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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重以北塞宁晏，府库充实，遂沉湎而不能自拔，《通鉴》言帝“好为吴语”（一八五），即位之后，三幸江都，可相证也。
大业元年（六〇五），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仍命宇文恺董其事，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效法秦始皇，徙豫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巨贾数万户以实之，劳役虽巨，而规模则不及大兴。“乾元殿大木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二）又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多间，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通鉴》一八二）其显仁宫则采海内奇禽、草木之类以实之，宫内筑西苑，周二百里，内有海渠，缘渠十六院，各以四品夫人主之，宫树冬凋，缀以剪彩，海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好乘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作《清夜游》曲。
将幸江都，遣官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百艘。（参四八《杨素传》）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上重有正殿，中二重凡百二十房，皆饰金玉。以元年八月行幸江都，挽船士八万余人，相接二百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
炀帝无日不营宫室，元年于临淮营都梁宫，有曲河以安龙舟。（《太平寰宇记》一六）三年八月，太原营晋阳宫，四年四月，汾州起汾阳宫，十二年正月建毗陵宫。（《通鉴》一八三）此外涿郡有临朔宫，北平有临榆宫，渭南有崇业宫，鄠县有太平、甘泉二宫，江南有丹阳宫，皆其所营造者。
性又嗜猎，四年九月，征调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
六年正月，诸蕃酋长悉集洛阳，因于端门街盛陈百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光烛天，终月而后罢。
帝既醉心奇巧，宇文恺、何稠等皆希旨以应。北巡之役，恺“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辽东之役，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下三门，迟明而毕。”（均《隋书》六八）徒供个人之娱乐，于国计民生无关焉。
史称周穆王欲肆其心而周行天下，断章取义，诚可施之隋炀帝，然穆王西行万里，自有原因，不可相比也。计炀帝即位后仅三月，便幸洛阳。
大业元年八月，如江都。
二年四月，还洛。
三年三月，还京，四月即北巡，（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由榆林出塞，入楼烦关，经太原，九月还至东都。
四年三月，经太原（《本纪》三及《通鉴》一八一均讹五原，兹据一八《律历志》及《太平寰宇记》五〇校正）、交城，幸汾阳宫，因出塞，巡长城，东至于恒岳。
五年正月，自东都经京，西巡河右，涉吐谷浑界，西出张掖（甘州）。九月，还京，十一月，复幸东都。
六年三月，幸江都。
七年二月，御龙舟，入通济渠，至涿郡。
八年，伐高丽，九月，还东都。
九年三月，幸辽东，九月，还次博陵。（还东都否，未详。）
十年三月，复幸涿郡，东至怀远镇，十月，经东都还京，十二月，又如东都。
十一年五月，幸太原，巡北塞，被突厥围于雁门，十月，还东都。
十二年七月，幸江都，至十四年三月，被弑。
通计居京时日，不足一年，而“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需，皆仰州县”，（二四《食货志》）劳民极矣。
好大喜功，往往与穷奢极欲相表里，大业三年三月，遣朱宽使流求
，四年三月，遣常骏使赤土
，致罗刹，（此据二四《食货志》。《本纪》三及《北史》一二刹皆作罽。）皆足表示炀帝之个性。
流求或以为即今琉球，或以为台湾，说者各异。据《隋书》八一，大业六年，陈稜、张镇州击流求，系自义安郡渡海，义安即今潮州，非进攻琉球之适当口岸，不合者一。同传又言，“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
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其方向为东行（如赴琉球，须向东北），高华得为南澳（汕头至南澳一百二十里），
得为澎湖列岛，由南澳至澎湖，约经度两度，确可二日便至，澎湖一日到台湾，亦符事实，若以拟琉球，未免太近，不合者二。陈、张“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本纪》三）台湾北部，隋时想已有不少汉人流寓，故有此数，琉球则未必得如许俘虏，不合者三。
用兵之地，更有林邑（即占婆
）。文帝末，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此据《隋书》五三《刘方传》；唯《越史略》一云，梁时九德参军李贲，本中国人，其七世祖于西汉时徙居太平，大同十年，自称南越帝，建前李朝，再传至李佛子，则佛子非俚人也。“俚”字之用法，曾于拙著《释俚》揭之，今得此证，更见旧史之不可呆读。开林邑事，可参冯译G． Maspero《占婆史》三八—四〇页），刘方讨平之，因使经略林邑。方率舟师趣比景，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灵江口），击走其王梵志，度阇黎江，入国都，获金庙主十八枚，佛经五百六十四夹，凡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即占婆文），刻石纪功，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参《方传》、《隋书》八二及《续高僧传》二《彦琮传》）将其地分置荡、农、冲三州（后改比景、海阴、林邑三郡），隋兵引还后，梵志复得故地，遣使谢罪。（参《隋书》三一及八二）
次为吐谷浑（可读原音，不必如宋人读“突欲魂”），急言之曰退浑，就其被统治之人言之，则羌种也（或以为唐古特族，不确，唐古特系党项之转），旧称曰阿柴（或阿赀Aza）虏。大业初，铁勒犯塞，遂请降，帝使裴矩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即勒兵往袭，大败之，其主伏允东走保西平（鄯州，今乐都县）。三年，又命杨雄、宇文述等往征，四年西巡时，更分兵数道围之，来降者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自西平以西，且末（
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分置郡、县（五年六月，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各统两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交市，裴矩掌其事。四年，帝将巡河右，先令矩赴敦煌，矩知帝勤远略，遣使说高昌（
王及伊吾吐屯设（Tudun
），啖以厚利，导使入朝。明年西巡，次燕支山（张掖附近），高昌王、伊吾设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伊吾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六年，置伊吾郡，使薛世雄城之。
最应记者为俀国之交通。“委”“妥”二字在古往往通用，俀国即倭国也。开皇廿年（六〇〇，推古八），其王多利思北孤（即推古女王）遣使诣阙。大业三年，又遣使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其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炀帝览之不悦。明年，诏文林郎斐（即裴字）清往使，度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行至竹岛（今珍岛，在全罗南道西南海中），南望
罗国（即耽罗，今济州岛），经都斯麻国（今对马岛），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今壹岐岛），又至竹斯国（今筑紫山）。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又经十余国（即小岛），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俀云。（《隋书》八一，参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
突厥既分裂，其势渐衰，居西方者曰处罗可汗，屡与铁勒相攻，卒为所败。炀帝采裴矩离间之策，可汗遂以七年底入朝于临朔宫，赐号为曷萨那可汗，留居中国。十年正月，将宗女信义公主嫁之。
雅材斯基曾评高等学校历史教科书对交通道路之发展，极少注意，（一九五三年《历史问题译丛》一本七页）盖地理交通即文化传播之路线，经济转输之血脉，上古氏族移徙之路径，于历史研究固具有密切关系者。
最近，苏联外贝加尔地区之考古工作，曾发现中国大土瓶一具，认为青铜时代我国人所用之器。（《文物参考资料》二六期八七页）又一九三三年塔吉克共和国境发掘得唐中宗神龙二年（七〇六）河西官吏之文牒及唐代户籍、借券断片各一通。（《唐代文献丛考》一四八—一五一页）按贝加尔湖即汉苏武持节不屈之北海，唐代对突厥族用兵，亦未尝到达其地，土瓶之出现，即使非华人身履北方，亦必朔漠民族自中国携归。简言之，上古初期我国与漠北及西北域已有不见于记载之实际交通，余尝谓两地域之间，后人视为荒远者，在上古人视之，反若颇近，即斯义也。
周穆王西行，最远所至何地，国人考证，已有数家，据我所见，沈曾植说最得其的。沈著《〈穆天子传〉书后》云：“卷四末，里西土之数，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所谓自宗周至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以今里法减折算之，大旷原盖今里海、咸海之间大沙漠东迤北至乌拉岭东吉里吉斯高原也。”（据张鹏一《阿母河记》引）自平王东迁，西北阻隔，然秦穆公伐戎王，益国十二，遂霸西戎（约公元前六二四）。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磨崖刻碑（约公元前六世纪末），而秦代先世乃有石鼓十碣及诅楚文之精美刻石（约公元前四世纪）
，亚力山大王（前三五六—前三二三）之东征，应与伊兰文化东传，不无影响。更后，则秦始皇三十三年（前二一四），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各地皆在今河套之北），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所谓“戎人”，当是伊兰族类无疑
。罗斯道瑟夫（Rostovtseff）曾言，早在安息时期（公元前三二二年，即周慎靓王以后），中国曾发现一种奇异之波斯势力，如鳞状、环状之胸甲，输入于中国骑兵，又马队之战术及装备——包含弓、矢、短枪、剑、短剑及马甲——亦依伊兰模式而变化
；其前期正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之时代相当（《通鉴》三系于赧王八年即公元前三〇七年）
。尤有进者，汉武帝太初元年（前一〇四）以后，开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其中昭武、骊靬等县，解者都谓因西北归化人之名以为名（昭武九姓在中亚，骊靬即大秦之别号）。以上所言，皆西汉中叶以前西域与我有交通联系之确证；惜乎《秦纪》早佚，交通之迹，遂暧昧不明。
张骞既还，汉廷为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计，使节西行，络绎于道，返国后，各以闻见报于所司，《汉书·西域传》即此种材料之纂集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非今之鄯善县）
傍南山北（今昆仑山脉），波河西行（河即塔里木河），至莎车（经余考正为塞勒库勒‘Sarikul’，今称蒲犁县）
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今帕米尔‘Pamir’），则出大月氏
、安息（Arsak，今伊朗）。自车师前王廷（今吐鲁蕃‘Turfan’附近）随北山（今天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同名，亦称喀什噶尔，‘
’）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其地属今乌兹别克共和国）
、康居（居音渠，见《史记索隐》，又音其尼反，见《史记正义》，即元代之康里‘Qangali’）
、奄蔡（希腊古地志称为Aorsi，今里海之北）、焉〔耆〕。”所举两道，均在天山之南。天山北之通道，并未提及，盖汉使罕至，故付阙如，南道经行之地方，亦即希腊商人梅斯（
Titianus，公元六八—八〇）所经之丝路
。
汉人取玉门、阳关以西行，一则避匈奴之威胁，二则可以捷达于阗。奈东汉以后，新疆大沙漠（Takla Makan）受西伯利亚暴风之影响，逐渐南侵，旧日旅途，埋于沙碛。然交通是人类与土地斗争之历史，故外行者多改由今之安西出发，专走北道，玉门关亦随而移往安西（其确年不详）。
裴矩导炀帝以劳民伤财，诚无可取，然凡商胡至者，矩恒诱令言其国俗与山川险易，成《西域图记》三卷，前此所未有也。其自序有云：“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旧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确是研讨有得之言，不可因人而废。由隋至今几千四百年，我国习外国史地者，率未能依照矩所指示，做过切实工夫，故迄无如何成绩。隋祚短促，述作不多。近年所得陆法言《切韵》残本，学者犹珍如拱璧，矩书不存，至为可惜。
新疆对外通道，至矩撰《西域图记》，始大致完备；其自序又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巴勒喀什湖之南），渡北流河水（今锡尔河），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即汉之车师前王廷）、焉耆（今同名）、龟兹（今库车之古译）、疏勒度葱岭，……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今和阗）、朱俱波、喝槃陀
度葱岭，……至北婆罗门（今北印度），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矩所称南道之东段（葱岭以东），即《汉书》之南道，其西段则通至印度。彼所称中道之东段（葱岭以东），即《汉书》之北道，其西段则接入《汉书》之南道。又彼所称北道之东段，乃天山北边之交通路线，《汉书》未之载，其西段则接入《汉书》之北道。序中三个西海，函义不一；南道之“西海”指印度洋，中道之“西海”指波斯湾，北道之“西海”指地中海
。
突厥民族自初已雄长北方，近世考古又发见天山留上古徙民之遗迹，从可信矩之“北道”，存在或较“中”“南”两道为更早。试再比观（1）周穆王西行（约公元前十世纪），（2）希路都吐司（Herodotus约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叙述黑海海岸通西伯利亚之路程
，（3）东罗马使臣邪马克司（公元五六八）赴突厥报聘，（4）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一八），（5）哲别、速不台二将自康里回军（一二二三），（6）教皇使臣勃拉奴（Plano de Carpine）赴蒙古（一二四五），（7）法囯路易第九派路卜洛克（Rubruck）赴蒙古（一二五三），（8）蒙古人常德驰驿西谒皇弟旭烈兀于波斯（元宪宗九年，一二五九）
，皆尝踏上此途程或其一部，是知矩之“北道”，不特如白鸟所言，中亚胡商欲利用之以输出华丝于东罗马，实际上，匈奴早已运用为转输华丝于西亚、罗马之通途。易言之，此一“北道”即华丝外输之间接路线，白鸟拟名为“毛皮路”
，似乎所见未广。
图三 裴矩的西域三道
天山南路一带当日住民之情形，亦应趁此略为述及。依近世勒柯克之考查，并参以我国记载，大约自西汉起，至九世纪中叶止
，其北部——或东至哈密，大都被伊兰之粟特人
所占，种族为吐火罗（Tuxara）
，属印欧语系
。西南二方至疏勒附近，被伊兰别一系塞（Saka，余曾考定“西夜”是其别译
）族所占。蒲昌南界则为印度人所占，彼辈自印度西北部向东推进，并与藏族通婚，面部想已多少与东亚人相像，故中国史家称作羌族
。因此之故，欧人所创“东土耳其斯坦”一词，绝不适用于彼时。又吐鲁番附近掘得之青铜器，与南俄及克里米之斯开提亚古物相合，石像之特点，亦与南俄所见者同。现时存在之建筑，非波斯式即印度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