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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两汉的诸子著述中，《管子》是自成一家、别具特色的一部。它虽然“简篇错乱，文字夺误”，“号称难读”（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但又确是“天下之奇文”（张嵲《读管子》）；它虽然丛集诸说，涉及百家，“庞杂重复”（黄震《黄氏日抄》），但又确是包罗宏富的宝库。《管子》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今天，抖落掉历史蒙上的灰尘，这朵奇葩正放射出日益夺目的光彩。
《管子》旧题为管仲所撰。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是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出身贫贱，经好友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齐相。依托齐国东面临海的地理位置，管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史记·管晏列传》），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他为政“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同上），辅佐齐桓公实现了霸业。孔子对管仲的功绩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为一代名相，但《管子》一书是否为管仲所著呢？前人很早就对此提出了疑问。晋代傅玄说：“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刘恕《通鉴外纪》引）宋代朱熹则确认《管子》“非管仲所著”，并说他绝不是有闲工夫著书的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朱子语类》）。现代更有学者考定战国以前没有私家著作。（见罗根泽《诸子考索》）因此，《管子》的全部或一部分，都不可能为管仲所著，这基本上可作为定论。
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到《管子》的是《韩非子》，其《五蠹》篇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可见在战国末叶，《管子》书已传播很广。西汉时期，《管子》继续广泛流传，贾谊、晁错、桑弘羊等政治家都读过《管子》，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至汉成帝时，刘向受命主持校勘古文献，其中包括《管子》。他广泛搜罗了皇宫秘藏、太史府藏和私人藏书中的《管子》共五百六十四篇，经比勘文字、审定篇第、删除重复，最后定著已十六篇，并依例撰成上奏成帝的《管子叙录》一文。（见本书附录）这就是流传后世的《管子》母本。但据刘向之子刘歆编撰的目录著作《七略》称：“《管子》十已篇，在法家。”（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则当时还有一种归属法家的十已篇的《管子》别本流行，但这十已篇应包括在五百六十四篇之内。
经刘向定著的已十六篇《管子》，由于内容丰繁，有必要进行分类编排。这种情况在诸子著作中不乏其例，如《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组，《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已览、六论三组等。《管子》则被编排为已组，分别为“经言”九篇、“外言”已篇、“内言”九篇、“短语”十已篇、“区言”五篇、“杂篇”十三篇、“管子解”五篇和“管子轻重”十九篇。这种分类编排，当是刘向在定著时所确定的，而且一定有它的依据，可惜现在已无从考知。从已组的名称和篇章内容看，“经言”大约较多地保存了管仲治齐的原始思想，故被奉为经典；“外言”和“内言”的区分不明，但“内言”诸篇较多地记载了管仲的功业和言行；“短语”似指篇幅短小，但其中却又有《君臣》《侈靡》这样的特长篇；“区言”所指不详；“杂篇”当言其内容驳杂；“管子解”是对若干篇目的诠解，所解对象，四篇属“经言”，一篇属“区言”，它们或许原先属同一系统；至于“管子轻重”，则是一组论题集中的专题论文，自成体系，与其他篇章有明显的区别。
《管子》的已组文章，又有多种不同的体裁。《四库总目提要》已注意及此，它说：“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统观全书，主要有论文、问答、记述、疏解四类文体。围绕一个或几个中心展开论述的论文体，在全书中占大部分，如“经言”中《牧民》到《版法》诸篇以及“外言”“短语”“区言”中的大多数篇章。以问答形式，主要是假托桓公、管子问答构成的篇章，在书中也有相当数量，如“管子轻重”中除《国蓄》《轻重己》之外，几乎都是此体。以记载管仲言行为主的记述体多集中在“内言”；采用逐句诠解的疏解体，除了“管子解”诸篇外，《宙合》等也是此类。此外，书中还有格言体（如《枢言》《弟子职》）、律令体（如《法禁》）、著述体（如《幼官》《地员》）等，至于全部由五十余个问题组成的纲目体《问》篇，更是被郭沫若誉为“可与《楚辞·天问》并美”的“奇文”（《管子集校》）。在一部著作中包含有这样丰富多彩的体裁，这在诸子书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已十六篇《管子》究竟是何人于何时所著呢？目前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是“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叶适《水心集》）。至具体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则分歧颇大。有的学者认为，“经言”中的《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是管仲思想的记录，保存了管仲的遗说；《大匡》《中匡》《小匡》三篇是关于管仲事迹的记述，它们都应产生于春秋时期，其他各篇大约是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的作品（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些学者主张，《管子》是“稷下丛书”性质（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都产生于战国时代。有些学者提出，“《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见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其“著作年代，早者在战国，晚者在汉初文、景、武、昭之世；唯《幼官图》似在汉后，但只此一篇耳”。（见罗根泽《管子探源》）有的学者则认定“管子轻重”一组文章与《管子》其他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所作（见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我们认为，《管子》书中具体篇章的作者或年代的确定，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但从全书整体着眼，这部著作当是一批以齐国为中心的崇尚管仲的治国功业和理想的思想家，也可称之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汇集。其中少数篇章产生于战国初期，但其主体部分应是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宫兴盛时稷下学者们的作品，也有一部分则晚于秦汉之际，但最迟不会超过西汉中期。也可以说，从战国初期至西汉中叶，数代“管仲学派”的著述，共同假托《管子》之名以求流传，最后经刘向“定著”，才成为流传至今的《管子》一书。
作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汇编，《管子》一书的内容表现出包罗万象、宏博精深的鲜明特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罗根泽就提出，《管子》“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可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伙，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管子探源叙目》）而从现代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看，在这部综合性的巨帙中，举凡哲学、政治、法律、行政管理、军事、财政、经济、教育、伦理、心理、史学、文学、音乐、医学，以至农学、水文、地理、天文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几乎无不涉及，其中关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思想尤其丰富而精粹，构成了《管子》思想的主要框架。
《管子》的哲学思想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于道家，主要依据恐怕也在于此。书中《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宙合》等篇章，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将古代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老子的宇宙观以“道”为“万物之宗”，认为“道生万物”，《管子》中同样将“道”奉为无上无穷、无形无象的最高范畴，如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宙合》），“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内业》），“虚无无形谓之道，化穷万物之谓德”（《心术上》）。但是，《管子》又认为“道”自身并不是抽象的“无”：“天道者，所以充形也”（《内业》），而“气者，身之充也”（《心术下》），可知“道”也就是物质的“气”。在这种“道—气”一元论的基础上，《管子》进而明确提出了以“精气”为化生世界万物的元素，《内业》篇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又说：“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之胸中，谓之圣人。”也就是说，一切的物质和精神现象都是“精气”的产物。这一观点触及生命和精神的本质，并将老子的唯心主义宇宙观导向了唯物主义，对其后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书中提出的天地包裹万物，天地之外又为无边无际的“宙合”所包裹（见《宙合》）的“浑天说”，认为人可以“昭知万物”，“遍知天下”（《内业》），强调加强认识主体修养，才能正确认识客体的认识论等，也都在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管子》在哲学领域另一值得重视的方面是推衍了“五行相生”的学说。《周易》论阴阳而不及五行，《尚书·洪范》论五行而不言阴阳，《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则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将五行配于四时，并将时令、方物以至治国、用兵之道都与四时、五行相联系，论述了“阴阳至运”“五行相生”“天人感应”等思想。约与此同时的稷下学者邹衍则着重阐发了“五行相克”的学说，并将其引入社会历史变化规律的考察，形成“五德终始论”。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样是十分深远的。
历代学者大多将《管子》作为法家著作看待，这主要是从全书的政治思想着眼，但《管子》的学说是“齐法家”的一派，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战国时期，法家鼓吹“法治”，排斥文教德行；儒家强调“德治”，重视道德教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思想在《管子》中都有体现。《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正世》等篇章集中论述了“以法治国”的理论。它强调“置法出令”的重要意义：“法者，存亡治乱之所从出”（《任法》），“凡国君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重令》）。它将法治思想贯穿于君、臣、民三者关系：“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任法》）要求君主“以身先之”，才能令行禁止；主张置法治民要“期于利民而止”（《正世》）。而《牧民》《权修》《五辅》《君臣》《四称》等篇章中则较多地反映了儒家的“德政”思想。如《牧民》将国家兴废与民心相联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五辅》提出“德有六兴”，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权修》篇倡导重视修身，施行礼教，《四称》篇强调对君臣的道义要求等，也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管子》的政治思想更多地表现出在法家思想中融汇进儒家思想，将法与教、刑与德统一起来，礼法并用，法教兼重的特色。《牧民》篇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强调“四维张则君令行”。《版法》篇一方面主张“正法直度，罪杀无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一方面要求“法天合德，象地无亲”，“修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权修》篇则主张对百姓“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而“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这类论述，全书所在多是。这种既肯定法制的重要，又不忽视道德教化的政治学说，切合实际，又较为全面，成为全书的思想核心。它于法、儒之外别树一帜，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先秦齐国有悠久的兵家传统，“兵圣”孙武即是齐人，《孙子兵法》之后，齐国又相继诞生了《孙膑兵法》《司马法》等军事名著。《管子》中《七法》《兵法》《幼官》《参患》《制分》《地图》《势》等篇章，也都是集中论述军事的论文，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对于战争的态度，《管子》一方面提出“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参患》），表现了对战争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又说“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法法》），强调了战争的危害。因此它主张兵“不可废”，但又“不勤于兵”，即既充分重视又不轻易用兵。它还提出了在战争中“强未必胜”（《制分》），“行义胜之理”（《幼官》），触及对战争性质的认识。《管子》军事思想最有特色的是治军思想。它提出国家要“强其兵”，即建设强大军队的思想，“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七法》）。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重令》）；还要重视武器装备，“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七法》），“器械功则伐而不费”（《兵法》）。它还提出了加强军队教育训练的思想，主张重视士兵的挑选，设计了加强教育训练的一整套方法（见《幼官》），并要求论功计劳，赏罚分明，用以激励士兵，“赏罚明，则勇士劝也”（《兵法》），“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重令》）。它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指导思想，包括要“明于机数”（《七法》），善于把握战机；“遍知天下”（同上），做到知己知彼；“无方胜之几”（《兵法》），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以及“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的攻击策略等。所有这些，都是对战争规律的努力探索，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军事思想。
在诸子著作中，《管子》一书更以全面而独到的经济思想而著称。全书大部分篇章都涉及社会经济，有二十余篇更是集中论述经济问题，这在先秦诸子中是仅见的。《管子》的经济思想涉及面极广，其核心可归纳为目标论、生产论、分配论、消费论和轻重论。
“富国富民”是《管子》的经济目标论。谋求国富是《管子》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全书开宗明义第一句便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富国的途径则是富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治国》）。民富是国富的源泉，也是国富的前提，“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山至数》）。但两者有时也会有矛盾，那就要运用减轻赋敛、赈济贫困、盐铁专卖及各种轻重之术来进行调节（见《五辅》《海王》等篇），从而达到富国富民的双重目标。
《管子》将富国富民的基点放在发展生产上，“务本饬末则富”（《幼官》）。《管子》力主重农，强调：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治国》）。它不但要求“务五谷”，还主张“养桑麻，育六畜”（《牧民》），发展多种副业。同时，《管子》又将士、农、工、商四民并称为“国之石民”，对他们在社会中的构成和作用进行了详尽论述（见《小匡》），它重视手工业提供生产工具、作战兵器和生活用品的作用，重视商业互通有无、促进农业的作用。因此，《管子》重农本但并不排斥工商末业，而是主张进行整治，形成了“务本饬末”的发展生产的纲领。
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管子》的基本思想是国家轻征薄敛以保证生产者拥有一定的产品。它主张“均分地力”，与民“分货”（《乘马》），主张减轻税率，并考虑到年成的丰歉、土地的肥瘠（见《大匡》《乘马》）。在财富再分配方面，《管子》一方面主张“其绩多者其食多，其绩寡者其食寡，无绩者不食”（《权修》），一方面要求“均齐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国蓄》）。这样，既鼓励了“绩多食多”，又避免了“贫富无度”。
《管子》消费论的出发点是“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乘马》），即认为节俭不利生产，奢侈消耗财富。由此出发，《管子》首先大力倡导节俭消费，“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禁藏》），强调“实藏”“奉本”，并防止社会风气的败坏。但在特定条件下，它又主张侈靡消费，提倡饮食、车马、游乐、丧葬等追求奢侈，甚至“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侈靡》），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就业，赈济灾荒，刺激生产，促进流通。
“轻重论”是《管子》经济思想中的独特范畴，它集中体现在全书《轻重》十九篇（今存十六篇）中。“轻重”一词在全书中最基本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是对市场供求关系及其对物价影响的认识：“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国蓄》）；二是指国家利用上述物价规律来牟取厚利：“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
可得而平也。”（同上）根据这两项基本原则，书中阐述了一系列的“轻重之策”，如国家掌握全部经济统计数字，国家垄断货币铸造、盐铁专卖、自然资源等，依照年成情况、季节地区差价、囤积作用、政令缓急等各种因素人为抬高谷价以牟利等等。书中还将这种“轻重之术”推广到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轻重论”的核心是利用国家垄断重要产业和流通手段，依靠物价变动取得利润，以满足国家财政需要。虽然这种理论代表的是封建国家的利益，但其中对于商品货币、市场作用、物价规律的认识，关于国家垄断和财政收入的观点，以及经济竞争中的谋略思想等，都大大推动了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管子》中丰富的经济思想，使它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
由于《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因此全书缺乏严整的理论体系；但《管子》又决非各家各派学说的杂凑，它是数代“管仲学派”的学者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治国思想，并融汇了多家学说之后形成的有鲜明特色的自成一家之说。这一鲜明特色就是齐文化的特色，先秦齐国是产生这派学说的土壤，因此，《管子》成为齐文化的杰出代表。自姜尚封疆营丘始建齐国，中经桓公称霸、田氏改革、稷下学宫，齐文化的发展绵绵不绝，并形成鲜明的地域特征。《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以依山面海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的物产为基础，齐文化表现在经济上农商并重，政治上尊贤尚功，学术上兼容并包，形成以开放、务实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思想。它与相邻的鲁文化有着明显差异，更有别于楚、燕、晋等其他地域文化。齐文化的杰出代表有姜尚、管仲、晏婴、孙武、孙膑、田文、田单以及荀卿、邹衍、淳于髡、环渊、田骈、慎到、宋钘、尹文等稷下学士，而其思想精华则荟萃于《管子》一书。可以说，“管仲学派”撰成的这部巨著，代表了齐文化的正宗，它对道、法、儒、阴阳、名、兵、农诸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它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探讨，都典型地体现了齐文化的基本特征。今天，深入挖掘《管子》这座中国文化宏富精深的宝库，深入研究以开放、务实为根本特征的齐文化的历史价值，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刘向校定的《管子》问世之后，由于儒学定于一尊，齐学渐趋式微，因而整个六朝时期，这部别具特色的子书一直不受重视。傅玄讥其“鄙俗”（《傅子》），刘勰也只是从文学角度加以称道（《文心雕龙·诸子》）。至唐初，《管子》书已有缺佚，李善注《文选》陆机《猛虎行》诗称：“今检《管子》，近亡数篇”，即可为证；又《管子·封禅》尹注：“原篇亡，以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言以补之。”唐代《管子》受到重视，出现了魏徵《管子治要》、杜佑《管子指略》等著述，尤其是产生了尹知章的注本。流传至今的题为房玄龄注的本子，一般认为是尹知章所撰，因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而不载房注。在敦煌残卷中，则保存有今存最早的《管子》古写本的片段。《管子》付梓刊行始于宋代，今存宋刊本即题刊于“大宋甲申”的杨忱本。郭沫若曾考定此“甲申”当为元初世祖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见《管子集校叙录》），而近年有学者考得杨忱为北宋人，“甲申”为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而此本已不见传，今存最早的宋本是南宋初张嵲的校正本，书后载有张氏《读管子》一文。（即《四部丛刊》影印之宋本。此说见周洪才《管子版本考述》，载《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宋本《管子》已亡佚《王言》《谋失》《正言》《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凡十篇。
明、清两代，《管子》的刊本和研究著述大量涌现。明刻以刘绩的《管子补注》本和赵用贤的《管韩合刻》本为代表，后者尤以大量补正脱误号称精善，其后诸刻大多脱胎于此，成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刊本。清代则以校释类著述最为发达，其中王念孙的《管子杂志》采用多家论说，最为精审；而戴望的《管子校正》收罗诸家校释，尤为繁富，影响最大。20世纪以来，《管子》研究继续发展。20年代末罗根泽的《管子探源》，对全书各篇的作者和时代逐一详加考辨，开辟了研究《管子》的新天地。由许维遹、闻一多发其凡，郭沫若于50年代集其成的《管子集校》，更是汇集了历代数十家校释成果中的精华，为深入研究《管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深入探讨了今存“管子轻重”十六篇，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80年代后期，随着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及《管子》和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相继召开，随着《管子学刊》的创刊，《管子》和齐文化的研究全面展开，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并逐渐走向世界。
作为《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之一种，本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全注全译的《管子》读本。本书采用通行的明赵用贤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进行标点，《管子》原文一律不改字，凡有校改都入注文。注释主要依据历代校释，亦有译注者的意见；校释主要参阅了郭沫若《管子集校》（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等，并参考了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国人民大学《管子经济篇文注释》和赵守正《管子通释》等著述，凡有所据，一概注明。译文尽量采用直译，力求切合原文之意。由于译注者水平所限，书中一定有许多不当之处，切盼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谢浩范 朱迎平
1993年10月于上海
2020年7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