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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居留东都之时间，比长安为多，已见《隋史》十一节。入唐后，太宗三幸洛阳，皆别有目标：
陈寅恪对此问题，曾有“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之论，并引二事为例：
一、隋文开皇十四年八月，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十五年三月，还京师。
二、唐中宗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群臣多请幸东都，韦后不乐东迁，设法阻之。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四六—一四七页）
隋、唐时关中经济供给，有时确处于窘乏状况，固自不误。全汉升演其意，因谓高宗长期幸洛，主要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洛阳的经济地位，在当日变为非常重要，“当日军事政治重心东移以后，因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联系的结果，偌大的帝国便名符其实的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因此，由于太宗努力而提高的帝国的威望，自高宗以后，大体上仍能维系而不坠，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唐宋帝国与运河》二〇及二八页）然高宗以后之幸洛，有时实与隋炀无异，非统出于经济动机。至谓东幸为李唐国势不坠之主因，试观高宗后半叶及武后全期对外之失败（参下十二节），其当否便自见之。
考高宗一代幸洛者七，第一次便改洛阳为东都，兹列如下表：
全氏书以为其中四次确由于经济原因（二〇—二二页），试勘诸史文，咸亨、永淳两次东巡，适际关中旱歉。若显庆建东都所云：“通赋贡于四方”，不过文饰之语。仪凤三年关中固“夏麦丰熟，秋稼滋荣”，而四年二月东都且饥，官出糙米以济。（均见《旧·纪》）高宗东幸，无非顺则天之意耳（永徽六年十月立则天为皇后）。试观则天一朝，高宗西葬，竟未亲临，除大足元年（七〇一）十月—长安三年（七〇三）九月一度还京师外，长期留居东都，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洛阳之取资东南，比关中八百里而近，吾人固不否认，然此实非则天之本意。
其次玄宗五幸
：
廿二年一役，关中固久雨害稼，然其他东幸，并无正当理由，求其动机，则以洛阳有显仁宫，技巧华丽驾乎大兴禁苑（参前《隋史》十一节），享乐实为主因。迨天宝后洛阳两被兵燹，菁华尽丧（近世出土北邙墓志，天宝后大大减少，是一实证），唐朝乏再兴之能力，于是无复幸洛；如为联系东南经济，天宝后比天宝前尤急，即此可以抉出前时之临幸，纯出于享乐观念。开元九年韩覃谏置中都（蒲州）疏云：“且陋西都而幸东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乐一君之欲，以遗万人之患，务在都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长策矣。”（《通典》一七九）陋西都及悦游幸两句，正照出玄宗心事，读史者何不求诸当日之公评，反替封建统治者作经济之掩护耶？
如曰关内供给不足，从消极方面想办法，则（一）关内诸州之庸调资课，原征绢布者可改征粟米，其河南、河北粟运不便者改征绢布，如此一转移间，既省运输之费，又增京师之储，开元廿五年固试行之；（《会要》八三）沈亚之《学解嘲对》所云：“且宜以三辅粟为贡，重资于农，则耕稼自勤，耕稼自勤，甸服无旷土游人矣”，（《下贤集》三）亦同此意。（二）驾幸不如移民，盖车驾一发，随从极多（隋时从驾官可带妻子，见《陔余丛考》一七，唐时当亦相同），所过被灾地方，再增供应，只有加深人民之痛苦。贞观初频年霜旱，饬关内户口并就关外，（见魏徵《十渐疏》）永淳元年令关内诸府兵分于邓、绥等州就谷，（《旧·纪》五）固有成例可循。（三）收购附近余粮，如陆贽奏，京西凤翔、泾、陇诸州，除度支籴供军用外，半年可籴得粟一百三十五万石。（《宣公集》一八）
抑关中供给，是否别无积极方法可以改善，尤亟应讨论之问题，即历史唯物论所谓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关系，应为人类积极的征服自然，非人类消极的依赖自然，是也。
关中水利本大有可为；战国时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为渠，“用注填阏之水（即现代所谓灌淤），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六斛四斗），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汉武时，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今陕县东北）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及河，度可溉五千顷，得谷二百万石以上（即估亩收四石），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均《史记·河渠书》）兴关、晋水利以减漕，汉人业已见到。再就唐代所行者观之，如武德七年，同州自龙门引河开渠溉田六千余顷，（《会要》八九）开元初，姜师度自同州之朝邑、河西二县引雒（即陕西之洛水）及河溉稻田二千余顷，（《元和志》二）大中中，邠宁节度使毕
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
万缗，（《新书》五三）又咸通十三年，京兆府修六门堰，溉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田二万余顷，俗号渭白渠，或曰成国渠（《长安志》一四；名六门者，渠内旧设六斗门以节水也），此皆行之有效之实例。其所以不能维持长久者，多半由于势富之破坏。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高宗令毁撤之；未几，所毁皆复，大历中才溉六千二百余顷。（《元和志》一）
又开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纮奏毁三辅诸渠之硙，广德二年，户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硙碾七十余所，岁收粳稻三百万石，大历十三年，废拆三白渠（《十道志》云：太白、中白、南白谓之三白渠）碾四十四所，坏京畿白渠碾八十余所，（均《会要》八九）又高力士有五轮水碾，每日捣麦三百石，（《旧书》一八四）知势豪占渠图利，靡时不有，随拆随置，大妨田功。诚使终始禁绝，逐岁修渠，关中多产一石，即东南少漕一石，其仰仗东南，不至如是之急切。
更西北又有河套之水利。河套土壤肥沃，于今不改。天授初，丰州都督娄师德经营灵、夏屯田，镇兵咸得支给，（《旧书》九三）贞元末，丰州刺史李景略开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旧书》一五二）元和七年依李绛奏，在振武、天德附近，四年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十余万斛
，省度支钱廿余万缗。（《通鉴》二三九）如果关中西北部能认真开发，为利当不止此，其余羡亦可移济关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