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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魏书·高祖纪》）自周以降，严族姓之别，原夫初意，以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实只维持人口之孳生；如《毛诗·陈风》云：“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取妻，必宋之子？”正侧重血统而非侧重族姓之反映。
我国经过多回落后部族之侵入，始终能自葆其原有之文化，不特不同化于外人，而入侵者反为汉族所同化，此非有其特立自存的精神，不能臻此。《通志·氏族略》一云：“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其习俗自是由上古传下。及拓拔氏入主，山东士门不愿与异族为婚，混乱血统，其主张门第婚姻，实蕴含着抗外思潮
，不应单凭表面形象，只看作阶级意味。惟是经过百余年后，鲜卑统治者力求汉化，“门第”之名称虽同，实质已多少嬗变，流弊为声价自高，婚姻买卖，武德之初，高祖言“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又“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卷成，上之。先是，山东士人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普索天下谱牒，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以崔幹为第一等。书成，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家
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
，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何因崔幹为第一等？列为第三等”。（均《会要》三六）又《旧唐书》六五《高士廉传》述太宗言：“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十六年六月又诏：“问名惟在于窃赀，结缡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会要》八三）其后，高宗显庆四年，因李义府之请（义府为子向旧族求婚不得），复诏言，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
、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
，不得自为婚姻
。自今已后，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不得过绢三百匹，四五品不过二百，六七品不过一百，八品以下，不过五十，皆充所嫁女货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赔门之财，经此两朝迭禁，其衰宗落谱，皆称禁婚家，益自矜贵，互相聘娶。（参《会要》八三及《新书》九五）故如李敬玄三娶皆山东旧族，（《旧书》八一）敬玄固高宗宰相，所行已如此，则其他可知。又贞元中柳芳序四姓世族，仍先山东，（《会要》三六）无怪乎文宗有“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新书》一七二《杜兼传》）之慨语也。然太、高两朝之意，无非禁其贩鬻婚姻，未尝妨其发展，陈寅恪乃谓：“对于中原甲姓，压抑摧毁，其事创始于太宗，为李唐帝室传统之政略。”（《李唐氏族之推测》）然陈氏又谓李唐为赵郡冒牌（见前一节），果如此说，则太宗乃推抑其冒牌之族，于论难通，则不如缪凤林所辨：“崇尚门地之习，初未因是而衰，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氏十房独有二十三人，则压抑摧毁云云，似亦未可概论。”（《通史纲要》三册一八八页）立论更为明达。
由上文所综述，当日山东门第有如下的特点：（一）它非如前朝之四世三公，以官宦、名流自豪，宰相郑覃之孙女，只要嫁给一个姓崔的九品官，故太宗谓其“并无官宦、人物”。（二）它包括有士、农、工、商各界人物，不定是富户，不能算作一个特殊阶级。（三）它并不是依附统治者来压迫人民，故终唐一代，赵郡之李反比陇西之李为可贵，他们总不愿与皇室结亲，而受到唐朝的干涉。（四）它是婚姻性的产物，不是政治性的产物。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点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抑门第起于姓氏，姓氏之严别又起于同姓不婚（即生产力问题），周人所谓“姓”（甲文无“姓”字），种族之分也。其著者数不过十，姬、子、姜、嬴、
，皆姓也
，孙以王父字为氏（《公羊传》成公十五），或以国，以邑，以名，以官，取义不一途，孔、陈、周、孟孙、叔孙，皆氏也，易世则氏可变而姓终不变，同姓者不尽同氏，而同氏者亦不必同姓。大抵宗支之别，突厥族最为分明，哈萨克人详陈世系时，得为下列之方式：
突厥种（race）——哈萨克族（nation）——中斡儿朵（orda）——钦察氏（tribe）——某某宗（clan）——某某支宗（sub—clan）——某某房（branch）——某某支房
汉族别大宗、小宗，说者已视为繁缛，以比突厥，则犹觉甚简矣。齐姜，余曾证其为突厥族
，崔、卢又春秋时姜姓著称之二氏，突厥聘妇，须纳厚礼，崔、卢之重视门第及嫁女受财，岂其犹葆突厥旧俗而流风被于他氏欤？
战国撩乱，人户流离，汉高已不自知其姓，后此人各以氏代姓，今所谓“姓”，即古所谓“氏”，是为我国种族混乱之第一次大变。所幸战国至汉，各地陆续建设郡县，郡县大约依古代各氏族之住地为区域，人口即有迁徙，犹能各举其原籍之郡名以作标识，如太原、陇西、安定、南阳、清河等，皆后世所谓郡望也。单举姓氏以为称，未识世系之同异，郡望即别宗支之一法，然历传愈久，胤裔愈多，则旧望之中，又生新望，故同一姓（氏）而郡望有多至三四十者（唐时张氏有四十三望，王氏有三十二望）。姓（氏）虽同而望不同，则几与异姓无异，即如前引显庆四年之诏，由今人言之，只有李、王、郑、卢、崔五姓，而诏曰七姓者，因李有陇西、赵二望，崔有清河、博陵二望，惟郡望不同，故别为二姓。
一姓常不止一望，举其著望，则目为故家（如李积自称陇西李积），举其不著，则视同寒畯，攀附宗枝之习，于是乎起。李敬玄，谯人，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书》八一）张说，洛阳人，而越认范阳，王缙望太原，而越认琅邪
，此三人皆宰相也，犹必冒认名宗，正所谓势利之见，贤哲不免，又何怪韩愈或称昌黎，或称南阳，致后世考证家聚讼不已耶
。质言之，唐人冒宗，乃郡望统一之滥觞，五代再乱，人并郡望而忘之，由是李姓唯号陇西，王姓只知太原，同氏者便认同宗，不同氏者便如异宗，是为我国种族混乱之第二次大变。族姓之歧见，虽消灭于上层，又移植于下层，此论汉族发展史所不可忽视之一点。
唐人更有不同姓（氏）而相认为族者，杜甫称唐使君、刘判官为族弟，（《少陵集》二一注）吕温《上族叔齐河南书》，齐河南即齐映，齐、吕两姓，依旧说同出于齐姜，故温称映曰族叔
，又韩愈《送何坚序》“何于韩同姓为近”，（《昌黎集》二〇）盖古风之仅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