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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在我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上百万年前，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许多原始人类，比如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今天的中国人是从这些古人类进化来的。
这听起来非常合理。中国人自古生活在中国，原汤化原食，听起来很自然。然而，今天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复旦大学有一个“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他们做了一项研究，一共采集了12000多名中国人的Y染色体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类一样，是六万多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
也就是说，六万多年前，生活在东非（大约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带）的一些现代人，也叫“智人”，开始向外迁移。其中一部分智人在大约三万年前，抵达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
有人问，那么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到哪儿去了呢？很不幸，早就灭绝了，他们的基因对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影响。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科学数据基础上，所以在世界上被比较广泛地接受，成为主流认识。但是在中国，存在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接受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第二种则仍然坚持原来的独立起源说，认为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人类不一样，是独立起源的。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认为，智人最早是从云南和珠江流域进入中国的，来到中国后，又很快向北迁徙，迅速遍布中国大地。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个文明中心，对考古学比较感兴趣的读者肯定都知道北方的红山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南地区的三星堆文化。
当然，这些文化中心彼此相距都比较远，它们如同一颗颗星星，在当时文明还是一片黑暗的中国大地上，一点点地亮起来，所以，考古学中称这个时代为“满天星斗”。
这些文化中心有的在辽河流域，有的在陕西，有的在长江下游，那个时候草莱未辟，交通非常不方便，甚至可以说没有交通，因此有学者说它们“从起源到兴盛均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这些文化确实都带有自己强烈的个性，风格各异。
但是，这些文化中心也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共性，比如对玉器的重视和崇拜。
我们知道，玉器这个东西，中国人一直是很重视的，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出现。在世界各古代文化中，只有大洋洲的新西兰及中美洲的墨西哥等极少几个地方发现了玉器，但是出现的时代都比较晚，而且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消失了。
而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很多文化中心就出现了玉器，比如红山文化那个著名的玉猪龙，是距今约8000~7000年的东西，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各个文化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出现了玉器，这在人类历史上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玉器“是西方文化中未见而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
而且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出土的玉器长得还很不一样，各有特点。然而到了晚期，就长得越来越像，甚至完全一样了。比如最早出现在薛家岗文化中的玉琮，造型就很有特点。后来，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和玉璧，发展到非常精美的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从甘肃陕北到山东河北，再到湖南，都出现了这样的玉琮和玉璧，长得与良渚文化中的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读这些考古资料的时候，我经常感觉很惊讶。在六七千年前，中国大地上还没有道路，各个文明中心之间就已经开始了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还越来越密切。一个文明中心的东西，往往不过百十来年，就传到了几千千米外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因此，那时候各地交通联系之密切，可能远超过今人的想象。
所以徐良高在《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中说：“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
说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个我非常认可的观点。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多次强调的：“文明是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
人类的整个历史证明，一种文明能不能进步，往往取决于它能否从外界获得刺激。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机会越多，各自进步也就越快。而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社会，注定要停滞，因为它们接收不到外来的刺激和压力。这就是几乎所有高级的文明都产生在欧亚大陆的原因。
我们知道，世界共有五大洲，但是较为发达的文明，比如中东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都产生在欧亚大陆，埃及文明也紧邻欧亚大陆的中心区。美洲、非洲中部和南部、澳洲都只产生了相对低级的文明。
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是相互联通的，特别是因为有了地中海，各文明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都是环地中海文明，而美洲、非洲与澳洲相对隔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某个社会群体拥有的向其邻近社会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社会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社会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与世隔绝较长时期、因而无法从其邻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获益的部落。”
所以，交流带来文明成长。
那么，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出现在河南。
河南在地理上有什么特点呢？它位于“天下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还管河南叫“中州”。
我们讲过，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北边是草原，东南是大海，西边是青藏高原。在这种地势的包围之下，是可以相互交流的中国腹地，而这个腹地的中心就是河南。
为什么中东会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文明呢？因为中东正好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是当时各个新石器文化中心交流的中心地带，所以它能从周围吸取到最多的信息，受到最大的刺激。因此，这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中东，人类最早的农业社会、最早的城市也都起源于中东。
河南也是这样，它在中国大地的各文化中心中，处于中心位置。所以我们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一开始，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并不比其他文化——比如红山文化——先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好，各地文明的交流都要经过它，所以它可以不断接触，不断学习外来文化。与此同时，河南周围没有天险，四面都是威胁，文明部族想要生存下去，就要强化自我组织的能力。这就刺激它成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诞生地。
所以徐良高说：“夏朝之所以在黄河中游地区兴起，一方面是因为，它同各个周边文化的交往接触均便利，有利于它吸收各个文化的优点与长处，另一方面，它受到周边各文化的冲击、压力最大，挑战最严重，应战也就最有力，发展也就最快，优势地位从而率先确立，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机构出现，一统国家建立了。”关于夏朝的存在及时间，现在世界学术界还有争议。
中国主流学术界一般认为，夏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夏朝的领土大部分在河南。但是对于夏朝前期的首都在何处，却一直没有新的发现。一般认为，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可能是夏朝中后期的首都之一。汉族的前身叫华夏族，“华夏”今天是中国的代名词之一，都是因为夏这个朝代而起。
当然，夏朝的出现，除了位于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也受到了中国版图之外的文明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