周代大史之品秩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谈为太史公，大史公学天官于唐都。此所谓天官者，即自序所谓，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若在《周礼》，则属于春官，以当大史、大卜、大祝诸职，而无与于冢宰之天官者也。司马迁又述其父谈之言曰：“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史记·自序》）又自言：“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此皆可与《汉志》相印证。故汉制以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任，亦犹尧时有治历明时之羲、和也。古之史官，有司天事者，有司人事者，星历属于天事，文史属于人事，皆由记事之史司之（本刘氏师培说）。故司马氏以掌天官之太史，而自当载笔修史之任，此亦古代史官与历官合而不分之证也。第《汉仪注》谓：“武帝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而刘知幾、钱大昕皆信之 ，吾谓此说非也。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史有令而无公，且秩仅六百石，去食禄万石之丞相远甚；即如《汉旧仪》所说，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 ，亦不得位丞相上。司马贞《索隐》谓，迁尊其父故称公，而斥位丞相上之语为谬，允矣。吾考《汉书·律历志》及《兒宽传》，皆称司马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公，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且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之语，亦失之夸。《索隐》谓：“修史之官，别有著撰，则令州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后人不晓，以在丞相上耳。”此解得之。汉世史有专官，职司记载，故命天下计书，于上丞相之外，分上太史，以为记撰之依据。计书即当日之政务报告，以有数字者为主，易言之，即史料之一种也。再证以迁所自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益知位丞相上，绝无其事，而其职实合古大史、大卜、大祝三职而一之，亦不待烦言而解矣。且考《周礼》以大史介乎大祝、大卜之间，而同属于春官大祝之属；又有司巫；而大史所职，如正岁告朔卜日读诔，亦与卜祝为近；周尝以祝宗卜史赐鲁（见《左》定三年）；故古人尝以巫史祝史并言，巫祝之事，尝以瞽者为之，又称瞽史。盖古人所重为鬼神灾祥之事，考记其事者，亦名为史 。缘是可知汉世史官之置，实缘古制，亦如周代之有大史，位非甚尊，此盖应诠之义也。

《汉书·艺文志》，原于刘歆之《七略》，其叙诸子十家，谓皆出于某官；又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谓某官，即周代王官之所掌也。章学诚尝于所著《校雠通义·原道篇》，畅发此义云：

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又云：

六艺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而已矣。

此所谓官师合一，即古人学在王官之证。古人之要典，皆由百司之史掌之，故百家之学，悉在王官，而治学之士，多为公卿之子弟，就百官之史而学之，故其学不能下逮于庶民。迨周之衰，王官失守，散而为诸子百家，民间亦得以其业私相传授。而刘、班二氏溯其源，曰某家者流，出于古者某官，虽其所说，未必尽雠，而古人官师合一之旨，藉是以明，章氏所说，最为得古人之意者也。秦人以吏为师，吏即史也，惟古今有不同者，一则学下逮于庶民，而百家之学以兴；一则所学以法令为限，而百家之学以绝耳。《汉志》谓道家出于史官，其为说之当否，姑不具论，惟章学诚谓六经皆史 ，近人多宗其说 。至谓六经百家之学，悉出于史官，究有断限不明之嫌，若谓其书悉掌于百司之史，则无可疑者也。《庄子·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同书《孔子世家》及《老子列传》，皆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固周之守藏史也。或谓老子世为史官，掌周室之典籍，故孔子从而问礼焉，此亦古人官师合一之证。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于庶民之故。然非西适周室，以观藏书，问礼于守藏之史，亦无以考文献而证旧闻。司马迁以身为史官，而修《史记》，正为合于古法，此亦应诠之义也。

最后更有一义，应为之阐明者，则汉以前未有以史名书是也。古人以乙部之书，原出于《尚书》、《春秋》，而汉以后诸史多称书，吕不韦、孔衍、司马彪之作，亦称春秋、尚书 。《管子·法法篇》，言春秋之记；《墨子·明鬼篇》，谓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又言吾见百国春秋 ^[1] ；《楚语》申叔时言，教太子箴以春秋；《晋语》，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此又孔子修《春秋》之同时，各国之史多名春秋之证也。或又称志：《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传》尝称“周志”，又曰“前志有之”，“史佚之志有之”，又称“仲虺之志”，《孟子》亦称“志曰” ，是也。或又称书：子产、叔游皆称“晋书有之”是也 。《论语》记孔子两言史，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一曰“文胜质则史”，并指史官而言 。《孟子》之论《春秋》则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以史与齐桓、晋文对言，亦言人而非书。司马迁因《春秋》而撰《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其文中尝称秦记、牒记、史记 ，后人摭其语，称为《史记》，亦以其书为史官所记，犹邦国之志、四方之志云耳。汉人曾直称《春秋》为史，如《公羊》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传云，《春秋》之信史也，然亦未为通名 。汉末刘芳作《小史》，三国张温作《三史略》，谯周撰《古史考》，始以史名书，然谯周之作，亦可曰考古史官之所记。至萧子显作《晋史草》，吴均作《通史》，许亨作《梁史》，李延寿更作《南史》、《北史》，《隋志》亦改题《太史公书》为《史记》，至《宋史》之不称“宋书”，又以与南北朝之《宋书》同名之故，以下诸史皆因之，而史之一词，遂由官名，迻而为书名矣。是故研秦汉以前之史，应知设置史官之初，职司记事，品秩甚卑，其后乃有内史、大史诸号，侪于大夫之列。至于以史名书，则非古义，此不可不辨者也 。

总上所说，可得数义：史为官名，其初如吏，后乃进当记言记事之任，一也。周代之左史、右史，即为《周礼》之内史、大史，而《周礼》五史，又为经制，不得轻疑，二也。汉世去古未远，史官之制未废，故司马迁以世为史官而修《史记》，三也。史为书名，起于汉后，古代无之，只以名官，四也。古代学在王官，典籍为史官所专掌，故私家无由修史，欲考古代之史学，舍史官外，别无可征，五也。兹叙吾国史学，上溯其源，必首史官，义不外此。至于司马迁以后，已无累世相守之史官，即偶有之，多以他职兼典，而不能举其职，故改于他章述之。

[1] 《墨子》载《周春秋》记杜伯事，《宋春秋》记 观辜事，《燕春秋》记庄子仪事，又见《史通·六家篇》，盖《墨子》佚文。《隋书·李德林传》答魏收书引《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史，毕沅辑《墨子》佚文收之。《史通·六家》：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 qZ0+m08eamfD1RDaqIokd6zB9jLZEoWHzUw8B85oi/q9wdnnk8K1wt4+UPKj99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