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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华之势力，六朝时渐臻稳固，至初唐而发展达于峰顶。
隋文性佞佛，即位之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并、相、洛等大都会，官为写经置寺内，举国从风而靡，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三五）开皇二十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同上二五）仁寿元年六月，又诏遣沙门三十人，各带散官一人及熏陆香一百廿斤，分途送舍利（
于三十州寺内起塔（stupa）。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次二百四十，次一百二十，为朕、皇后、太子广以迄一切民庶，各七日行道，限十月十五日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等事（《广弘明集》一九。现知之州，有雍、岐、泾、秦、华、同、蒲、并、定、相、郑、嵩、亳、汝、泰、青、牟、随、襄、杨、蒋、吴、苏、衡、桂、番、交、益、廓、瓜、虢等）。二年正月，复以所余舍利，分布于五十一州，依上年同样起塔（现知者有四十三州，可参《法苑珠林》）。炀帝居藩时，曾于扬州金城设千僧会受戒。（《广弘明集》三二）大业三年正月，诏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同上三五）
日人山畸宏以为隋文施行佛教治国之愚民政策，如此分析史实，似乎过于片面；文帝尚节俭，严刑法，从其本性来看，与推行佛教本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则必有更大之势力足以统一之。秦始、汉武、梁武、唐太，下而宪、武二宗，比较是英明强干之君主，更如成吉思汗，威力尤不可一世，然总多多少少为宗教所迷困（或如唐武宗摧诸教而独崇道教，尤难以愚民立解），隋文当亦不能例外。盖贵为天子，不能必得者惟寿，宗教家言恰投其所缺，故反被人所愚弄而不自觉。那连提耶舍（Narendrayasas，此云等称）者北印乌苌国人，北齐天保五年（五五六）自漠北来邺，及周武灭佛，易服潜匿。开皇元年（五八一），诏请入京，从事翻译。（《续高僧传》二）三年，出《德护长者经》一部，称佛曾预言：将来佛法末世时，月光童子（Candraprahha Kumara）将托生于大隋为国王，能令国内一切众生，信奉佛法，“亦大书写大乘方广经典无量百千亿数，处处安置诸佛法藏，名曰法塔，造作无量百千佛像，及造无量百千佛塔。”（《史地丛考续编》二三〇—二三一页）此种预言，非梵本所有，烈维已经指出。那连提居中国廿余年，深于东方世故，窥隋文之隐，乘机而入，伪造故事一段，羼于经内，求巩固帝王与佛教间之联系，藉以大行其道。试观当年佛经多于六经，建舍利塔八十余所，总管刺史以下，皆停常务七日，专检校佛事，与前引经文末数句，几完全合辙，是知隋文受此经之蛊惑潜化者至深也。
说唐初之佛教，不可不先言道教。道教起自战国末之方士，其本来与印度之婆罗门，伊兰之拜火，颇有血缘
。然群龙无首，缺乏宗主，号召之力颇弱。《史记》既称老子李耳曰道家，又谓别有楚人老莱子，存为疑辞。（卷六三）班固修《艺文志》，（《汉书》三〇）道家之言，始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而老子乃次其后，更著录《老莱子》十六篇，仍未明揭老为道祖。推尊老子，盖始东汉（《典略》言灵帝熹平中，张修教其徒以《老子》五千文，见《后汉书》一〇五《刘焉传》注），若顺帝时张陵之五斗米道，不过道家之一支，后来释子，专执此以诋道，非其实也。
浮屠法自汉时东来，至于末年，势益膨胀，三国之际，道家作《老子化胡经》
，始见释、道之争，然道安、法显皆称外国僧曰胡道人，其争仍未烈。唐初传老子为唐祖，（《会要》五〇）故武德七年十月，高祖幸终南山，特谒其庙。贞观十一年敕，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慈恩法师传》九）乾封元年二月，更追尊为太上玄元皇帝，上元元年，武后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均见《旧·纪》；永昌元年却称老君，神龙元年复旧，同年九月又禁《化胡经》）。道与释既向不相能，忽而得此背景，对释教自更不甘示弱。
唐高祖生当隋时，自然受文、炀两帝佞佛之影响，故荥阳大海佛寺犹有为子世民新痊之造象。（《旧书》一七一）太宗尝语傅奕云：“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会要》四七）晚年又服婆罗门那罗迩娑寐之药，以致得疾不治。（《旧书》三及八四，又《会要》五二及一百）由此观之，佛教当日之势力，亦非轻易可摇动者。
当时抨击释教之人，以傅奕为最力，武德四年，奕上《废省佛僧表》十一事，沙门法琳等为《破邪论》驳之（琳后来卒获罪被贬），两教暗斗，至不惜窜改古书。（参《真理杂志》一期二九—三〇页拙著）九年五月，诏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诸州各留一所，似为调停之计，然事竟不行。贞观十一年，诏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广弘明集》二八）但玄奘归国，特敕迎接，进京之日，空城出观。（《慈恩传》六）象教经典琳琅，流俗所骇，语多音译，底蕴难窥，尤其灵迹传述，远在西南，愚妇愚夫，易为迷惑。道教则不然，奉为教条者只得《道德经》五千言，《庄》、《列》之书，不过后来强傅，发迹腹里，无从装点，白日升仙，事难取信，以道视释，诚如小巫之见大巫。
上级统治者对某一教的提倡，群众固然多少暂受影响，论其终极，则仍有赖于群众之支持；印度教之毗湿奴（
）为印度特产，此神地位所以升高，解者以为根据群众势力之要求，然而统治朝代之得以成立，亦推原于人民支持，是宗教之得势与否，胥视其适应于群众之程度如何，非统治者所能为力，厥理甚明。佛与道比势之优劣，既如上述，而印度思想，吠陀注重有后，法经强调三从
，佛徒虽不娶，但不抵抗祭先，臭味与汉族之传统相投，故易于输入民间，不至受异俗之歧视。
尼赫鲁说：“涅槃是一种积极的状态，……假使……仅止是一种厌世或否定人生的原则，它就会使信仰它几亿民众多少要受到这种影响。然而……佛教国家都是充满着相反的证据，而中国人就是最肯定人生的突出的榜样。”
又说：“佛教哲学的消极看法未能改变或抑制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爱好和愉快的情怀。”
不错，佛教之轮回，入中国已变成超人生之观念，尤其经济繁荣时代，含哺鼓腹，此种思想更易发展，初唐佛教之所由兴盛也。
吕振羽对此，归功于寺院经济的发展，然北魏处同样情况，何以比唐有逊色？窃谓处两教竞争之下，愈剧烈则其表现必愈辉煌，胜负之数又视乎奋斗之程度；以言人材，释教则济济多士，不少笃实之徒，风靡一时，未始无故。据义净《求法高僧传》，自贞观至武后，遵陆、海而赴天竺者，数盈半百，忘长途之艰险，诚勇往之足多。开元二年，天下僧、尼伪滥勒令还俗者达三万余人，（《会要》四七）佛徒之盛，可以想见。
玄奘在外十七年，回国后，翻经论七十余部，总一千三百余卷，（《慈恩传》十）其徒窥基等均颇有名。窥基，尉迟敬德之从子也，草《慈恩疏义》一百本，大行于时，卒永淳元年（《金石萃编》一一三，基公塔铭，开成四年立）。
稍后而可与玄奘媲美者曰义净，以咸亨二年（六七一）冬举帆南海，四年（六七三）二月，舶达东天。垂拱元年（六八五），仍取海道回（大约因西边路梗），滞留南洋可十载，证圣元年（六九五）始返抵洛阳，武后亲迎于上东门外。总其平生译著，约九百五十卷，戒律占四分之三；盖佛教极盛之余，藏垢纳污，在所不免，除薛怀义外，如辩机之秽德彰闻，慧范之畜赀渎贿
，（均《新书》八三）戒律废坏，扫地无余，义净专心译律，实对症用药，矫时下之弊也。（参《圣心》二期拙著《义净年谱》）此外佛子中壹志著译者大不乏人，唐代所编释教目录数种，体例以智昇《开元释教录》为较善，故宋刻《大藏》多据之。
武后与佛教关系最深，天授二年（即载初元，六九一）颁《大云经》于天下，藉佛经之传说，作革唐之掩护，又诏释教在道法之上，因是之反响，睿、玄二宗颇偏向道教。景云元年，第八女西宁（后改封金仙）公主、九女昌隆（后改封玉真）公主入道，均为立观，以金仙、玉真为名。二年，又诏僧、道齐行并进。（《唐大诏令》一一三）司马承祯者道士潘师正之弟子（师正大业中师王远知，远知师陶弘景，见《旧书》一九二），景（云二）开（元九及十五）之际，三征至京，玄宗命以篆、隶、楷三体写《道德经》，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其同门吴筠亦待诏翰林，（《旧书》一九二）他如叶法善、张果（法善排挤佛法，见《旧书》一九一）均受优礼，道之厚、斯释之薄，是为佛教中衰之一因。此外对佛教有影响者：（一）中亚通天竺之道，为吐蕃、多食（即大食，见《求法传》上）所梗，天宝以后，河西全陷，尤难遄行。（二）海舶费用较多，不易筹措。（三）内地离乱。（四）印度佛教因与社会生活和组织相牴牾
，亦日趋陵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