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种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在所有西方国家，这些正统观念不管具体差异如何，本质都是相同的。让人们全力以赴战斗时有某些号召，面临一些局部的战败时有某些保障形式，死亡人数占投降人数的比例有某些规律，以及战俘的某些行为准则，这些在西方国家间的战争中是可以预见的，只是因为这些国家共同沐浴于同一种伟大的文化中，其中甚至包括战争。

日本人游离于西方战争惯例之外的一切行为方式，可以作为研究他们对生命和人所肩负的所有责任的资料。要系统地研究日本的文化和行为，他们在军事意义上是否偏离我们的正统观念并不重要；不过其中任何一点也都可能很重要，因为这提出了关于日本人性格的问题，而我们需要答案。

日本为自己的战争合理性辩护的前提恰恰与美国相反，它对国际形势的定义与美国不同。美国向轴心国发动了进攻。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行为，不义地危害了国际和平。无论是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在波兰篡夺政权，都证明轴心国走上了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道路。他们违反了一项国际准则，即“生存和允许他人生存”，或至少是为自由企业“敞开大门”。日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战争的起因。它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有绝对的主权，整个世界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有必要为建立世界的等级制度而斗争，当然这种斗争要在日本的领导下，因为唯独它代表了自上到下等级森严的国家，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它在自己的祖国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立了公路、电力系统和钢铁工业。它的官方数据称，99.5%的新生代在公立学校得到了教育。按照日本的等级制度，应该把它“落后的弟弟”中国培养起来。它与大东亚同属一个种族，它首先应该把美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清除出去，之后是英国和俄罗斯，并使它们“各得其所”。所有国家都处于同一个世界中，应该固定在一个国际等级体系里。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这种对等级制度的高度重视在日本文化中的意义。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它创造的一份很恰当的美好幻想。不幸的是，它所侵占的国家并不这么认为。然而，即使战败也不能让它从道义上否定了它的“大东亚共荣”理想，甚至连它那些最不沙文主义的战俘，也很少抨击日本在欧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图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必然会保持这些与生俱来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信心。这对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理念，但我们仍然有必要了解日本的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在这种制度中发掘出了怎样的优势。

日本同样把自己胜利的希望放在与美国的观念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它叫嚣着它将获得胜利，用精神意志去碾压物质。美国是一个大国，它军备一流，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人说，所有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而且并不重要。日本民众在他们的主流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如果我们害怕这些数据，战争就不会开始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由这场战争创造的。”

即使在它获胜的时候，它的政治家、最高统帅部和士兵们也一再强调，这不是军备竞赛，而是我们对物质的信念与日本人对精神的信念之间的对立。而当我们获胜时，他们仍一再强调，在这样的竞争中，物质力量必然会失败。毫无疑问，这一信念成为了日本在塞班岛和硫磺岛战败时省事的托辞，虽然它并不是专门作为战败托辞而树立的。在日本接连数月的胜利中，这种信念是冲锋的号角。甚至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它在日本就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口号了。在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前陆军大臣荒木将军，在一本叫《告全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布皇道直至四海的尽头”，并称“力之不足无须惧，何故忧心于物质”。

当然，就像其他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确实忧心。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武器装备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天文数字的速度增长。至他们袭击珍珠港时，几乎一半的国民收入用于陆军和海军支出；而在政府的总支出中，所有行政相关方面的支出只有17%。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并不是他们毫不在意物质军备，而是他们认为，船舰和枪支只是他们“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体现。它们是一种象征，就像武士的刀是其美德的象征一样。

日本在重视物质以外的资源方面始终如一，就像美国致力于物质方面的强大一样。日本不得不像美国一样展开全面生产运动，但它的运动是建立在它自己的逻辑前提下的。它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不磨灭的；物质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们处于从属地位，而且会逐渐消亡。日本的广播电视台叫嚣着：“物质资源是有限的，物质的东西不可能持续千年，这是有道理的！”这种对精神力量的依赖，也被切实应用到了战场上。他们在战争中使用了一种口号，但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不是为这场战争量身定做的：“用我们的训练量对抗他们的物质数量，用我们的肉体对抗他们的钢铁。”他们的战争手册以加粗的字体这样开头：“阅读这本册子，我们就将走向胜利。”册子中提到，他们的飞行员驾驶他们的小型战机自杀性地撞击我们的战舰，这是精神优于物质的无与伦比的验证。他们把这些人命名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13世纪驱散并倾覆成吉思汗大军的运输船的风暴，曾将拯救日本于侵略之中。

即使是对平民层面，日本当局也推行“精神决定物质条件”的理念。工厂里十二小时的工作和彻夜的轰炸是否让民众疲倦不堪？“身体越是沉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就越是高昂。”“越是疲倦，我们的训练就越有成效。”冬天躲在防空洞里的老百姓会感到寒冷吗？日本大日本体育协会在广播中指示，做保暖健美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施和床上用品，还能很好地代替维持人们正常体力所需的、已经匮乏的食物。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在目前食物短缺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想着去做健美操。不！食物越是短缺，我们就越需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多的体力消耗来增强体力。美国人衡量一个人的身体能量，总是根据昨晚是睡了八小时还是五小时、是否合理进食、是否感冒来判断他应有多少体能。而我们此时面对的，是一种不依赖能量储存的计算方式。他们认为那只是唯物主义的看法。

日本的广播在战争期间做得更夸张。在战争中，精神甚至超越了死亡的物理事实。有一则广播描述了一位英雄飞行员和他克服死亡的奇迹。一次空战结束后，日军飞机以三四个小编队的形式返回基地。一名大尉在首批返航的飞机上。从飞机上下来后，他站在地面，用望远镜凝视天空，在他的士兵返回的过程中清点人数，他脸色苍白，但十分镇定。最后一架飞机回来之后，他写了一份报告，并向总部走去。他在总部向指挥官作了报告。然而，他一报告完，就突然仆倒在地。现场的官兵纷纷出手救援，可惜的是他已经死亡。在尸检中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很冷了，他的胸口有一处枪伤。刚刚死去的人不可能是凉的，然而大尉的尸体还是像冰一样冷。大尉必然早早就已经死去，是他的“精神”作完了报告。一定是因为死去的大尉具有严谨的责任感，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神奇的事实。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离谱的故事，但经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并没有嘲笑这则广播。他们确信这对日本听众来说不是无稽之谈。首先，他们指出，大尉的壮举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但是为什么这就不可能呢？灵魂是可以修行的，显然大尉是一名自我修行的典范。在全日本无人不知“沉着的精神可以延续千年”的情况下，难道在一名将“责任”视为毕生准则的空军大尉身上，这种精神就不能延续几个小时吗？日本人相信有技巧的修行可以让人的精神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这名大尉已经学到了这种精神，并从中获益。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看作是一个贫瘠国家的自我安慰，或是一个受蒙蔽者的幼稚做法。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在战争中或和平时期和他们打交道的能力就会愈加低下。他们的信念已经通过某些禁忌、排斥，以及某种方式的训练和纪律，灌输到日本人心中，这些信念不仅仅是彼此孤立的怪事。只有当美国人了解了他们后，我们才能明白，他们在失败后承认精神力量是不够的、以“竹矛”保卫阵地是一种幻想是什么意思。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赞赏他们承认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而美国人在战争中和工厂里的精神能够与之相匹敌。正如他们战败后所言，在战争中，他们靠主观行事。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不仅是关于等级制度的或精神至上理念的——对一名比较文化的学者来说具有启示性。他们总是说安全和士气都可以提前准备。无论发生什么灾难，不管是平民遭受轰炸，还是塞班岛失利，或是他们未能守住菲律宾，日本向其民众呈现的态度是：这在预料之中，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的广播竭尽全力，很明显是想让日本民众放心，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完全可以预知的世界。“美军对基斯卡岛的占领，使日本进入美国轰炸机的射程。但是，我们对这种偶然的状况了如指掌，已经作了必要的准备。”“敌军一定会采取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方式来进攻我们，不过我们已经在计划中考虑到了这一点。”日本的战俘，甚至那些从一开始就希望日本在这场无望的战争中失败的士兵，他们都十分确定，轰炸并不会打击后方民众的信念，“因为他们早有预见”。美国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商协会副主席在广播中说：“敌人的飞机终于从我们的头顶上方飞过。不过我们这些从事飞机制造业的人一直期待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应对该情况的充分准备。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假定一切都是事先预知的，一切都在计划之内，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也就是一切都是由他们自己主动决定的，没有人向他们强加任何东西——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受到了被动的攻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诱敌深入。与其说“该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我们期待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乐于其发生”。海军大臣在国会中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著名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训：“有两种机会：一种是我们偶然发现的，另一种是我们主动创造的。在陷入绝境之时，人一定要为自己创造机会。”在美军进攻马尼拉时，广播中称，山下将军“带着灿烂的微笑”说：“现在敌人在我们的怀抱之中……”“敌人登陆仁牙因湾不久之后，马尼拉迅速沦陷，这是山本将军的战术和计划的结果。山本将军的行动正在不断取得进展。”换言之，没有什么比失败更成功的了。

美国人则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和日本人一样远。美国人投身于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出于被迫。我们遭受了攻击，所以要震慑敌人。在谈到珍珠港或巴丹半岛时，没有一位发言人在计划如何安抚美国普通民众时会说，我们在预计中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官员说，既然这是敌人的诉求，那就让我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美国人将他们全部的生活调整到能适应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的状态，并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日本人的安全感则建立于一种事先计划和规划好的生活方式上，他们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不可预见。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的另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揭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总是在说“全世界的眼睛”是如何“聚焦他们”的，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展现日本的精神。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本对军队的命令是，现在他们受到“全世界”的直接审视，因此应该展示出他们的本色。日本的海员被告诫，如果他们被鱼雷击沉并受命弃船，他们应该以最得体的姿态来操纵救生艇，否则“全世界都会笑话你，美国人会把你拍成电影在纽约播映”。这关系到世界对他们的评价。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注，也是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之中的。

有关日本人的态度问题，最著名的是关于天皇陛下的。天皇对其臣民的统治力如何？美国一些权威人士指出，贯穿日本七个世纪的整个封建时代，天皇都是一个模糊的傀儡角色。每个日本人最直接的忠诚都归属于他的主人——大名；在此之外，还要归属于军事统帅——幕府将军。对天皇的忠诚几乎不是什么问题。天皇被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宫廷里，宫廷的仪式和活动，受到幕府将军制定的条例的严格限制。即使是伟大的封建领主，向天皇致敬也形同背叛。对日本民众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这些美国人士坚持认为，只能通过历史来理解日本：一个在日本人鲜活的记忆中刚刚走出“默默无闻”状态的天皇，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真正的凝聚点呢？他们说，那些反复重申天皇对臣民的不朽统治的日本发言人，是在言过其实，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点的薄弱。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战争期间应该持小心谨慎和天皇打交道的政策。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日本最近才炮制出来的这一邪恶元首概念，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正是日本现代民族主义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破坏和挑战天皇的神圣性，敌国的整个结构就会土崩瓦解。

许多了解日本、看前线和日本本土报道、有一定才干的美国人，对此持相反的观点。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比对天皇的言语轻蔑和赤裸裸的攻击更能刺中日本民众的痛处，并鼓舞他们的士气了。这些人认为，在日本人看来，我们攻击天皇的行为并不等于攻击军国主义。他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些年里，当时“待—谋库—拉—塞”是一句伟大的口号，军国主义失去信誉，以至于军人在走上东京街头之前要谨慎地改换为便服，但在那时，人们对天皇的崇敬同样强烈。那些在日本长久居住过的人坚持认为，日本人对日本帝国的元首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式的崇敬没有可比性，后者是纳粹党命运的晴雨表，与法西斯谋划的所有罪恶息息相关。

日本战俘的证词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与西方士兵不同的是，这些战俘并没有被教过在被抓获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反应，明显都不是被规范好了的。这种思想灌输上的失败，当然是由于日本的不投降政策。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方面才得到补救，而且甚至那时也只在某些军队或地方单位有所改善。战俘的证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们代表了日军中的各种不同观念。他们并非是因士气低落而投降的部队，因而不是非典型的。他们除了少数人以外都受伤了，而且失去知觉的士兵在被俘时无法抵抗。

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结于天皇。他们“奉行天皇的旨意”，让天皇放心，“在天皇的命令下赴死”。“天皇引领民众参战，服从是我的职责。”但是，那些抗拒当前战争和日本未来的侵略计划的人，同样把自己的和平主张归结于天皇。天皇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厌战的人说他是“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认为他“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反对战争”。“他被东条英机蒙骗了。”“在满洲事变之前，他曾表明对军队的反对。”“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未经天皇应允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他的民众卷入战争。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遭受了多么恶劣的待遇。”德国战俘说不像这么说，他们尽管抱怨希特勒被其将军或最高统帅背叛了，但仍把战争和战争准备归咎于希特勒，认为希特勒是煽动战争的人。这位日本战俘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对皇室的崇敬和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政策是分开看待的。

可是，在他们看来，天皇与日本又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的国民象征，是他们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假使日本输掉了战争，天皇也不会被指责为导致战败的罪魁祸首。“民众不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如果战败，将由内阁和军事统帅承担责任，而不是由天皇承担。”“即使日本在战争中失败，十成十的日本人仍会尊崇天皇。”

所有这些认为天皇不受批评的一致性观点，在美国人看来都是虚假的，美国人习惯于不让任何人免于怀疑的审视和批评。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使是在战败的情况下，日本方面的声音也是这样。那些对审讯犯人经验丰富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记录上都写一句“拒绝发表反对天皇的言论”，因为所有的战俘都是这么做的，甚至包括那些与盟军合作、为我们向日军发布广播的战俘。在收集到的所有战俘笔录中，只有三个人，甚至只是轻微地表达了对天皇的反对。只有一人说：“保留天皇的皇位是个错误。”第二个人说天皇是个“意志薄弱之人，只不过是个傀儡”。第三个人只是假设天皇可能会为其子而退位，如果废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妇女们将有希望获得她们羡慕的美国妇女的自由。

因此，日军的将领们在分发“从天皇那里领到”的香烟时，或在天皇的诞辰时，会率领部队向东方三鞠躬，高呼“万岁”；当他们从早到晚与全军一起吟诵“尽管日夜遭受轰炸”等语，也就是天皇亲自向军队颁布的《军人敕谕》中所说的“圣谕”时，“吟诵的声音在森林中回荡”。军国主义者尽可能用各种方式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部下“实现天皇之愿景”，“除尽天皇之所忧”，“展示你们对天皇之仁爱的敬重”，“为天皇赴死”。但这种对天皇意志的服从可能是具有两面性的。正如很多战俘所言：“如果天皇下令，日本人将毫不犹豫地战斗，即使武器只有竹竿；而如果是天皇下令，他们也会很快停止战斗。”“假如天皇发布这样的命令，全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是在满洲的关东军——最好战的沙文主义者——也会放下武器。”“只有他的话才能使日本民众接受失败，并为重新建设国家而活下去。”

这种对天皇无条件、无限制的忠诚，明显与他们对所有其他人以及团体的批判对比强烈。无论是在日本的报刊、杂志上，还是在他们战俘的证词中，都有对政府和军方统帅的批评。战俘有谴责他们的地方指挥官的自由，特别是那些没有和士兵们同甘共苦之人。他们尤其指责那些留下他们的部队去战斗，自己乘飞机撤离的人。他们常常赞美一些军官，痛斥另一些军官。并无迹象表明他们缺乏分辨日本诸事好坏的能力。甚至在日本本岛的报刊杂志也批评了“这个政府”，他们呼吁加强领导和协调，并指出他们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必要的东西。他们甚至批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一则刊登于东京某报纸的关于媒体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的领导的会谈纪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发言人说：“我认为有多种方式可以唤起日本民众的热情，但最重要的还是言论自由。近年中，老百姓仍不能坦言自己的想法。他们始终担心，如果他们说了些什么，可能会受到指责。他们犹犹豫豫，并试图做好表面功夫，因此民心确实变得怯懦了。如此一来，我们永远也不能激发全体国民的力量。”对同一话题，另一位发言人进一步阐述道：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与各个选区的民众举行座谈会，向他们询问很多事情，但他们都因为害怕而不敢发言。他们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这当然不是激发他们战斗意志的恰当之道。民众受到所谓《战时刑事特别法》和《治安维持法》的严重制约，变得和封建时代一样胆小。因此，现在并没有激发出民众本应有的战斗力。

由此可见，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同样会有人抨击政府、最高统帅部门以及他们的直属上级。他们并不是毫无疑问地承认整个等级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这种抨击中，天皇被豁免于外。天皇近期才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豁免权呢？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怪癖，使天皇可以获得神圣的地位？日本战俘说，只要天皇下令，民众就会以“竹矛”决战到死；如果是天皇的命令，他们就会平和地接受战败和被占领。这些胡言乱语是为了误导我们，还是是真实的？

从他们反物质的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所有这些关于日本人在战争中行为的关键问题，都关系着日本本土和前线。还有一些其他的态度，必然与日本军队有更具体的联系。其中一项关于战斗部队的牺牲损耗。日本电台以一种震惊的态度描述了美国授与驻福尔摩沙特遣部队指挥官约翰 ·S·麦凯恩上将海军勋章一事，这与美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次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说约翰·S·麦凯恩指挥官击退了日军——尽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这样说，因为尼米兹的公报中宣称他们确实做到了。……麦凯恩上将被授予勋章的原因是，他成功挽救了两艘受损的美国军舰，并将其安全地护送会基地。这一点信息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是虚构的，而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并非在质疑麦凯恩上将挽救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我们想让大家了解的是一个荒谬的事实，即在美国，挽救受损军舰可以获得勋章。

美国人对一切的救援、一切的援助都感到亢奋。对“受损伤”的对象施以援手，这是一种英勇的行为，更是一种英雄的行为。日本人的勇气观否定这种拯救。就连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安装安全装置，也被他们斥为“懦弱”。报刊和电台一再关注这个问题。只有接受生命和死亡的危险才是美德，预防措施不值得一做。这种态度也表现在对待伤员和疟疾患者方面。这些士兵被视为损坏了的物品。也许是因为医疗服务根本不足以使战斗部队发挥合理效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供应困难加剧了医疗资源的匮乏，但这些不是全部原因。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还有，它的士兵被教导“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对病人的照顾是在阻碍英雄，这与轰炸机上的安全装置是一个道理。在平时的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受伤的人给予的仁慈远远超过对其他福利措施的关心。甚至在和平时期，这一点也经常受到一些欧洲游客的议论。这种观念对日本人而言当然是陌生的。无论如何，在战争期间，日军没有受过转移、急救烧伤伤员训练的救援队，没有前线、后方的医疗系统以及远离前线的疗养医院。它对医疗用品的关注度低得可怜。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住院病人直接被处死。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常常被迫从有医院的地方撤退。在有撤退机会的时候，并没有例行的撤离伤病员的规程；只有在“准备撤离”军营的时候，或者在敌人开始占领时才有行动。然后负责医疗事务的官员常会在他撤离前枪杀医院的伤病员，或伤病员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说日本人对待损伤对象的态度是他们对自己本国人态度的根本，那么他们对待美国战俘的态度也同等重要。按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对自己人和对战俘同样犯下了暴虐的罪行。菲律宾前首席军医哈罗德·格拉特利上校在福尔摩沙被关押三年后说：“美国战俘得到的医疗待遇比日本士兵的好。战俘营里的盟军医务人员能够照顾己方的士兵，而日本人却没有医生。有一段时间，他们日本人自己拥有的医生只有一个下士，后来升为中士了。”他一年只能见到日本军医一两次。

日本的这种牺牲损耗观念所能穷尽的最极端，便是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一支西方军队，如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却发现自己面临无望的境地，都会向敌人投降。他们仍然视自己为光荣的士兵，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被传报回他们的国家，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生存的消息。无论是身为军人、公民，还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是耻辱。但日本人对这种情况的定义不同。战斗至死对于荣誉至关重要。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用赤手空拳的方式对敌人发动大规模自杀式袭击。但是，他们不应该投降。日本士兵即使在受伤昏迷时被俘虏，也会“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来”；他很耻辱；对于他原先生活的世界来说，他已经“死”了。

这种行为当然有军队命令的原因，但显然没有在前线特别进行灌输的必要。在北缅战役中，军队完全遵从了这一准则，战俘与阵亡者的数量是142:17166，比例为1:120。而在战俘营里的这142人中，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他人都是在受伤和昏迷时被抓的；只有极少数人单独或三三两两地“投降”。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战俘与阵亡者的比例通常为4:1；当阵亡人数达到整个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军队一定会放弃抵抗。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是在霍兰迪亚，当时战俘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5，比北缅战役中的1:120已有了巨大的进步。

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那些沦为战俘的美国人，仅仅因为投降这一个举动就足够蒙羞。即使伤口、疟疾或痢疾并没有使他们被排除在“健全人”的范畴之外，他们仍是“损坏了的物品”。许多美国人曾描述过，美国人的笑声在战俘营里是多么危险，是如何刺痛狱卒的。在日本人眼中，这些人蒙受了耻辱，但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痛苦的。美国战俘必须遵守的许多命令，其实也是日本军官要求他们自己的日本狱卒遵守的命令。对他们来说，强迫行军和拥挤的转移司空见惯。这些美国人也告诉我们，日本哨兵严格要求战俘们掩盖违规行为，因为最大的罪行就是公开违规。在战俘需要白天外出修建道路和设施的战俘营里，只要把水果蔬菜遮掩着带回来，“禁止从农村带回食物”的规定有时就成了一纸空文。但如果被看到了，那就是公然的冒犯，这意味着美国人藐视了哨兵的权威。如果公开挑战权威，即使只是顶嘴，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日本的规则中，即使是在平时生活里，对顶嘴行为是严厉禁止的，他们自己的军队规则也对此有严厉的惩罚。分辨这些行为和文化习惯造成的后果，并不能开脱在战俘营中确实发生过的肆意的暴行。

尤其是在冲突的早期阶段，日本人有一种确信的观念，即敌人会折磨并杀死所有战俘，这更加强了他们对被俘一事的耻辱感。有传言说，美军用坦克碾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被俘的日军，这个说法几乎传得到处都是。我军对一些企图投降的日本人也抱有很大的怀疑，因此将他们处死，这是为了以防万一，这种怀疑往往是有道理的。对于死得只剩最后一人的日本人来说，他往往会因自己能带着一大批敌人一起死而感到骄傲，甚至在被俘虏之后他也会这么做。正如他们其中一人所言，他们“如果决定要在胜利的祭坛上被烧死，而无英雄事迹，那是就一种耻辱”。这样的可能性使我们的军队戒备起来，也使投降的人数减少了。

投降的耻辱深深烙印在日本人的意识当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一种与我们的战争惯例格格不入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他们对美国战俘极度鄙夷，因为这些战俘要求将他们的名字报告给他们的政府，以便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日军，至少是普通的日本士兵，对美军在巴丹的投降毫无准备，因为他们以为美国人会以日本人的那种方式战胜敌人。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并不因为成为战俘而感到羞耻。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在行为上最戏剧化的反差，无疑是后者作为战俘向盟军提供的合作。他们不知道在这种新情况下适用什么生活规则。他们蒙受了耻辱，他们作为日本人的生活也结束了。只有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才有少数人不论战争结果如何都想回到自己的祖国。有些人要求被处决，“但如果你们的原则不允许，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他们胜过模范战俘。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帮我们找到了弹药库，仔细讲解日军的部署，为我们撰写宣传文字，并与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一起飞行，引导我军找到军事目标。他们好像翻过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上和旧的一页上书写的内容截然相反，但他们保持了同样的忠诚。

这些叙述当然并不针对所有战俘。有些人是顽固不化的。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在日军战俘与盟军合作的行为成为可能之前，必须建立一些有利的条件。美国军队的指挥官在接受日军表面上的协助时犹豫不定，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有些战俘营没有试图采用战俘可能提供的任何服务。然而在这样做了的战俘营里，美军之前的怀疑不得不撤回，并越来越依赖日本战俘的诚意。

美国人没有料到战俘会变脸这么快。这不符合我们的规则。但是日本人好像把他们的一切都放在单线上，然而失败了，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换了另一条线。这是一种我们在战后可以依凭的行为方式吗，还是只是被俘虏的士兵的个别行为？正如日本人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其他特殊的行为方式一般，这也引起了人们对日本人所适应的整个生活方式、制度运作方式，以及他们受到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的培养的疑问。 YhZnvyxLe5Wg75TU/JgrK64432CTuNZYlvujcdNFgJRbc++PlcB5gwxUC4qGRs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