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义师蜂起

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无待再论。然“内忧外患”与革命相影响者尚有二事：其一为杨玄感之变，已见前十七节，其二为雁门之围。初，东突厥启民汗卒，子咄吉世立，曰始毕可汗，表请尚义成公主，诏从其俗，部众渐盛，裴矩献策，欲分其势，又诱杀始毕谋臣史蜀胡悉，始毕憾之，大业十一年八月，乘帝北巡，围帝于雁门，官军频战不利。帝惶惧，欲溃围，群臣谏止，乃征诸郡率兵赴难，并遣使驰告义成公主，几及一月，突厥始解围去，然其声势益张。玄感父素，本帝之死党，启民事隋亦极恭顺，经此两役，隋之声威于是一落千丈，帝复撤废总管（见前三节），地方军务须秉承中央意旨，远水不济近火，“郡县微弱，陷没相继”，（《隋书》七一《杨善会传》）不为无因。

《新唐书》一著录之隋末群雄，计四十八人，然合诸《隋书》及其他记载，实不止此，惜其归并降灭，多不可知。兹就炀帝被弑之前见于史册者，略依起事年份及地域，次为简表如后：

一、京畿及关西

二、山东西及河南（ 古之山东，即今之河北 ）

三、东南及长江流域

四、岭南

以上共百余人，山东西及河南占其过半，盖三伐高丽，最为荼毒，大河南北，受害极烈，故民众起而抵抗者亦特多。就中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刘武周（均《隋书》四）、郭子和（《元和志》四）、窦建德（《旧唐书》一）、薛举、李轨、高开道（均同上五五）、梁师都、刘季贞（均同上五六）、张长逊（同上五七）、王世充（《通鉴》一八八）等，因接近北边，恐强敌拊背，往往连好突厥，或且受其官命，倚以自重。即李渊（唐高祖）起太原，亦卑辞厚币，改书为启，乞借马匹，及突厥使来，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不惜一时屈辱，他复何论。大抵始毕兄弟虽欲释憾于隋炀，亦欲效他钵故智，挟隋以自重（周武帝建德六年，既灭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奔突厥，他钵举兵南向，声言与高宝宁共立绍义作齐帝，为其报仇，见《北齐书》一二《绍义传》），故宇文化及败后，处罗可汗即遣使往窦建德处，迎取隋炀之萧后及其孙政道，处之定襄，号政道，为隋王，凡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隋书》五九《齐王暕传》）李渊起兵之初，与始毕书云：“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指隋炀言）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隋）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温大雅《创业起居注》一）盖已窥突厥之隐，不敢昌言亡隋，一面又以子女、玉帛饵之，免其乘我后也。

群雄出身，多不可稽考，知其曾为隋朝官吏者有梁师都、薛举、李轨、郭子和、刘武周、翟让、李密、罗艺、时德叡、朱粲、萧铣等十余人。桑门（即沙门）一人（向海明），稽胡三人（刘步禄、刘苗王、刘季贞），中亚胡二人（何潘仁、王世充），就中世充乃安禄山一流，觊觎汉土，不得与于义师之列。

群雄中可纪者：王薄据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动，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通鉴》一八一）

刘霸道家平原东之豆子 ，累世仕宦，资产富厚，食客常数百人，及义师起，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同上；按即《隋·本纪》之李德逸一支）。

余杭民刘元进起兵应杨玄感。会帝发三吴兵再征东，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大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郡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日间众至数万。（《通鉴》一八二）

章丘杜伏威起事，年十六，每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故其徒推以为帅。伏威使人谓下邳苗海潮曰：“今我与君同苦隋政，各举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被擒，若合为一则足以敌隋矣。”海潮即帅众降之。隋将来整击伏威，伏威败，其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负伏威逃，更有壮士十余人卫之，与隋兵力战，由是得免。（同上）伏威常选敢死士五千人，称为上募，宠遇甚厚，攻战辄令先击之，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即杀之，谓其退而被击也。获得资财，皆以赏军，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同上一八三）

较特出者为窦建德及刘黑闼。建德，漳南人，高丽之役，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被选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匿建德家，官司踪迹至，建德谓安祖曰：“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耶。”乃集少年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 。郡县疑建德与群雄通，收其家属悉杀之，建德亡归高士达。久之，安祖为张金称所杀，余众尽归建德，兵至万余。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苦，由是人争归附，为之致死，拥兵十余万，大可有为。卒以违势愎谏，舍易（收河东）取难（救王世充），一战被擒，起军六年而灭。黑闼初隶建德，建德败，据其故地，为秦王世民（太宗）所破，奔突厥。既而借突厥兵入寇，武德六年二月，建成、元吉合兵败之。

割据稍久者唯梁师都，屡引突厥入寇，并为主谋，颉利之直逼渭桥，固其计也。使诸附突厥者皆如师都所为，中国之统一，必大受妨碍。贞观二年，太宗乘颉利政乱，遣柴绍等攻之，其部将斩师都以降，自起至灭，凡十二岁。

坊间旧说部盛陈瓦岗寨（在东郡界）之绩，然言其人物，则有李玄霸，此太宗之弟也，事已不可信。（“四十八路烟尘”似因《新唐书》举出四十八人而发生。）秦琼（叔宝）、程咬金（知节）、单雄信等虽尝事李密，然未必皆瓦岗旧人（如秦琼）。翟让既破隋将张须陁，便欲“还向瓦岗”，则亦陈胜之流而已。

陈寅恪《述论》谓宇文泰所创之关中本位政策，经北周及隋，维持至于唐初；政策之最主要者曰府兵制，“唐代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一五及五一页）按内重外轻，莫如炀帝，其时府兵制又未破坏，依陈氏之论，宜若炀帝时地方革命无成功之望，而炀帝竟为地方革命所推倒（炀之被弑，实由革命势力所促成）。由是，知地方革命之成功与否，别有其主要原因，不系于所谓“关中本位政策”。

大致言之，革命军之共同目标，最初是推翻专制魔王。迨隋炀丧身，目标猝失，除去少数利用时机别有野心者外，一般人愤气骤平，急思安静；且其认识限于时代性，无能冲破严固的封建关锁，提出新政策、新口号以相呼召，或困于乡土思想与地盘思想（如《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六六页所云），或则举棋无定，进退失据（如《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四六——九页之批评建德） ，全局遂转入混乱与割据时期。

附录一 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

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为目前亟须探究之一种科学，其学固甚精深，非仓卒可以卒业，要非令人不能了解之学问。一般所条论，虽多限于整个社会及社会经济，实则一切现象，属自然的或人事的，无不可应用辩证法以观察其因果。今姑就拙编《隋唐史》之一节，作试探性解释，或可供同学讨论之资料也。为欲阅者明了本事之始末起见，特先摘录如下：

我国之丝绢输出，本亚洲一重要商业，其取道大概有三：

（一）向西出粟特（即康国一带）者最古之商道。（二）从今外蒙古经新疆之北以出中亚者，匈奴所取之道。（三）通南洋及印度诸港之海道。当时主要顾客，多波斯及罗马人，居间转贩者则中亚之粟特商队及行走印度洋之海舶。

东罗马人欲扫除波斯从中剥削之害，Justinian帝在位时（五二七—五六五），曾试培蚕种而未获成功，乃谋诸阿拉伯西面土人，求与印度诸港直接交通，波斯人知而沮之，并设法妨碍陆上之转运，以遂其专利操纵。

粟特商之经营陆路贩丝者，当 哒被突厥所灭，即请其新君室点密可汗，向波斯要求，准彼辈在波斯辖境内贩售丝帛，可汗许之，遣使赴波斯（约五六七年前）。波斯王Nushir-van不允，且多方毒杀突厥来使，由是二国交恶。

粟特商又怂恿可汗，谋东罗马的销场；有一商人名Mani-ach，于五六七年底行抵东罗马都城，呈突厥文可汗书，外附许多缯帛，略言突厥分为四部，大权操于室点密，翌年初，东罗马帝Justin（五六五—五七六）遣使Zemark报聘，至可汗所驻之白山（当今库车北特克斯“ ”流域，即伊犁之东南）。可汗帐幕，饰以杂色绸缎，陈列许多金器。维时可汗往击波斯，兵折无功，由是突厥、东罗马间 轩交错。五七一年，突厥使要求Justin帝撤废九年前与波斯所立条约，卒如愿以偿，遂演成东罗马、波斯间之廿年战争（五七一—五九一）。

我国与突厥境壤毗连，而突厥又与波斯、东罗马相通接，故中华、突厥、波斯、东罗马四个民族，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有其最简单之联系。

我国对匈奴或突厥，给以大量缯帛之岁币或赂遗，如前、后《汉书》所载：

自汉高帝至景帝，岁奉匈奴絮缯等各有数。

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赐锦绣等八千匹，絮六千斤。

成帝和平四年，单于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

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加赐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

光武建武廿六年，赐南单于缯布万匹，絮万斤；元正朝贺毕，遣单于使还，赐彩缯千匹，又赐单于母、妃等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

北朝对突厥馈赠之数目，史文虽无明载，但观他钵可汗“但使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而言）孝顺，何忧无物”之语，则其数不菲，赠物之内，又必以缯帛为最大宗。有如是巨额的特别岁出，自然刺激到丝绢之增产。中行说云：“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卬于汉，……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 裘坚善也。”（《汉书·匈奴传上》）缯帛非漠北所适用，即不得不向别一方面谋销路，国际之丝绢贸易，由是而兴，东西的全面或部分交通，日在发展及变化。在欧洲方面，则引起服用奢侈的习惯，故当公元初期，罗马Tiberius帝（一四—三七）已令禁男子服丝服。自是而试培蚕种的发展（Justinian帝因印僧人之献策而试养，五六八年，Justin Ⅱ帝曾以育蚕技术出示突厥使臣），丝织工业的发展（较前者如波斯，叙利亚及十三世纪之意大利），改良蚕种的发展（如近世之日本），人造丝代替的发展，所有一连串的事实，均以我国丝绢输出为远因，此一连串之发展，又造成一连串的联系。

突厥人或粟特人以中国丝绢运往西方，自然地要求较多的利润，东罗马销售丝绢，亦自然地要求较低的价格，反之，波斯人处居间地位，又自然地要求操纵而向突厥、东罗马两方施行其剥削政策。由是三方面发生敌对及外在矛盾，演成突厥、东罗马直接交际的现象，东罗马谋直通印度诸海港的现象，波斯毒杀突厥使臣，引起两国交恶的现象，最末，遂演成东罗马、波斯两国的廿年斗争。甚而后来好望角探航之发展，仍可视东罗马求通印度为最远的引线。总言之，因矛盾而促成事态之发展，此一连串的事实，又是互相联系。

我国往日，根于夜郎自大及短视的缘故，每遇外国使者（或者只是商人）来到，辄大书特书，以为慕义向化（固然有一部分是例外的）。然早在西汉，已有人指出此种掩饰行为，杜钦曾言，罽宾“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汉书·西域传》）以言我国输出，在古代莫要于缯帛，故丝绢贸易，实与中外交通之发达互为联系。

由此看去，用辩证方法来了解历史之变化，尚非极不容易之事，窃以为最难之点，还是整个事实之搜罗、与夫方法运用之得当；譬如看见中、突关系而未看见突厥与西亚的关系，或只看见西亚与突厥的关系而不看见中、突的关系，单凭片段的材料和主观的意识，以行推断，便很容易取得一个错觉。达尔文之能够造成翻天覆地的发见，全靠其搜采实例之极多，举一斯可以反三矣。

一九五〇、一、三〇、中大北轩。

授课之翌日，见斯特罗果维契引列宁之言云：“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往前进。要真正了解一个对象，必须考察、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化’，这是第一。”（一九五〇、一、卅一、《南方日报》转载《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又罗逊塔尔云：“研究唯物论辩证法及其规律的本身，并不是、也不能是自满自足的目的。默诵和明白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真正马列主义的了解辩证法，起码是要视辩证法为认识的工具和革命斗争的工具。”（新华版岳译《唯物辩证法》二〇五页）是皆可以补前说所未备，因掇录于后。

附录二 论陈亡之必然性

唯物论辩证法范畴中有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

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物本质、本身中发展出来的现象、事变。

偶然性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在其一般总过程上说，并不是由现象的本质、本身生出来的现象，但可说是出现于两个必然事变现象的交叉点上。

北方之统一，始于四三九年北凉之灭，未及百年而复分为东西魏（五三四），分四十四年而北齐并于北周（五七七），距此仅三年而隋文以偶然的机会，不及一载（五八一），遽膺大位，其现象发展为谋南北之统一殆属必然的。

但南北之统一，不定是北方并南方，亦可以南方并北方，于此乃发生下列之偶然现象。

突厥为患中国，自周、齐已然，而开皇之初，沙钵略可汗竟与大逻便互攻，兄弟阋墙，无暇南略，隋文得乘间招抚。沙钵略卒后（开皇七，五八七），继位者处罗侯，又忙于西征波斯，隋于是无北顾之忧。

叔宝昏庸，众所周知，手下又乏贤良将相，为之辅弼，以南方统一北方，当日实无此可能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又为唯物论辩证法中两个联系的范畴）；反之，隋文即位之初，便处心积虑，以平陈为目标（如韩擒虎、贺若弼之任命），倒有北方统一南方的可能性。

攻陈之师，自巴东以至东海，大致分为八路（《陈书》六，至德二年十二月，隋师自巴蜀、沔阳下流至广陵，数十道俱入，施文庆、沈客卿等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至德三年正月朔日，弼济京口，擒虎济采石，令陈军来一个措手不及，而陈廷则至三日始召公卿入议军旅。

必然性是靠许多偶然性的媒介来表现自己。已存在着上述数个对于隋方有利而陈方无利的可能性，便构成陈亡的必然性。

分裂二百七十余年，而南北统一的成功落在隋文身上，那是属于偶然性。但就政治材干、军事布置上说，隋文比陈后主胜过许多，由于这一点，在某种条件上，他就成为统一南北的伟人；总之，他的活动，仍是历史必然性（南北统一）所促成。

一九五〇、二、九。 5oMDzK9yp6CWcOcguyXgo8zb3NrFnr9ZIoCROgaVsiBsV7XIhSJEn8I4PKNyxt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