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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简言

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

中古史料全是文言,如翻作语体,稍不留神,即失去或违反原文之意义;而且无数名词,难以转俗,势不能不多插引号“”,文语夹杂,阅览时更增一层困难。

同时,不了解文言,就无法直接阅读古文;学生在高中之日,既多专攻语体,如大学仍不授以浅易文言,为之引导,则到将来自己阅读时候,必发生许多误解,展转贻累,为害不浅。近年学者,甚至旧日名家,圈点古书,往往失句,欲救其弊,是须预防。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规定:“各通史组都在讨论教学提纲,各断代史组都在讨论历史事件或历代人物。”本讲义之编撰,大致与此一规定相符,极力避免与通史之讲授相复,无使徒耗光阴,不裨实用。详言之,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

通史讲授,多浑括全朝,然有利亦有弊,其结果往往抹煞多少时间性。本篇编次,有时序或重点可循者,仍按后先叙述,不特求与通史避复,亦以补其所略。

苏轼称韩文起八代之衰,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为“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煞之一例。

汉武力征匈奴,匈奴不得志于东,乃转而西向;亚历山大王之拓境,接于今新疆之西边;帖木儿方整军东征,偶然殂谢。此等大事,我国史家多熟视无睹。余曾谓读愈古之史,愈须通晓世界史,最近亦有联系世界史之揭示。今试就突厥言之,彼得周、齐岁馈缯绢,不适于用,谋专利转鬻于波斯;波斯弗应,又远求之东罗马。夫于是产生突厥、波斯之战争,产生波斯、东罗马之廿年战争,其导线则不外我国之丝业。世界上无绝对孤立之民族或国家,对于其他民族或国家,彼此总会发生多少相互的影响,故凡关于对外事件,本篇尤郑重视之。

历朝制度、名物,每更一姓,虽必有所易,然易者其名,不易者其实。甚至外族侵入,仍有相联之迹(如唐府兵与元怯薛,特勤与台吉,莫离与贝勒等),故每论到典章、文物,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

凡斯管见,约陈数端,愿与同事、同学切商之。

岑仲勉
一九五〇年 sxs3ifXXyJXrXdspTpkfbI4ujIWXCprqQUQHw1QzGBBeZZGEpS/VsKHHuF5zEt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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