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

三伐高丽

高丽自号高句骊，北齐废帝封其王阳 为高丽王，始去“句”字。（《东北通史》一七四页）初，燕盛时，略属真番、朝鲜 。及汉兴，以路远，修辽东故塞，仅至 水（今鸭绿江，或云大同江）为界。有燕人卫满东渡 水，据其地而自王。元封三年，武帝遣兵定之，开为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 。元帝时（公元前三七）北夫余之高句骊人 朱蒙（《好大王碑》作邹牟）始建国，渐残汉郡，东晋安帝元兴三年（四〇四，好大王十四年），其十九世朝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 卒掠有辽东之地。继位者长寿王之十五年（四二七，宋元嘉四），始迁都平壤。北朝之末，其国东至新罗，西北渡辽水至营州，南至百济，北至靺鞨。周武时改封阳为辽东王，隋文受禅，仍封高丽王。阳卒，子元嗣，开皇十八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隋以汉王谅为元帅，水陆三十万伐之，师次辽东，遇疾疫，死者什八九，会元亦上表谢罪，遂罢兵。

大业三年，炀帝幸启民可汗帐，适高丽使在彼，帝谕令还国，促元早入朝，元不奉诏。七年，帝遂亲征，驻涿郡。八年正月，大军既集，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各分十二军如次：

史称士卒总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馈运者倍之，是月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诸将各奉旨，不敢越机，至七月，九军并陷，将帅奔还，遂班师。

九年春，二次征兵，三月，驾幸辽东，四月，渡辽，六月，杨素子玄感反于黎阳（今濬县），渡河直逼东都，帝遂急去高丽而回。

十年，又发天下兵，时民军蜂起，军多失期，帝以三月幸涿郡，七月次怀远镇 ^[1] 。会饥馑，六军递相掠，复多疾疫，高丽亦困弊，遣使请降，并归上年叛人斛斯政，乃息兵，仍征元入朝，而元卒不至。

《东北通史》以为致败之因有四：一、万乘亲征，遥为指授；二、未立统帅，事权不一；三、劳师远袭，饷馈难继；四、敌势方强，无隙可乘（一九八—九九页）。以如许之众，钤辖之远，而欲发纵指示，一切操于日事玩乐之独夫，根本已构成必败之条件。况当日“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通鉴》一八一）敌稍能坚壁，旷日持久，就非退军不可。尤有进者，远击异域，利在精兵疾前，炀帝挟童稚之见，以为众必胜寡，殊不知师无纪律，阻手碍脚，稍有摇撼，牵动全军，人越多则致败之机亦愈多也 ^[2] 。

[1] 据《东北通史》二一一页，即今北镇县附近，蓝著《隋唐五代史》一一七页同。但蓝书九四页怀远镇之下，又注称，“热河朝阳县西”；按两处所言之怀远镇，都征高丽所必经，断不能不认为同地，而北镇在东，朝阳在西，相去二百余里，何蓝氏竟有此错误也。考炀帝大业八年四月乙丑（十六日）大赦诏云：“其所役丁夫匠至涿郡者给复二年，至临榆关以西者复三年，至柳城郡以西者复四年，至泸河、怀远以西者复五年，至通定镇以西者复七年，至渡辽西镇复十年。”（《文馆词林》六九九）给复年分之多少，显因征夫所至之远近，柳城郡即今朝阳（说见后），通定镇即今新民县境辽河西岸之辽滨塔，（《东北通史》二一〇页）则怀远镇必在朝阳之东，新民之西，可无疑义。又《隋书》六五《薛世雄传》：“行燕郡太守，镇怀远”，贾耽《通道记》：“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今朝阳东距北镇县恰一百八十里上下，依此推之，谓怀远镇应在北镇县东近于辽金时之梁鱼务者较可信。若蓝书“朝阳县西”之注，可断为必误。《通典》一七八：“柳城郡东至辽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二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东南到安东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帐四百里，……营州今理柳城县。”（参《东北通史》一八〇页）此一段里至，首要辨明者“西至北平郡二百里”一句，系指北平郡界而言，否则与“西南到北平郡三百七十里”一句，万万不能相沟通也。斯义既明，再依各里至求其地点，知旧说谓隋、唐之营州（柳城郡）皆今日之朝阳（蒙古人称为三座塔），其证甚确。但《隋书》志传并未见“柳城郡”之称，因之余往年疑柳城郡系大业九年征高丽时由辽西郡分出，（拙著《〈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一六三页）后来检得八年四月大赦诏已有“柳城郡”之名（引见前），又《新唐书》三九幽州下“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始知辽西实从柳城分出，旧日所猜，恰得其反。《隋书》三〇称“辽西郡，旧置营州”，是史家之误，应云“柳城郡，旧置营州”，方合。复次，《通典》一七八称：“……复以其地为营州，炀帝初，州废，置辽西郡，大唐复为营州或为柳城郡”，辽西郡亦误，应依《辽史》三九作柳城郡。
《太平寰宇记》七一所记柳城郡四至里数，多所错误，已经前引《通史》揭出；但东至辽河南至海两项，《通史》谓“《寰宇记》皆作三百四十里”，今考《寰宇记》云：“东至辽河，南至大海三百四十里”，实应“东至辽河”为一句，其下漏去里数，金氏盖误会也。

[2] 黄元起《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其分析批判，大致分为四点：（一）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因反抗外族剥削阶级而谋解放，如八王之乱属之。（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生进步或阻碍作用，如汉武对匈奴、唐太对突厥属之。（三）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如汉武征南越、西域及西南夷，隋炀、唐太征高丽，蒙古征欧、亚都属之。（四）使中国民族得以生存，发展得以伟大，如五胡乱华、南北朝混战等，都应该否定（一九五三年六月河南《新史学通讯》）。彼所类别，我不能完全同意。姑就涉于隋、唐者论，黄氏以匈奴、突厥两战争为同类，此点自然不错；唯是，汉自高祖迄景帝，岁遗匈奴缯絮，而匈奴对汉族横加剥削，犹不之足，反时常率军南侵，肆行掳掠，烽火达于甘泉，民无宁岁，其为压迫侵略，记载炳然。大凡分析历史、不当局限于已成之事实，有时且须考虑其可能造成之局面；试取匈奴西迁，构成欧洲中古黑暗世纪来对比，便觉得汉武如不领导抵抗，欧洲之灾难，不难先演于中华，依此以思，汉对匈奴应列为解放的战争。同样，突厥之木杆、他钵，利用周、齐互斗，削弱我国，彼则持举足重轻之势，坐享两方面之供输；迨隋炀既倒，彼又拥立杨正道为隋王，与革命军相对抗，北方豪杰，尽量收罗，或给以官号，或助以兵力，无非欲延长我之内战，遂其蚕食之阴谋。更严重者，当李唐统一大势已定，彼犹两次迫京，幸而颉利不如他钵之枭雄，否则五胡乱华，将重演于隋、唐之际，故汉、唐处境，可谓大致相同。斯大林同志以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未完全胜利以前，“保护国家以防外来危险这一职能当然还是存在着的”，（葛烈柯夫等《斯大林和历史科学》一八页）则去今一千至二千余年以前，此职能之比较的重要，自不待言。可是，黄氏对匈奴、突厥，并未考虑其破坏演变之可能，甚而彼等主动侵略之事实，亦未通体检查一过，猥以进步作用为两项战争之主脑，是所谓见其小而遗其大矣。
蒙古西侵，与希腊东侵相类，彼等带去之唯一礼品，只是破坏中亚最繁盛之城市，经过惨酷战争后，或阅数百年而不能复建，其灾害至可惊。论到蒙古当日的文化，总比其敌人为低，后来引生东西文化之交流，不过偶然的副产品，初非侵略者之始念与预料所及。抑从唐代前半叶历史观之，文化交流，并不需以战争为主要导体，吾人论史，遇着两项问题相纠缠的时候，就应比较其影响之大小以行取舍；蒙古西征者既只以侵略为目的，试抓着此点，便可以断然决然地列作侵略性战争。
依此来推论，吾人对于隋炀之征高丽，便不难得到合理的批判。首先是，隋炀师出无名，无非好大喜功的思想在作怪。其次，隋末农民大革命，无疑以三征高丽为最要原因；考自隋文统一以后，我国经济文化之发展，正表现着逐渐上升，而经过此一回变乱，人口却剧烈下降，大业五年（六〇九）有口四千六百余万，（《隋书》二九）直至神龙元年（七〇五），仍不过三千七百余万，其如何阻碍社会生产之发展，不言而喻。此一战役断应列为侵略性战争，若求其文化交流之作用，则直微末不足道矣。
赵俪生、高昭两家又提出三次征辽客观必然的原因：1．防御外侵。2．高丽“不仅具备入侵中国的可能，它还较之突厥更多地具备着于占领之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七一—七二页）按外侵之威胁，大业时远不如开皇之紧张，而且开皇十七年高丽入犯，隋文虽出师抵御，旋即罢兵，以后再无举动，为何单独大业时代有此必然性存在？其次，突厥强盛时高丽常与结好及聘使往来，此由突厥文阙特勤碑可以见之，如果据高丽使臣在启民处，便说他们俩要连结起来合以谋隋，未免流于杯弓蛇影矣。 xJoBJ9oEGtXTQcaF6/5oNg5HO0ZLv7Nfod3EhBFgM3nEn2OKu+aeQfj+075rtj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