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日本人的立场，就必须从他们对“正确立场”的认知开始。他们对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依赖，与我们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是两极分化的，我们很难用公允的眼光看待，并将等级制度视作一种可行的社会制度。而日本对等级制度的自信，构成了他们与同胞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等全部观念的基础，只有描述他们的一些民族习俗，如家庭、政权、宗教和经济生活，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人生观。

日本人从等级制度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国际关系问题，正如他们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一样。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把自己形容成金字塔尖；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属于西方国家了，他们的等级观念无疑是他们接受现在的重新分配的基础。他们的国际文件不断表明对这方面的重视。日本在1940年与德国、意大利签署的《三国轴心协定》的序言中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使世界万邦应各得其所，是恒久和平之先决条件……”而在签署契约时颁布的诏书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弘大义于八纮，结四海为一宇，此实皇祖之遗训，亦朕夙夜所虑者。逢举世动乱之危局，战祸无止，万民罹难。唯冀平定祸乱，早享和平。……兹三国缔结条约，朕心甚悦。”

就在珍珠港遭袭的当天，日本特使们也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一份最为明确的声明：“使万邦各得其所，此乃大日本帝国不易之国策。……直接违背前述使万邦各得其所之根本国策，大日本帝国断然不能容忍。”

日本这份备忘录是对此前几日赫尔国务卿的回应，当时他援引了美国的基本原则，指出这些原则在美国就像等级制度在日本一样受到尊重。赫尔国务卿列举了以下四点：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不干涉别国内政；依赖国际合作和协调；平等原则。这些都是美国人信仰的平等和不可侵犯的权利的重点，也是我们认为日常生活与国际关系都应遵循的最低标准。平等是美国所希望的更美好的世界的至高至善的基础。对我们而言，平等意味着免于暴政、干涉和不必要的强迫的自由。它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民众改善生活条件的权利。它是我们所知的世界里构建人类权利的基石。即使有时违反了它，但我们坚决肯定“平等”的正义性，我们以正义的义愤与等级制度作斗争。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情况就一直如此。杰斐逊把平等写进了《独立宣言》，而被纳入宪法的《权利法案》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一个崭新的国家的公文中的这些正式用语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其反映了这个大陆上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欧洲人来说很陌生的生活方式。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8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美国后，就平等问题写了一本著作，该著作是国际报道中重要的文献之一。他是一名睿智又富有包容心的观察家，当美国还是“化外之地”之时，他能够在美国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发现许多美好。年轻的托克维尔成长于法国贵族社会。在那些仍然活跃和有影响力的人们的记忆中，当时的法国贵族社会首先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然后又受到了拿破仑新颁布的严苛法典的冲击。托克维尔慷慨地对美国这种新奇的生活秩序表示赞赏，但他是从一名法国贵族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点的，他的著作是对旧世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报告。他认为，美国是社会发展的前哨，尽管存在不一而同的情况，但这些发展也会出现在欧洲。

因此他详细报道了这个新世界。在这里，人们真正认为自己与他人平等。他们的社交基于一种全新的、轻松的基础。人与人之间以平等的身份对话。美国人不在意等级礼仪中的细枝末节；他们既不要求得到应有的礼仪，也不把这些礼仪施与他人。他们乐于说自己并不亏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没有旧贵族和罗马式家族英雄，统治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度消失了。他说，这些美国人相信平等，因为他们不相信其他任何东西；哪怕是“自由”，实际上他们也常常在无意中抛到脑后了。但是他们平等地生活着。

对美国人来说，这个陌生人写下一个多世纪前美国的生活方式，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祖先，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基本轮廓没有改变。我们认识到，正如我们所读到的那样，1830年的美国就已经是我们所知道的美国了。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青睐更贵族化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国家这样的人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但是即使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自己也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当我们向日本宣讲美国的太平洋政策所依依凭的崇高道德基础时，我们表述了我们最值得信赖的社会原则。在我们的理念中，朝着我们所指明的方向迈出的每一步，都将改善这个尚不完美的世界。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将信任依托于“各得其所”的理念上，因而转向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中固有的生活规则。几个世纪以来，在那些可预见的和被普遍接受的方面，不平等一直是他们集体生活的准则。认可等级制度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然而，他们的等级制度并不简单等同于西方的权威主义。无论是那些实行统治的人，还是那些接受统治的人，他们都按照一种与我们不同的传统行事。既然日本人已经接受了美国之于他们国家的最高等级的权威地位，我们就更需要对他们的惯例有最清楚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测他们在当前情况下可能采取的行动。

尽管日本最近实行了西化，但它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每一次问候、每一次接触，都必须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社会距离的类别和程度。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吃”或“坐”的时候，假如是熟人之间的交谈，或者是对下级、对上级说话，他都会用不同的词语。在每种情境下，都必须使用不同形式的人称代词“你”，动词的词干也不同。换言之，就像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其他民族一样，日本人有一种叫作“敬语”的语言，他们会适当地鞠躬和下跪。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由一丝不苟的规则和惯例支配的。日本人不仅要知道自己向谁鞠躬，而且要知道自己鞠的程度。对某个主人来说很恰当的鞠躬，放到另一个关系稍微不同的人那里，就会成为一种侮辱。从跪地、前额低至平放在地上的双手，到头和肩膀的倾斜，鞠躬的程度各有不同。每个日本人都必须而且要尽早学会如何在每种特定的场合符合时宜。

通过适当的行为不断去认知的不仅仅是阶层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很重要。对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以及两人之间的交情，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计算。即使是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需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重，例如：一个平民可能与另一个人关系熟络，对方根本不会向他鞠躬，但当他穿上军装时，他身着普通服装的朋友就会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度是一门艺术，需要平衡无数因素，其中某些因素在特定情况下可能相互抵消，某些因素又可能会相互叠加。

当然，有些人之间的礼仪相对较少。在美国，这些人便是我们自己的家族圈子。当我们回到家人的怀抱中，我们会摆脱甚至是最微小的礼仪。而在日本，人们正是在家庭中学习并严格遵守规矩的。当母亲还把婴儿背在背上的时候，她就会用手把孩子的头压低；孩子蹒跚学步时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对父亲或兄长的表示尊敬。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兄长鞠躬，妹妹要向她所有年龄的兄弟鞠躬。这些鞠躬并不是不是空洞的形式。这意味着，鞠躬的人承认对方有权按他的方式对自己的事进行干预，而接受鞠躬的人则承认自己的地位对应的某些责任。基于性别、辈分和长子制的等级制度，是日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孝道是日本与中国共有的一种至高的道德准则，早在公元6世纪、7世纪，日本就吸纳中国的孝道，同时也吸纳了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和中国世俗文化。然而，为了适应不同的家庭结构，孝道的性质在日本却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在中国，即使在今天，一个人也要对自己庞大的宗族忠心不二。这个宗族可能有数万人，成员们对宗族都拥有管辖权，并从宗族中得到支持。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任何村庄的所有人都是同一个宗族的成员。在中国45000万的人口当中，只有470个姓氏，同姓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同宗兄弟。有可能整个地区的所有人都只属于同一个宗族，另外，还有同宗的成员居住在远方的其他城市。在像广东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所有的宗族成员都团结起来，维护着伟大的宗族祠堂，在规定的日子里，他们祭奠着多达一千块的先祖牌位，这些先祖也都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每个宗族都拥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庙宇，并拥有宗族资金，用于支付任何有前途的宗族子嗣的教育费用。宗族会追踪散居别处的成员的情况，刊印详细的族谱，每十年左右修订一次，以记录有权分享宗族特权的人的姓名。宗族有自己的祖宗的规矩，如果一个宗族不认同当权的政府，甚至可能禁止族人向国家交出族中的罪犯。在帝制时期，随和的官吏以国家的大名义统治这些半自治宗族的大集体，这些官吏被国家任命、轮流调任的官员领导，他们在该地区属于外人。

这一切在日本都是不同的。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还只允许贵族家庭和武士家庭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基础，没有姓氏或姓氏的代替品，宗族组织就无法发展。在某些部落中，姓氏的代替品之一就是维护族谱。但在日本，只有上层阶层才有族谱，甚至在这些族谱中，他们也只是像美国革命妇女会所做的那样，从现在活着的人往前追溯，而不是从一个原始的祖先开始记录到每一个当代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此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他们认为忠义不归属于于一大群亲戚，而应归于一位封建领主。封建领主是当地长期存在的霸主，与中国临时调派的官员有天壤之别，后者在自己的辖区永远是外人。在日本，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个人属于是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是与他所属的藩国相关联的。

还有一种使宗族制度化的方式，就是通过神龛或圣地，祭祀远古祖先或氏族神。对于日本人来说，即使没有姓氏和族谱，这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在日本，没有对远古祖先的祭祀，在“庶民”祭祀的神社里，所有的村民不需要证明他们有共同祖先就可以聚集起来。他们被称为他们的氏族神的“孩子”，之所以叫作“孩子”，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氏族神的领土上。这些村庄里的祭祀者当然是彼此联络的，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样，他们世世代代定居于居住地，但他们并不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组成的紧密氏族群体。

对祖先的祭祀是在家庭起居室里的神龛进行的，与神社完全不同，那里只祭祀六七个新近死去的人。日本的任何阶层的人，每天都会在神龛前进行朝拜，他们为以神牌的形式被铭记着的父母、祖父母，和尚在记忆中的近亲供奉食物，神牌就相当于微型的墓碑。在墓地里，墓碑上曾祖父母的名字就不会再写上去了，甚至连第三代祖先的身份也很快会被遗忘。日本的家族关系几乎淡弱到了西方人的程度，可能和法国最为接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局限于家庭内部。它意味着在一个群体中，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来排出一个合适的地位，这个群体中差不多包括一个人的父亲、父亲的父亲、他们的兄弟和他们的后代。即使是在大宅中，可能会有更庞大的家族群体，但家庭也会分成不同的支脉，非长男会建立新的分支家庭。在这个狭小的、人和人面对面的群体中，对“各得其所”的规则的要求一丝不苟。在老者选择正式隐退之前，家人们会严格服从老者。即使在今天，一个儿子都成年了的父亲，如果他自己的父亲还没有隐退，他在得到老父亲的批准之前就不可以做出任何决策。即使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也会决定孩子的婚姻。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在吃饭时首先得到服务，在家庭沐浴时排在第一位，并点头接受家人深深的鞠躬。在日本有一个很流行的谜语，可以翻译成我们的话：“为什么一个儿子想给父母提供建议，就好比一个和尚想长头发？”（和尚有剃度的戒律。）答案是：“无论怎么想，他都做不到。”

各得其所不仅意味着辈分差异，而且意味着年龄的差异。当日本人想形容全然困惑时，他们会说某事物“不兄不弟的”，就像我们说某些事物既不是鱼又不是鸟那样，因为对日本人来说，身为兄长应该保持兄长的样子，就像鱼应该待在水里一样。长男就是继承人。在日本的旅居者们说：“在日本，长男很早就养成了责任感。”长男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父亲的特权。在古时，长男的弟弟有朝一日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他；而现在，尤其是在城镇和乡村里，长男将留在家里继承旧业，而他的弟弟也许会奋力发展，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更高的收入。不过等级制度的惯性依旧很强。

即使在当今的政治评论中，传统的兄长式特权也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得到了生动的阐述。1942年春天，日本一位陆军中佐代表作战办公室发言，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时说：“日本是那些国家的兄长，他们是日本的弟弟。必须让被占领土的民众了解这一事实。如果对那些民众过于体恤，可能让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的仁慈的倾向，这会对日本的统治产生有害的影响。”换言之，兄长要决定什么是对他的弟弟有利的，在执行时不应该表现出太多的体恤。

无论年龄大小，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其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日本妇女走在她们丈夫的身后，地位较低。有时甚至那些穿着美国服装的妇女也会走在男人前面进门，但当她们穿上和服的时候，她们会再次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当礼物、关爱和教育资金都分配给了兄弟们，身为女儿也必须尽己所能保持和睦。即使在为年轻女性设立高等学校时，规定的课程也充斥着礼仪和身体仪态的教学内容，而在严肃的智力方面的训练与男孩接受的教育不可相提并论。一位女子高校的校长主张为上流社会的女学生开设欧洲语言课程，他的建议基于这样一种期待：她们可以在帮丈夫的书掸灰之后，把书正面朝上放回书柜里。

尽管如此，与亚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日本妇女仍享有很大的自由，这不仅仅是西化产生的现象。日本妇女从来没有像中国上流社会的妇女那样缠足，如今的印度妇女对日本妇女可以进进出出、上街走来走去、从不遮遮掩掩也很惊叹。日本的妻子要带着家中的钱包为家庭采买物品。如果没有钱，她们就必须从家里挑出一些东西，带到当铺去。日本妇女要管理她的仆人，并在她孩子的婚姻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她成为婆婆后，她通常用严厉的手段来管理她的家内领地，就像她前半辈子从来没有唯唯诺诺过一样。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带来的特权是巨大的。但行使这些特权的人也是承担责任的人，而不是专横的独裁者。父亲或兄长都要对家庭负责，无论家庭成员是在世的、去世的还是未出生的。他们必须作出重大决定，并确保这些决定得到执行。然而，他的权威不是无条件的。人们期望他为家族的荣誉负责。他们不断提醒儿子或弟弟牢记这个家庭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财富，并激励他们肩负起荣誉。即使他是一位农民，他也会向祖先祈求贵族式的家族义务；如果他属于更高的阶层，那么他对家庭的责任也会越来越重。家庭的要求先于个人的要求。

在任何重要的事务中，不管所处阶层如何，所有家长都会召集家庭会议来讨论问题。例如，在订婚会议上，家庭成员从日本其他遥远的地方赶来。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因为家庭成员的不同性格，会涉及到很多不可估量的因素。弟弟或妻子也可能左右家庭的决定。家主如果不顾集体的意见行事，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当然，对于正在被决定命运的家庭成员而言，这些决定可能是极不受欢迎的。但是他的长辈们前半生都服从于家庭裁决，因此在要求后辈们服从自己这方面，他们是坚不可摧的。他们这种要求背后的制约力，完全不同于普鲁士在法律和习俗上给予父亲对妻儿的专制权。在日本，这种制约力不因为不是普鲁士式的就不那么严格，但效果是不同的。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是学习要尊重专制的权威，也没有养成轻易服从权威的习惯。服从家庭的意志，是以一种最高价值的名义提出的，无论这种最高价值的要求多么苛刻，它都与所有人息息相关。这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提出的要求。

每一个日本人一开始都在家庭的怀抱中学到等级制度的习俗，他学到的东西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他认识到，要对那些适得其位并高于自己的人给予一切尊重，无论那些人是否是群体中真正的主导者。即使是被妻子支配的丈夫，或是被弟弟支配的哥哥，他们也同样受到正式的尊重。特权的正式界限，不会因为别人在背后的行为而被打破。表面形式不会顺应实际支配关系而改变，它仍然是不可侵犯的。伪装于正式身份背后来行事，甚至有一定的战术优势，其中一个优势就是不那么容易被攻击。日本人也从他们的家庭生活经验中认知到，来自家庭的决定最具分量，因为它关乎维持家族荣誉。这项决策并不是某个碰巧当上家长的暴君心血来潮的铁腕法令。家长更像是一个物质和精神财产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并且要求他们所有人的个人意志服从于它的需求。日本人反对使用武力威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不服从家庭的要求，也没有因此而对那些有地位的人不那么极尽敬重。尽管家族中的长辈很少有机会成为强大的独裁者，但家族中的等级制度依然得以维持。

当美国人带着与日本人不同的人际交往标准阅读上述文字，这种对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粗浅的陈述，并不能让他们正确理解日本家庭中牢固的的情感纽带。日本家庭凝聚力很强，其原因就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同时，在试图了解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等更广泛领域中的等级制度要求时，了解这种习惯怎样在家庭的怀抱中被灌输很重要。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阶层间的等级习俗与家庭中的一样突出。在整个民族史当中，日本一直是一个盛行世袭阶层的社会。一个有着数百年等级制度习惯的国家，具有某些最重要的优势和劣势。在日本，等级制度在整个有文字记述的历史当中一直是生活的准则。甚至在7世纪，日本已经着手改变从没有相同的等级制的中国那里学来的生活方式，使其顺应自身的等级文化。在公元7世纪、8世纪，日本天皇及皇室定下了“强大日本”的任务，令使节向中国学习更高水平的文明。中国文明让使节们赞叹不已，并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马上行动了起来。在此之前，日本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在公元7世纪，日本借鉴了中国表意文字，利用这些文字书写完全不同的语言。日本曾有一个宗教，认为有四十万神祇守护着日本的山岳村郭，并福佑着民众。这种民间宗教不断迁延至今，成为现代的神道。在公元7世纪，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吸收借鉴了佛教，将其视为一种“护佑国家的至善宗教”。在这以前，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都不能拥有规模性的永久建筑。日本天皇仿照中国的京城新修建了奈良城；又同样遵照中国的式样，修建了宏伟的寺庙僧院。天皇还根据使节对中国的叙述，学习了官阶、品级和律法制度。在全世界的历史当中，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可以如此有计划性而且成功引进外国文明的主权国家。

然而，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的无等级社会组织。日本采用的“官阶”，在中国授与通过了国家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在日本却授与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它们成为了日本等级制度的一部分。日本被割据成多块有主权的藩国，这些藩国的领主经常嫉妒对方的权势，而许多重要的社会习俗都源于当时那些领主、家臣和侍从的特权。无论日本如何刻苦地从中国引进文明，它都无法用任何其他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行政官僚制度，或将各行各业的人凝聚于一个大家庭的宗族制，来取代自己的等级制度，而且也没有采纳中国的世俗皇帝观念。在日语中，皇室被称作“居于云端之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成为皇帝。日本从来未像中国那样有过朝代更迭。天皇是不可侵犯的，他这个人便是神圣。将中国文化引进日本的天皇及其朝廷，无疑对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习俗难以设想，也猜不到他们在进行怎样的变更。

因此，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文化，但这种新的文明，只是为其后几个世纪世袭领主和家臣争夺统治权的冲突铺平了道路。在8世纪末期，贵族藤原家族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将皇帝排挤到幕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藤原氏的统治地位受到封建领主的质疑，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其间著名的源赖朝力压群雄，以幕府将军这个字面意思为“讨夷元帅”的古老军事头衔，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只要源赖朝的后代能够压制其他封建领主，源氏就可以世袭下去，这在日本很常见。皇帝成了一个傀儡。他的价值在于，幕府将军仍然靠他来进行仪式性的封赐。他没有行政权。掌握实权的是幕府，它试图通过武力来控制那些不归顺的藩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也就是“武士”。武士们配有刀，在战乱的年代，他们永远准备着为主人从敌对的大名或将军那里争夺“合适位置”。

在16世纪，内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之患。经过几十年的混乱，著名的德川家康战胜了所有对手，并在1603年成为德川幕府的第一任将军。德川幕府的统治维持了两个半世纪，直到1868年才结束，当时处于近代初期，天皇、幕府“双重统治”制度被废除。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这个漫长的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代之一。在这一时代结束之前，德川幕府一直维持着日本的武装和平；直到最后一代，它还有效地推行了服务于德川幕府的中央集权制度。

德川家康曾经面临最为严峻的困境，但他没有选择简单的解决方式。当时，一些最强大的领主在内战中一直与他作对，直到惨败之后才向他归顺。这些便是所谓的“外样大名”。德川家康保留了这些领主对他们原来藩国和武士的控制权，事实上，日本所有的封建领主都保留了自己藩国内的最大自治权。然而，德川家康把外样大名排除在担任德川幕府家臣和一切重要职位的荣誉之外。这些重要的职位是留给“谱代大名”的，谱代大名是德川家康在内战中的支持者。为了维持这一艰难的政权，德川幕府采取了一种策略，即防止封建领主大名发展壮大，防止他们之间任何可能威胁到幕府将军统治权的合并。德川幕府不仅没有废除封建制度，而且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维护德川幕府的统治地位，还试图加强封建制度，使之更加僵化。

日本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每个人的地位都是通过世袭制来确定的。德川幕府巩固了这一制度，规范了每个阶层的日常行为细节。每个家庭的家长都必须在家宅门口张贴出自己所处阶层和世袭身份的必要情况。人们可以穿着的服饰、可以购买的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屋，都是按照这个世系等级来管理的。日本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有四个等级：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在这些人之下还有贱民。这些贱民中最为众多且为人熟知的是“秽多”，他们是从事禁忌行业的工人。他们有的是拾荒者，有的负责埋葬被处决的人，有的负责剥死兽的皮并鞣制。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甚至根本不被当成人，因为就算是穿过他们村庄的路都不会被计入总里程，就好像这个地区的土地和居民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些人穷得要命，虽然他们从业得到了保障，但他们不被纳入正式的社会组织。

商人阶层仅仅排在贱民之上。不管在美国人看来这有多奇怪，这在封建社会都是确确实实的。商人阶层总是对封建主义具有破坏性。在商人受到尊重、商业繁荣时，封建主义就会衰落。在17世纪，德川幕府以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有过的严厉法律宣布日本闭关锁国，他们铲除了商人的立足之本。日本的海外贸易曾遍布中韩两国沿海地区，必然使商人阶层有所发展。而德川幕府阻止了这一切。建造或操纵任何超过一定尺寸的船只，都会被定为死罪。符合法规的小船不能横渡到欧洲大陆，也不能运载大量的货物。当时，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每个藩国的边境都设置了关卡，并严格规定禁止货物进出。还有一些其他法律则用于强调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奢侈取缔法》规定了商人可以穿戴的服饰、可以携带的雨伞、可以为婚礼或葬礼花费的金额。商人们不能住在武士所居地区。法律不保护商人免受特权阶层——武士的刀的凌辱。德川幕府贬抑商人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必然失败，而当时的日本正靠货币经济运转。不过德川家族依旧企图倒行逆施。

可以与稳定的封建主义相适应的两个阶层是武士和农民，德川幕府使其阶层固化。在德川家康最终结束的内战之前，著名将领丰臣秀吉已经通过其著名的“缴刀令”实现了对这两个阶层的分割。丰臣秀吉解除了农民的武装，赋予武士佩刀的权利。一旦成为武士，就不再是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是最底层的武士也不能再合法地成为生产者，而是成为寄生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负责将这些贡米按份额分配给每个武士。

毫无疑问，武士们必须要找到生存的依靠，武士完全仰赖他的主人。在日本历史的早期，藩国间的战争几乎没有止息，封建大名和他的武士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联系变成了经济联系。因为日本武士家臣不像欧洲骑士那样，不是一个拥有自己土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拥有财富。日本武士是领取固定俸禄的人，而他的俸禄在德川幕府时代早期就随其家庭水平确定了，并不算丰厚。据日本学者估计，武士的平均俸禄整体上与农民的收入相当，当然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对武士的家庭而言，最不利的莫过于这一点微薄的俸禄还要分配给几个继承人。因此，武士会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但毕竟财富和排场决定了威望程度，这让武士们非常懊恼，因此他们推崇“节俭是最高的美德”的信条。

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这其他三个阶层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者是“庶民”，而武士不是。武士所佩的刀是他们的特权和阶层的标志，并不仅仅是装饰品。他们有权把刀挥向老百姓。这是在德川时代前就有的传统。德川家康颁布的法律只是认可了这一旧习俗，法令称：“对武士无礼或不尊重上级的普通百姓，可以当场被斩杀。”在德川家康的规划中，根本没有考虑让庶民和武士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政策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两个阶层都追随大名，受大名直接统领。这两个阶层处在不同的“阶梯”中，每个阶梯从上到下都有一套法律、规则、约束和互相之间的义务。两个“阶梯”中的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这两个分离的阶层必然会被一次又一次迫于形势架起连接的桥梁，但这种情况毕竟不是这套体系的本质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家臣不仅仅是舞刀弄剑的人。他们日渐成为他们的大名的管家，负责管理财产，并精通艺术，如成为古典戏剧和茶道方面的专家。一切文书工作也都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大名的谋略也要通过他们熟练手段来实现。二百年的和平时期很漫长，如果只靠舞刀弄剑，就有其局限性。正如商人阶层不顾等级制度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使自身在追求高雅、艺术和愉悦的领域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武士虽然佩刀，却也发展了和平的艺术。

而农民，尽管他们在法律上对武士毫无抵抗之力，而且被征收重税，被施加了种种限制，但他们的生活仍有一定的保障。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保护。在日本，拥有土地便可享有威望。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土地转让被永久禁止，这项法律是对个体农民的保障，而不是像欧洲封建主义那样保障封建领主。一位农民非常珍视自己拥有的这种永久性的权利，而且他们像他们的后代现在耕种稻田那样，以同样的勤勉和无微不至的细心耕耘他的土地。然而，他们像阿特拉斯一样，支撑着约200万人的整个上层寄生阶层，包括提供将军幕府、大名的机构和武士家臣的俸禄。他们被征收实物税，也就是说，需要向大名交付一定比例的农作物。在另一个水稻大国暹罗，传统税率是10%，而在日本德川幕府则是40%。但实际情况比这还要高。在一些藩国，这一比例高达80%。而且经常有强征的徭役，这压榨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因此像武士一样，农民会限制他们的家庭规模。在德川幕府的几个世纪里，整个日本的人口几乎保持不变。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人口数量的停滞的充分说明了这个政权的统治状况。无论是对靠税收供养的的家臣还是对生产阶层，这种政策的管制都是斯巴达式的。但具体的上下级之间，一定程度上依赖这种政策。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义务、特权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侵犯，最贫穷的人也可能会抗议。

即使是在最贫困的情况下，农民也不仅会向封建领主，还会向幕府当局发难。在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时代，至少发生过上千次这样的起义。这些起义不是由“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引起的，都是对额外征税的抗议。当无法忍受苛政时，农民可以大举游行反对他们的领主，但是请愿和裁决的程序是有秩序的。农民们会起草要求匡正政策的正式请愿书，交给大名的管家。如果这封请愿书被拦截，或大名没有理会他们的抗议，他们会派代表进京向幕府呈交诉状。在一些著名的案例中，农民们只有在某个高官的车马行于京城街头时，把诉状投进官员的轿子里，才能确保状子成功送达。但是，不管农民在递交诉状时冒了多大的风险，幕府当局收到诉状后就会展开调查，判决多半对农民有利。

不过，日本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并不满足于幕府为农民判决他们的申诉。农民们的抱怨也许是客观的，也许国家应该尊重他们，但是农民领袖违反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不管判决做出怎样对农民有利的决定，农民领袖们都违反了“效忠”这一基本原则，这一点不容忽视。因此，他们会被判处死刑。他们的正义与这件事无关。农民们也接受了这种必然。被判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行刑现场，农民领袖们在刑场上或被油烹，或被斩首，或被钉于刑架，但在行刑现场，群众并不会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之后，农民们可能会为死者建造神祠，并将其视为烈士，但他们会接受处决的结果，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命令的一部分。

简单来说，德川幕府试图巩固每个藩国内部的等级结构，使所有阶层都依附于封建领主。在每个藩国，大名都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立于制高点，他可以对自己的从属行使他的特权。幕府将军统治的重点就是控制大名，他以各种方式阻挠他们结盟或谋反。藩国的边界驻有管理通关事务和证件的官员，严格监管“出女入铁炮”，以免任何大名试图送走自己的女眷或走私武器。没有幕府将军的允许，大名与大名之间不能缔结婚姻，以免他们结成对将军有危害的政治联盟。藩国之间的贸易也受到阻碍，甚至到了禁止桥梁通行的程度。将军也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耳目了解大名的财政状况，如果藩国金库充盈，将军会要求大名承担需要消耗巨资的公共工程，把他的经济水平重新拉低。其中最著名的规定是，大名每年有一半的时间要住在京城，即使他回到自己藩国的居所居住，也不得不把妻子质留在江户（东京）。在所有这些方面，幕府当局会都确保自己占上风，强化了自身在等级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当然，幕府将军并不是等级制度这座拱门的拱心石，因为他是被天皇任命的。天皇及其皇室世袭贵族（公卿）被软禁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财政资源甚至比不上那些小的大名，宫廷的仪式也受到幕府规章的严格限制。然而，即便是最强大的德川幕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废除天皇加实际掌权者的双重统治模式。这种模式在日本并不罕见。自12世纪以来，（幕府）将军一直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职能的划分已经十分彻底，以至于变成傀儡天皇向世俗的领袖授予实权，领袖委托其世袭顾问来轮流行使权力。原本的权力总是被一次又一次下放。即使在德川政权末期毫无希望的时候，佩里上将也没有料想到将军背后有天皇的存在，我们的第一位驻日特使汤森·哈里斯在1858年与日本谈判第一个商贸条约时，才不得不亲自发现这里还有个天皇。

事实上，日本对天皇的这种态度，在太平洋诸岛一带一再被发现。他是神圣的首领，可以参加行政管理，也可以不参加。在太平洋岛屿上，一些首领掌握实权，一些则授权给他人。但无论情况如何，首领本人始终是神圣的。在新西兰的部落中，首领的神圣不可侵犯，以至于到了不能亲自进食的程度，甚至连喂食他的勺子都不允许碰触他的圣齿。他出门时必须被人抬着，因为被他的圣足踏过的的任何土地都会自动变得无比神圣，必须纳入首领的管辖范畴。他的头颅尤其神圣，任何人都不能碰。他的话语可以传达给部落的神明。在萨摩藩、汤加等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神圣的首领不会自降身份涉足世俗生活，世俗的首领履行所有行政职责。18世纪末，詹姆斯·威尔逊造访东太平洋汤加岛后写道，汤加政府“与日本政府最为相似，在日本，神圣的天皇陛下对将军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囚犯”。汤加的神圣领袖不涉足政务，但要主持宗教仪典。他要被敬奉果园中摘下的第一颗果实，并主持一种仪式，之后别人才能食用其他果实。神圣首领去世后，悼词会使用“天国空了”一类的词语，他会在庄重的仪式里被葬入宏伟的陵墓，尽管他完全不涉足行政。

天皇即便在政治上无能，而且“对将军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囚犯”，但按照日本人的定义，他在等级制度中也占据了“合适的位置”。对他们来说，不能用积极参与世俗事务与来衡量天皇的地位。在讨夷元帅统治的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始终被日本人珍视。只是在西方的视角看来，天皇的职能是多余的。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在方方面面都习惯严格定义等级角色。

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中，下至贱民到上至天皇的等级制度极端明晰，这给现代日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毕竟，封建制度在七十五年前才合法结束，民族习惯是不会在一代人的身上消失的。日本近代政治家们也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我们将在下一章了解到，尽管他们的国家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他们仍要保留大量的制度。日本比所有其他主权国家都更习惯于这样一个世界，一个行为的细枝末节都会被规定好、地位也会被明确分配的世界。在靠铁腕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这两个世纪里，日本人已经学会将这种规划严密的等级制度认知为安全和保障。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的范围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就可以信任自己的世界。土匪活动被镇压了，大名之间的内战也得以避免。如果臣民能够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像被剥削的农民那样向上申诉。这种做法对个人来说有一定风险，但仍得到认可。德川将军中的最贤德者甚至会设置投诉箱，任何公民都可以把自己的的申诉投进去，只有将军自己有钥匙。一种行为如果有违现行的准则，就会被纠正，这在日本真正得以保证。人们相信行为规范，只有当他遵循规范时，他才是安全的。人们通过遵循规范来显示出自己的勇气、正直，而不是通过修改或推翻规范。在人们看来，被规定的范围内，是一个熟知的、可靠的世界。它的规则不像抽象的摩西十诫，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微小细节都有说明，例如武士或庶民应该做什么、哪些行为对兄长或弟弟是合宜的。

在这一制度下，日本人并没有像一些其他强权等级制度下的国家那样，成为一个温和恭顺的民族。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制度对每一个阶层都给予了某些保障。即使是贱民也被保障垄断他们的特殊行业，他们的自治组织得到当局的认可。每个阶层都有很大的限制，但也井然有序并且安全。

日本的等级制度不像印度的那样，而是还有一定的灵活性。日本的风俗习惯为这一体系提供明确的操作空间，不用施加暴力去对抗公认的常规。人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改变自身的等级地位。当高利贷主和商人在日本货币经济下顺其自然地富起来之后，他们会利用各种传统手段向上层阶层渗透。他们通过典押和出租成为“地主”。农民的土地的确是不可转让的，但日本的地租过高，把农民留在土地上有利可图。高利贷主在某块土地上定居并收取租金，在日本，这种土地的“所有权”会给他们带来威望和利益。他们的后代与武士阶层通婚，他们就成了上层阶层的人物。

等级制度还有另一种传统的操作空间，就是收养习俗。它提供了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方式。当商人阶层不顾德川幕府的种种限制，变得更加富有时，他们会设法将自己的儿子过继到武士家庭。在日本，很少有人领养儿子，他们一般为女儿招赘女婿。入赘的女婿被称为“婿养子”，成为岳父的继承人。婿养子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因为他要从他自己的家庭户籍中抹除的自己的名字，进入他妻子的家庭。他以妻子的姓氏和岳母一起生活。虽然代价极高，但优势也极大。因为富商的后代变成了武士，而贫穷的武士家庭则与财富结盟。这种行为没有用暴力对抗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没有被破坏，但通过这种操作手段，可以为富人提供上层阶层的地位。

因此，日本没有规定各个阶层只能内部通婚。不同阶层之间一贯是公认允许通婚的。由此衍生的富商向下层武士阶层渗透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西欧和日本之间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封建主义在欧洲瓦解，是迫于日益崛起壮大的中产阶层的压力，而这一阶层在现代工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在日本，没有出现如此强大的中产阶层。商人和高利贷主通过一种被许可的方式“购买”了上层阶层的地位。商人和下层武士成了同盟。在两种文明都面临封建主义死亡的阵痛之时，日本对阶层流动的认可程度超过了欧洲大陆，这是一件奇怪而令人惊讶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比贵族和资产阶层之间没有任何阶层战争的迹象更令人信服了。

人们很容易把原因指向这两个阶层在日本的共同目标是互利互惠的，但他们在法国也是互利互惠的，在西欧也有个别的相同情况。但在欧洲，阶层僵化很严重，阶层冲突导致法国贵族的利益被剥夺。在日本，这两个阶层走得更近。正是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等武士的联盟推翻了没落的幕府。近代日本保留了贵族制度。如果日本不认可的阶层流动的手段，这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说日本人喜欢并信任他们一丝不苟的行为模式，那他们必然有一定的理由。只人们要遵守规则，这种制度就会保证人们安全，它允许对未经许可的侵犯行为提出抗议，可以通过操纵它为自己获利。这种制度要求人们履行对彼此的义务。19世纪上半叶，当德川幕府垮台时，举国没有一个团体赞成废除等级制度。这里没有法国大革命，甚至没有一次“1848 ”。然而，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从庶民到将军，每个阶层都欠高利贷主和商人的债。寄生阶层的庞大人口和官方的日常开支规模都已经超出负荷了。大名由于经济拮据，无法支付他们的武士家臣的固定俸禄，整个封建关系网成了一个笑话。他们试图提高农民本就已经繁重的赋税来维持生计。但这些赋税都是提前几年征集的，农民们已经极度穷困。幕府将军也破产了，无法维持现状。1853年，当佩里上将率兵到来时，日本国内已经陷入可怕的困境。佩里上将强行入境后，日本于1858年与美国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日本已经无力拒绝。

然而，从日本传来的呼声却是“一新”，即“回溯过往，重现荣光”。这与革命相反，甚至是在倒退。与“尊王”的呼声同时出现的还有同样流行的“攘夷”。这个国家举国赞成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少数看透这条路行不通的领导人因为极力反对而被暗杀。日本这个非革命式的国家，似乎绝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路线以符合任何的西方模式，更不可能在五十年后以自己的理由与西方国家竞争。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了。日本利用自己的优势，而非西方的优势，实现了一个权贵阶层和和一般民意都未曾料想到的目标。18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在水晶球里看到未来，他们都不会相信，地平线上似乎没有哪怕巴掌大的一点阴云，昭示接下来席卷日本几十年的狂风暴雨。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落后且等级森严的日本，其民众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坚持了下去。 EZ/CdDvDle/bPuft2lPWLTpOQcrzNAfKVZJz2K443DmonWuFmdufwQSCjLb0R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