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宰相制度之屡变

唐承隋旧，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定制尚书令一员，侍中、中书令各二员）为宰相，位高者晋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共议国政，然常不全置。武德初，太宗尝为尚书令，自后臣下避不敢居，使其副左、右仆射代之，此宰相名位之一变。

官位循资而升为一般原则，苟官位未至，则虽有才识，不得与于参决大政之列，旧制之缺点一也。资位高者年龄常较高，保守性亦较重，事事因循，缺乏袪除积习之勇气，旧制之缺点二也。太宗盖有见于此，故量谋变通，如杜淹以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贞观元年），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三年），萧瑀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戴胄为检校吏尚，侯君集为兵尚参预朝政（四年），萧瑀以特进参预政事（九年），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十五年），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十五年），皆非三省长官而得参大政。然名称有画一之必要，故贞观十七年萧瑀为太子太保（从一），李世 为特进（正二），并称“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侍中、中书令皆三品故也。惟仆射本二品，自贞观之后，仆射不带此称者仅知其本省之事 ^[1] ，换言之，尚书省长官至此已完全退出宰相之列，所任者只执行之职务。同时，非两省长官（侍中、中书令）而令预知政事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称，迨大历二年，侍中、中书令同升正二品，“同三品”之称遂不复用，此宰相名位之再变。

永淳元年，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同年，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后非侍中、中书令而执政者，率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宰相名位之三变。

天宝乱后，充宰相者如资望稍浅，率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即两省之副）或他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侍中两官常阙而不设。就班列言，侍中居中书令之前，就权力言，侍中在中书令之下，《通鉴考异》一二谓“天后、中宗时侍中疑在中书令之上”，于唐代官制，尚欠深究，别于《通鉴正误》辨之。

两省及其首长、副贰之名称，又经过几次改变，今以下三表说明之：

当此各个时期，随曹名改变，充宰相者遂有“同东西台三品”、“同凤阁鸾台三品”之别称。

真宰相之数，通常止四、五员，景云元年六、七月间，乃多至十七人（李峤、韦安石、苏瓌、唐休璟、张仁亶，张锡、裴谈、刘幽求、李日知、薛稷、姚元之、韦嗣立、萧至忠、赵彦昭、崔湜、崔日用、岑羲或宋璟），是为例外。若左右仆射当光宅元至神龙元间，曾易名文昌左右相，又开元元至天宝元间，曾易名左右丞相，均有相之名而无相之实。

三省职掌之大别，计中书草拟诏敕、批答，经门下省审查无误，下于尚书省行之，署名先后，可举建中元年及三年朱巨川告身为示例。（见《金石萃编》一〇二）凡国家重事，宰相亦常自起草，（参《曲江集》、《宣公集》及《会昌一品集》便见）而大部分则责诸中书舍人，舍人凡六员，正五品上。开元之末，中书务剧，文告多壅滞，始置翰林学士，选文学者充任，专掌内命，如拜免将相、号令征伐之类。然只是差遣，与舍人之为职官者迥异。自是讫大历，任员无多，德宗以后，厥任始重，礼遇益隆，时人至号为内相。宪宗即位，始选学士中一人为承旨，宰相之任用，多出于其间。又拣宦官二人传达口命，谓之枢密使（即宋代枢密使所本）。学士不拘资历，上自诸曹尚书，下迄校书郎，皆得充，其阶未至或高于中书舍人者，往往加“知制诰”之衔（《新·志》四〇言：“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大误）。兹列德宗至懿宗朝翰学与宰相统计比较表如次（其详可参拙著《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及《补唐代翰林两记》）：

武德、贞观时代，已有以外官兼任宰相或宰相兼任外官者。（如《新书》六一，武德二年，黄门侍郎、凉州总管杨恭仁遥领纳言，又贞观元五年八月，中书令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天宝以后，此风益盛，通谓之使相。就事实言，可分为性质不同之两类：（甲）本为宰相，因事奉使外出（如至德元年十一月，崔涣为江南宣慰使），或出兼外官（如广德至大历间之王缙），回朝时仍可知宰相之事者。（乙）方镇官已高，乃加宰相虚衔以宠之（如至德元年八月，郭子仪为灵武长史，李光弼为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即来到京师，仍不能知宰相之事者，此项授官，晚唐至滥，通常加“检校”字样以示别。（《容斋三笔》载，光启三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牒，列检校左仆射一人，检校司空八人，检校司徒八人，检校太保三人，检校太傅一人，检校太尉三人，检校太师一人，皆带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

说至此，吾人更须知唐代相将并无显然之分途，武后朝如岑长倩、张光辅、娄师德、张仁亶（即仁愿）、狄仁杰、唐休璟、魏元忠，皆以宰相而提兵，其例甚多。后此，玄宗朝有薛讷、王晙、张说，肃宗朝有房琯、张镐，与夫裴度之平淮蔡，白敏中之征党项，都是科举文人而出将入相（属于唐末者不再详举） ，未见得边镇大帅“非蕃将莫能胜任” 。抑德宗之后，宰相拔自翰林学士者固多，但以蕃族而位兼将相者，天宝后却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等十一人。反之，太宗时蕃将虽不少，并无一人作过宰相。所谓将相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者，殊无以解于上述之事实也。

中唐后经济困难，又尝以宰相兼知财政，如判度支、勾当度支、勾当转运租庸度支，皆其务也。此外如太清宫使、太微宫使、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等，亦常为晚唐真宰相之带衔，无关实权，故不繁记（晚唐首相常兼太清宫使，次弘文馆大学士，次监修国史，又次集贤殿大学士，见《退朝录》）。

吏部之考功郎中主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见旧、新《官志》）宰相亦在被考之列 。李德裕尝与武宗言：“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新书》一八〇《德裕传》）朱礼云：“独不言房玄龄相太宗十八年 ，魏徵亦十四年，何害其为治哉？”因讥德裕言论苟发，不当事理。（《事笺》一）然须知驾御之术，存乎其人，有太宗之英明则可，不能一概论也。士大夫习性，往往徇私恩而轻公义，当国太久，门生故吏，或布满朝廷，即宰相有过，不敢言或不愿言，更无论植党营私，酿尾大不掉之弊矣。亟进退则人思有为，可减少日久玩生之偏差，故德裕之论，亦适合于旧日之中国。

最后，侍中等职何以转为宰相之任，亦有寻究之必要。元朱礼云：“唐以中书、仆射、侍中为三省官，此盖汉世宦官亵臣之称 ，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讥也。”（《事笺》一）余按周金铭参预王之颁奖者“宰”最多见 ^[2] ，又“善夫”可出纳王命 ，宰之义为屠杀，最初当是代游牧部落酋长司宰牲之专艺，膳夫则供奉饮食，维时官制未兴，助酋长为理者无非四周执事之人。《元史·兵志》云：“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悉世守之，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职是之故，蒙古圣旨必署当值怯薛之名字。吾人试上溯西周，下观蒙古，相隔二千年而大致相似，自无怪乎中古命相之不伦矣。

[1] 《唐会要》五七云：“尚书左右仆射，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自开府仪同三司拜左仆射，既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十月，韦安石除左仆射东都留守，不带同三品，自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大唐新语》一〇、《南部新书》甲及《通鉴》二〇八略同。按《新唐书》六一，龙朔二年后单除左右匡政（仆射改名）者不入《宰相表》，光宅元年后文昌左右相（亦仆射改名）之入表者必带同三品，此《会要》谓长安四年前仆射仍是正宰相之失也。又《新书·宰相表》称：神龙元年五月甲辰（廿六日），唐休璟为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自特进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癸亥（十六日），钦望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平章事；如果钦望先除仆射时已同平章事，何须再加军国重事之名？今考《通鉴》二〇八，实是“甲辰，以唐休璟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钦望初时只空除仆射，《新·表》此处亦误。至《旧书》九〇及《新书》一一四《钦望传》均称拜左仆射，乃后来所迁，盖略言之。
复考《新·表》，贞观廿三年九月李 为左仆射，永徽二年八月张行成为右仆射，于志宁为左仆射，三年九月褚遂良为左仆射，均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后刘仁轨、戴至德都是如此，更可证实自高宗继位起，仆射已非宰相，而《新语》、《会要》、《通鉴》之记载为不确。

[2] 见颂鼎、师汤父鼎、吴彝、师遽彝、 盘、蔡 、望 、师 、害 等器。 V61YX4R715zNhcQuiiODxMqsFcFbgJKRfnmI7pSzg35MXUcIKnwhaK4FtojpOM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