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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重以北塞宁晏，府库充实，遂沉湎而不能自拔，《通鉴》言帝“好为吴语”（一八五），即位之后，三幸江都，可相证也。
大业元年（六〇五），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仍命宇文恺董其事，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效法秦始皇，徙豫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巨贾数万户以实之，劳役虽巨，而规模则不及大兴。“乾元殿大木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二）又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多间，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通鉴》一八二）其显仁宫则采海内奇禽、草木之类以实之，宫内筑西苑，周二百里，内有海渠，缘渠十六院，各以四品夫人主之，宫树冬凋，缀以剪彩，海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好乘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作《清夜游》曲。
将幸江都，遣官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百艘。（参四八《杨素传》）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上重有正殿，中二重凡百二十房，皆饰金玉。以元年八月行幸江都，挽船士八万余人，相接二百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
炀帝无日不营宫室，元年于临淮营都梁宫，有曲河以安龙舟。（《太平寰宇记》一六）三年八月，太原营晋阳宫，四年四月，汾州起汾阳宫，十二年正月建毗陵宫。（《通鉴》一八三）此外涿郡有临朔宫，北平有临榆宫，渭南有崇业宫，鄠县有太平、甘泉二宫，江南有丹阳宫，皆其所营造者。
性又嗜猎，四年九月，征调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
六年正月，诸蕃酋长悉集洛阳，因于端门街盛陈百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光烛天，终月而后罢。
帝既醉心奇巧，宇文恺、何稠等皆希旨以应。北巡之役，恺“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辽东之役，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下三门，迟明而毕。”（均《隋书》六八）徒供个人之娱乐，于国计民生无关焉。
史称周穆王欲肆其心而周行天下，断章取义，诚可施之隋炀帝，然穆王西行万里，自有原因，不可相比也。计炀帝即位后仅三月，便幸洛阳。
大业元年八月，如江都。
二年四月，还洛。
三年三月，还京，四月即北巡，（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由榆林出塞，入楼烦关，经太原，九月还至东都。
四年三月，经太原（《本纪》三及《通鉴》一八一均讹五原，兹据一八《律历志》及《太平寰宇记》五〇校正）、交城，幸汾阳宫，因出塞，巡长城，东至于恒岳。
五年正月，自东都经京，西巡河右，涉吐谷浑界，西出张掖（甘州）。九月，还京，十一月，复幸东都。
六年三月，幸江都。
七年二月，御龙舟，入通济渠，至涿郡。
八年，伐高丽，九月，还东都。
九年三月，幸辽东，九月，还次博陵。（还东都否，未详。）
十年三月，复幸涿郡，东至怀远镇，十月，经东都还京，十二月，又如东都。
十一年五月，幸太原，巡北塞，被突厥围于雁门，十月，还东都。
十二年七月，幸江都，至十四年三月，被弑。
通计居京时日，不足一年，而“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需，皆仰州县”，（二四《食货志》）劳民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