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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所谓联系东南经济，主要在漕运，欲澈底了解此一问题，就须兼明隋、唐漕运之概况。自西汉承秦都关中，每岁漕山东、西粟百余万石以供京师。武帝时，因渭行困难，自长安引渭穿渠，经三百余里而至河，漕运益便利。（《史记》二九《平准书》）及南北分裂，北方本自给自足，隋开皇三年（五八三），于卫州（今濬县）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四年（《方舆纪要》五二作开皇元年非是），因渭水多沙，深浅不常，又命郭衍、宇文恺引渭水凿渠，起自大兴，东至潼关，锡名广通渠（《隋书》六一《郭衍传》作富民渠，当是避炀帝讳改）。平陈之后，始渐仰给东南。唐高祖、太宗时，水陆漕运，岁不过廿万石。旧制“河口”（即黄河通汴之口）置武牢仓（即虎牢），江南船不入黄河；巩县置洛口仓
，黄河船不入洛；更有河阳、柏崖（属河阳，今孟县西）、太原（陕州）、永丰（渭河口）、渭南诸仓，节级取便，水通利则随近运转，否则且纳在仓
，不滞远船，不生隐盗，（《元和志》五）是为接运办法。洎人口渐繁，转输益巨，《伯玉集》八称：“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似武后初期洛阳以东，已改用直运。直运之法，江、淮租船岁以二月至扬州，四月始度淮入汴河，常苦水浅。六七月至“河口”，河水方涨，又须待八九月水落，乃得上河入洛以输入洛阳含嘉仓
，耗时实多；且江南人不习黄河，转雇河师、水手，益为劳费。洛阳以西至太原仓计三百里，因避三门（北人门、中神门、南鬼门，在陕县东北）砥柱之险，改用陆运（开元初，李杰分为八递，各相距四十里），由太原仓复改水运至永丰，然后达于关辅。廿二年，裴耀卿兼江淮、河南都转运使，又奏请改用接运及减少陆运方法，“河口”置河阴仓（今河阴县）
，河清县置柏崖仓（河清今孟县西南。河阳之柏崖仓于开元十年九月废，见《旧·纪》八），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西置三门仓。凡江南漕舟至“河口”，便委粟河阴仓而返，所司雇舟输于集津仓，陆运至三门仓，以避砥柱，谓之北运，过此而西，复循水道入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及耀卿罢相，议者言北路险涩，颇为隐欺，其事又停。凡上所述，即“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循砥柱、硖石、少华，……直抵建章、长乐”，唐代经常之运道也
。
永泰之始，京师不雨，米斛千钱，官中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畿县百姓乃挼穗以供之。刘晏受任转运，《与元载书》，言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仅得千数，东垣（今新安）、砥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东自淮阴，西临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亦仪同、青紫，挽漕所至，船到便留。（《旧书》一二三本传）因提议江、淮、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口达太仓，转相授给。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自是每岁所运，或至百余万斛
。（《通鉴》二二六）又贞元初，关中比岁旱饥，韩滉运米三万斛抵陕，德宗至有“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之叹，（同上二三二）安史乱后漕运之难，于斯可见。
其次，遇关中稔岁，漕运之弊，或耗九存一；即淮南诸州之米运至东渭桥，每斗须钱三百五十文，在京出粜，只得钱三十七文。开、天之际，更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过言，（《宣公集》一八）国库之浪费，至可惊人。沈亚之《学解嘲对》“今以三千（？）人食劳输江淮，岁贡三十万斛，迎流越险，覆舷败挽，不得十半，自渭以东，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百数，岁费钱十千万为大数，而部吏、舟佣，相喻为奸”，（《下贤集》三）即针对此类流弊而言。
刘晏《与元载书》又言：“河汴有初（？淤），不修则毁，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自然安流。……顷因寇难，总不淘挖，泽减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行舟”，此宗费用，又在运脚之外。
砥柱不便，汉人已知之，武帝时张汤言，穿褒斜道，褒水通沔，斜水通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史记·河渠书》）此言论上之主张改道也。禄山之反，乘舆西幸，扶风太守薛景仙令江淮贡献，皆自襄阳取上津（今郧西）路抵扶风，（《通鉴》二一八）第五琦又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州（今洋县），转陆运扶风。建中三年，李希烈阻兵江淮，东南运输皆不敢由汴渠而改循蔡河
。已而德宗西幸，又令包佶自督江淮赋，溯江经蕲口而上。（《通鉴》二二九，并参《旧书》一二三《王绍传》及《白居易集》）此事实上之运路变通也。抑京师之米亦不定要取自江淮，刘晏《与元载书》，“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又贞元元年十一月，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见运到襄州米十五万石，设法搬赴上都，（《宣公集》二）米源既异，运路自可随而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