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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
中古史料全是文言，如翻作语体，稍不留神，即失去或违反原文之意义；而且无数名词，难以转俗，势不能不多插引号“”，文语夹杂，阅览时更增一层困难。
同时，不了解文言，就无法直接阅读古文；学生在高中之日，既多专攻语体，如大学仍不授以浅易文言，为之引导，则到将来自己阅读时候，必发生许多误解，展转贻累，为害不浅。近年学者，甚至旧日名家，圈点古书，往往失句，欲救其弊，是须预防。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规定：“各通史组都在讨论教学提纲，各断代史组都在讨论历史事件或历代人物。”本讲义之编撰，大致与此一规定相符，极力避免与通史之讲授相复，无使徒耗光阴，不裨实用。详言之，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
通史讲授，多浑括全朝，然有利亦有弊，其结果往往抹煞多少时间性。本篇编次，有时序或重点可循者，仍按后先叙述，不特求与通史避复，亦以补其所略。
苏轼称韩文起八代之衰，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为“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煞之一例。
汉武力征匈奴，匈奴不得志于东，乃转而西向；亚历山大王之拓境，接于今新疆之西边；帖木儿方整军东征，偶然殂谢。此等大事，我国史家多熟视无睹。余曾谓读愈古之史，愈须通晓世界史，最近亦有联系世界史之揭示。今试就突厥言之，彼得周、齐岁馈缯绢，不适于用，谋专利转鬻于波斯；波斯弗应，又远求之东罗马。夫于是产生突厥、波斯之战争，产生波斯、东罗马之廿年战争，其导线则不外我国之丝业。世界上无绝对孤立之民族或国家，对于其他民族或国家，彼此总会发生多少相互的影响，故凡关于对外事件，本篇尤郑重视之。
历朝制度、名物，每更一姓，虽必有所易，然易者其名，不易者其实。甚至外族侵入，仍有相联之迹（如唐府兵与元怯薛，特勤与台吉，莫离与贝勒等），故每论到典章、文物，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
凡斯管见，约陈数端，愿与同事、同学切商之。
岑仲勉
一九五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