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美国全力以赴与其斗争的敌人中最令人费解的。在与其他劲敌的战争中，都没有必要去思考对方迥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习惯。我们正如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沙皇俄国一样，正在与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同时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作战。对于日本人而言，西方国家已经视作人性事实的那些战争规律显然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使得太平洋战争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一系列的海岛登陆，也不仅仅在于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而在于了解敌人的特质。为了应对日本，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

这项任务的困难是空前的。在日本闭关锁国的七十五年中，日本人通常被人们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也”来描述，这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少见的。例如，当一名严谨的评论家在描写日本以外的国家的人时，如果要写他们有着前所未有的礼貌，不太可能会加上一句“但是也有傲慢和专横的一面”；当他描述一些国家的人在行为上非常刻板时，他不会加上一句“但是也很容易适应激进的创新”；当要说明一个民族温驯时，他不需要对“人们并不容易被上级控制”多加解释；当他说他们忠诚而慷慨时，不会特意申明“但是也有奸诈和恶意”；当他说他们真正勇敢时，不会再详细解释他们的怯懦；当他说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出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时，并不会接着说他们拥有真正令人生畏的良知；当他描述他们军队中那机器人般的纪律时，并不会继续描述军队中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教、以下克上；当他描述一个热衷于西学的民族时，他不会同时渲染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当他撰写一本关于一个国家的书，说明这个国家是如何崇尚唯美主义，给予演员和艺术家至高的荣誉，在种植菊花方面大肆施展艺术才能时，通常不必在书中另行补充他们对刀的推崇，以及赋予武士的最高威望。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构成了有关日本的书籍的经纬。这些都是真实的。菊与刀都是这幅图景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极具侵略性又极其温和，既崇尚军国主义又崇尚美学，既傲慢无礼又彬彬有礼，既刻板又适应能力强，既恭顺又叛逆，既忠诚又奸诈，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对新鲜事物友好。他们极其在意别人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看法，但是在别人对他们的过错一无所知时，也会心生歉疚。他们的士兵被训练到了极致，但也具有反叛性。

当了解日本对于美国已经变得如此重要时，对以上以及许多其他显而易见的矛盾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接踵而来。日本人将采取怎样的行动？是否可以不战而屈之？我们应该轰炸日本皇宫吗？我们能从日本战俘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向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宣传，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战至最后一人”的决心？对此，最了解日本人的专家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日本人是一个须要在和平以后永久管制来维持秩序的民族吗？我们的军队是否要准备与日本所有深山中的顽抗分子作战？日本是否必须效仿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大革命那样掀起一场革命，才会使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将由谁来领导这样的革命？除此之外只能消灭日本民族吗？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受派研究日本。我被告知要极尽一名人类学家之所能，来阐述日本人的民族特征。同年初夏，我们对日的大举进攻刚开始展现出规模。美国民众仍然在谈论对日战争最少会持续三年，也许会持续十年，甚至更久。而在日本，他们认为战争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人在局部取得了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距离他们的主岛屿有数千英里。他们的官方公报几乎没有承认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然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然而也就是在6月份，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盟军的最高统帅两年半以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有了成效。对德战争结束在望。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登陆塞班岛，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昭示了日本的失败。从那时起，我们的士兵就要不断近距离接触日军。从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的战役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劲的敌人。

因此，在1944年的6月，解答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诸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外交方面的，无论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还是来自日本前线的宣传单上的，每份真知灼见都很重要。对于日本全力以赴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必须知道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的意图和动机，也不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日本的经济和军事统计数据，我们必须清楚他们的政府能从民众那里获取什么。我们必须努力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形成模式。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行动和观念背后的约束。我们必须暂时把自己身为美国人所依凭的前提放在一边，尽量避免妄加论断，即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行动，日本人就会如何行动。

我的研究任务是艰巨的。美、日在交战之中，在战争期间，对敌方进行全盘谴责非常容易，但想要从敌人的视角来看待生活就难得多了。但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要研究的问题是日本人的行为，而非我们处在他们的情境会采取的行动。我不得不试着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作认知他们的研究“资产”，而不是将其视作负累。我不得不审视日本人的战争行为本身，不把它当作一个军事问题，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日本人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质。他们对待战争的方式表现出哪些生活和思维的方式？他们的领导人如何鼓舞士气，如何安抚人心，如何在战场上指挥士兵？这些细节都显露出了他们自认为所依凭的力量。

然而，我们两国处于交战状态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弊端，即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考察。我无法前往日本，住在他们家中，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和压力，亲眼观察什么是关键的，什么不重要。我不能观察他们怎样做复杂的决定。我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怎样被培养成人。有一部人类学家对日本一村庄实地考察的著作，即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这本著作极具价值，但在撰写的当时，我们在1944年面临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尚未被提出。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尽管面临这些重大困难，我仍然对一些可以采用的技术和假说怀有信心。至少我不是必须放弃人类学家极其倚重的方式——与他的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在这个国家，有很多成长于日本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自身经历的具体事实，了解他们是如何自视的，通过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相信这对了解任何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他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则利用图书馆的资料，分析以往的事件和统计数据，追踪日本的书面宣传和口头宣传中的思想演变。我相信他们寻求的这些答案中，有许多是植根于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观之中的，而通过与真正在该背景中生活过的人一起探索这种文化，可以找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代表我不阅读文献，也不意味着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大量关于日本的文献，以及很多曾居住于日本的优秀的西方观察者，都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这是人类学家去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研究无文字部落时不能凭借的。由于没有书面语言，这些部落无法通过书面方式记载对自身的探究。西方人对这些部落的评论很少，而且肤浅，没有人了解他们过往的历史。实地考察者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帮助的情况下，了解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层级的划分、他们宗教生活中的最高信仰。在研究日本时，我继承了许多前人的成果。在古旧的文献里，埋藏了对日本人生活细枝末节的描述。来自欧美的男男女女们记述下自己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非凡的自我探究。他们不同于多数东方人，有着书写自我的强烈冲动。他们书写自己生活中的琐事，正如他们书写世界扩张计划那般。他们坦率得惊人。当然，他们没有显露出自身的全貌，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描写日本的日本人，会忽略一些关键事物，也就是对他们而言像呼吸空气那样熟悉的事物。美国人描写美国时也是如此。但是日本人仍然热衷于自我探究。

正如达尔文说的他在研究物种起源时方法那样，我研究这些文献时会关注到我不能理解的事物。我需要具备哪些知识，才能理解日本国会中罗列的诸多观点？他们对一些看起来温和的行为的猛烈谴责，以及对一些看起来残暴的行径的轻易包容，其中隐藏着什么玄机？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提出问题：这幅图景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需要具备什么知识才能理解它？

我还去看了日本人编剧、制作的电影，这些电影都是日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关于东京和农村当代生活的影片。后来我和一些日本人一起讨论这些影片，他们曾在日本观看过同样的电影，他们对男女主角和反面角色的看法，都来自日本人的视角，与我所见不同。当我感到困惑时，明显他们并没有同样的困扰。电影的情节、动机不像我预想那样发展，但从电影的结构而言，它们是具有深意的。电影和小说一样，它们之于我的意义和之于日本人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很快为日本约定俗成的规则辩护，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他们哪群人那里学到的更多。但无论是欣然接受还是极度排斥，他们描绘的日本生活规范的图景是一致的。

至此，人类学家直接向他所研究的文化中生活的人获取材料和见解，他所做的正是在日本生活的所有最有能力的西方学者做过的事情。如果这就是一位人类学家所能提供的一切，那就无须指望他为外国民众已经对日本人所做的有价值的研究添砖加瓦了。然而，文化人类学家因其受到的训练而具备了一定的资质，这使他在一个已有众多学者和观察者的领域里，得以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人类学家对亚洲和太平洋的许多文化都有了解。日本的许多社会规则和生活习惯，即使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里也能找到相似之处。其中一些相似之处出现在马来西亚，一些出现在新几内亚，一些出现在波利尼西亚。当然，推测这些文化相似性是否反映了古代的迁徙和接触情况，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但是这些可能存在的历史关系问题，并非这些文化相似性对我有价值的原因。它们真正的价值在于，我可以了解在这些简单的文化中某些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并能从我发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中，找到关于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些国家与日本共享了伟大的文化遗产，因此我可以将日本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在人类学家对原住民的研究中一再表明，这种文化比较是多么有价值。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可能会与其近邻的习俗有百分之九十的类同，但这可能是该部落对习俗进行改造的结果，目的是适应周围所有部落都与它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该部落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基本的习俗，无论这些习俗在整体中所占比例多小，都会使得这个部落的未来发展走向独特的方向。对一名人类学家来说，发现整体具有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没有比这更有价值的研究了。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尽可能适应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针对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的研究手段也必须加以改进。他们从经验中获知，不同文化中的人会面对的情况，以及不同民族和国家对这些情况的含义的界定，都是迥然不同的。在北极的一些村庄或热带沙漠中，研究者们见到的亲缘责任和经济交换方面的习俗，是他们再怎么释放想象力也无法凭空发明的。他们不仅要调查亲缘关系和经济交换的细节，还要调查这些习俗对部落行为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受到约束，继承他们祖先的行为。

这种对差异性、约束及其结果的专业性关注，对于研究日本有很大的帮助。美、日之间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无人不知。我们甚至有一种关于日本人的民间说法，即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相反的事。如果一名学者满足于简单地谈论这些差异有多荒诞离奇，以至于觉得对方不可理喻，那么这种信念是危险的。人类学家已经很好地证明，即使是看上去荒诞不经的行为，也并不妨碍人们对其的理解。人类学家们将这种差异性当作一种资产进行专业性地利用，而不是将其视为负累，这一点远非其他社会科学家可比。制度和民族极其怪异这一事实，能让人类学家前所未有地倾注敏锐的注意力。对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没有可以想当然的余地，这使得研究者要关注的不仅是少量被筛选出来的事实，而是全部。在对西方国家的研究中，一些未经比较文化训练的人在往往会忽略整体的区域性行为。这种研究者太过想当然，以至于不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琐碎习惯，以及所有一般性课题中的约定俗成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全国性的荧幕上大放异彩，比外交官签署的条约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研究日常事物的手段，因为那些事物在他研究的部落中平淡无奇，却与他自己祖国的同类事物差别巨大。人类学家在试图理解某个部落中的极端恶意，或另一部落中的极端怯懦时，在试图描绘研究对象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感受时，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大量借鉴常被文明国家忽略的细节。人类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不可或缺，而且知道通过怎样的研究来发掘。

在研究日本时，进行这种尝试是值得的。因为只有注意到这些人类生活中的细节，我们才能理解人类学家的假设：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在位处文明前沿的国家，都要通过日常生活来了解人类的行为。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或观念有多么古怪，他的感受和思维方式都与他的经历有关。我越是对某些点滴的行为感到困惑，就越认为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滋生这种奇怪之处的普遍条件。如果这种调查能把我引向日常交流的细节，那就更好了，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细节进行认知的。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也先提出一个假设，即最孤立的点滴行为之间也有着系统性的联系。我慎重地考察成百上千的细节是如何融入整体系统的。人类社会必然会对自己的生活模式做出一定规划。它会确立应对和判断某些局面的方法。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把这些解决方案视为宇宙万物的基准。他们会把一切都整合进自己的体系，无论难度有多大。一个接受了一整套价值观体系的人，如果不想导致效率低下和陷入混乱，就不能将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长期封闭起来，按照一套与其相反的价值观去思考和行动。他们会试着尽可能地保持一致。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致是有必要的，否则整体的构架就会支离破碎。

经济行为、家庭习俗、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由此得以彼此因应。有时，在某一领域发生的变化会远比其他领域迅速，这会使那些其他领域承受巨大的压力，不过这种压力本身也是源于对一致性的需求。在崇尚将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无文字社会中，权力的意志体现于宗教活动中，也体现于金融交易、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在有古代经典著作的文明国家里，教会必然保留着几个世纪前的词句，这一点，没有书面语言的部落无法做到。不过前者也放弃了在那些领域的权威，因为在公众对经济和政治中的权力的日益认同中，这些权威已经成为阻碍。宗教中的词句得以保留，但它代表的意义已经改变。宗教教条、经济实践和政治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从假定的边界漫溢而出，它们的“水流”相互交融，不可分割。正因为这是永恒的道理，所以一名学者越是把他的调查分散于经济、性、宗教以及对幼儿的养育这些事实上，他就越能更好地了解所研究的社会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可以提出自己的假设，并从社会生活中的任一领域获取数据。他可以把任何国家提出的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道德方面的准则，看作是他们对自己从社会经验中习得的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表达。因此，本书并非一本专门关注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等某个领域的书，而是致力于验证日本人的对生活的信念。本书阐述了日本人自己表现出来的信念，无论他们是在进行怎样的活动。这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人的国家的书。

在20世纪存在的阻碍之一是，我们仍有着最模糊和最偏颇的观念，不仅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人的国家这一问题，还关于美国何以成为美国人的国家、法国何以成为法国人的国家、俄罗斯何以成为俄罗斯人的国家。如果缺乏这种知识，各个国家之间就会相互误解。有时两个半斤八两的国家之间发生矛盾，我们忧心其中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当一个国家秉持其全部的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采取与我们的概念截然相反的方式时，我们却在探讨共同的目标。我们没有试图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而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可能会发现某种行为方式并非一定穷凶极恶，它只是不为我们所了解，才会被这样看待。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某个国家对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的描述。每个国家的作家都试图做这种自我阐述，但这并非易事。任何一个国家看待生活的“镜片”都与别的国家不同。我们很难意识到用于看待事物的“双眼”的存在。每个国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聚焦和透视的技巧赋予了每个国家对生活独有的视角，在人们看来，这是上天安排的景致。用“眼镜”打比方，我们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了解镜片的原理，因此也不能指望每个国家分析自己的世界观。当我们想了解眼镜的时候，我们应该培训一名眼科医生，以期他能描述眼镜的任何原理。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为当代世界各国做这项工作是社会科学家的职责。

这项工作既需要一定的硬心肠，也需要一定的包容心。它需要的是善良的人们有时会谴责的那种铁石心肠。这些认为世界大同的人，希望让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相信，东西方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都只有表面上的区别，而且全人类都是真正志同道合的。这种观点有时会被叫作“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意味着不能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像除非每个民族都像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样，否则那些心肠软的人们就无法将善良的教义建构在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世界上。但是，将这种一致性作为尊重另一个国家的前提，就像要求自己妻子儿女和自己保持一致那样神经质。硬心肠的人接受差异的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避免分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可以是美国，而不会威胁到世界和平，同样的情况下，法国也可以是法国，日本也可以是日本。对于这些不相信差异是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学者来说，也许通过外界干涉这些生活信念的发展才是荒诞的。人们也不必担心这样的立场会让这个世界故步自封。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一个静止的世界。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它的“英国气质”。这正是因为英国人太像他们自己了，才能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民族情绪。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一定的包容心，正如需要一定的硬心肠一样。只有当研究者们对自己的信仰有足够的把握，能够异常包容时，比较宗教的研究才能蓬勃发展。他们可能是耶稣会传教士、阿拉伯学者或无宗教信仰者，但不可能是狂热者。当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充满防御性，以至于将其定义为世界上唯一的解决问题之道，比较文化的研究就不能很好地发展了。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了解其他生活方式会使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他们拒绝了这种愉快而丰富的经历。由于充满防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自己的解决方法。就像一些美国人那样，他们把我们自己热衷的信条强加于所有国家。其他国家不可能遵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不可能学着用十二进制取代十进制，或者像东非某些土著人那样单脚站立休息。

总之，这本书关乎日本人接受并视作理所当然的习惯，关乎日本人在何种情况下会受到礼遇或相反，在何种情况下会感到羞耻、难堪，关乎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关于本书中任何陈述，理想的权威人士应该是街头巷尾的普通人，可能是任何人。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会置身于所有类型的特定环境中，而是意味着，任何人都会知道在某些条件下是什么情况。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根深蒂固的思想和行为态度。本书可能仍有达不到之处，但仍将该目标视为理想。

在这样的研究中，人们能迅速意识到，大量额外的证人的证词并不能增加可信度。例如，要探究谁应该向谁鞠躬、何时向谁鞠躬的问题，并不需要对整个日本进行统计研究；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告知这些准则的和习惯的情况，经过几次确认后，就不必从一百万日本人那里获得同样的信息了。

对于一位致力于揭示日本人赖以生存的基本信念的学者，他面临的任务远比统计试验艰巨得多。他最大的任务是报告这些公认的行为和观念如何成为日本人看待生活的“镜片”。他必须说明日本人的观念怎样影响他们看待生活的焦点和视角。他必须让美国人理解这一点，因为美国人看待生活的角度是不同的。在这项分析任务中，权威的裁决者不一定是日本的随便一位“田中先生”，因为田中先生不能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念，而且在他看来，为美国人撰写解释无疑辛苦而多余。

美国的社会研究，很少指向文明文化赖以建立的前提。大多数研究都假设这些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专注于观念与行为的分布情况，他们的基本研究手段便是统计。他们热衷于统计分析大量普查资料，调查问卷或大量受访者的回答、心理测量，并试图推导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性。在公共意见领域，科学选取人口样本进行民意调查的宝贵技术，在美国已经高度完善。它使得人们可以得出某个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的支持人数、反对人数，还可以按照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和高收入、共和党和民主党来划分。在一个普选的国家，法律实际上是由人民代表起草和制定的，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际意义。

美国人可以对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获知调查结果，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一个显而易见但没人谈及的前提，就是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民意调查的结果只是告诉我们更多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在试图了解另一个国家时，对该国民众的习惯和观念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如此一来，民意调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通过精心的抽样，民意调查可以发现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政府。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对国家的看法，这些结果又能说明什么呢？只有了解他们的看法，我们才能知道不同的党派在街头巷尾或国会中在争论什么。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对他们来说，政府几乎都是一个必要的反面角色，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除非在战时，政府的雇佣也不会让一个人能享有私营企业中同等工作应有的地位。这种对国家的论调与日本人的有天壤之别，甚至和许多欧洲国家都相去甚远。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的论调是什么。他们的观点体现在他们的民风中，体现在他们对成功人士的评论中，体现在他们关于民族历史的神话中，体现在他们在国家节日的演讲中。可以通过这些间接的表现形式来研究。但这需要系统的研究。

对待任何一个国家的基本生活观念，以及该国家认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可以像我们调查选举中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人口比例一样尽可能用心并细致地关注。日本这个国家的基本观念非常值得探讨。当然，我发现，一旦注意到我们西方人的观念和日本人的观念不相符，并且对他们使用的范畴和符号有所了解，许多西方人看来的日本人行为中的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自己如何将某些行为上的极大反差，视为同一整体中的组成部分。我可以试着去阐释其中的原因。我和他们一起工作之初，他们使用的奇怪词句和概念，后来都被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充满了岁月积淀出的情感。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善与恶已经截然不同。他们的观念体系是独一无二的，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有长处也有短处。 xtQdfJnQBiXZOY8LkoWhGgeQfpWIS+Q7R6vc0KI7UUytd3FCJKN579dK9FtPW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