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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
上一章我们讲了大秦帝国的迅速覆灭。秦国从最早建立邦国到最终统一天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大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的时间。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法家文化是有严重问题的。
法家文化是一种绞肉机文化，是一台没有安装刹车装置的疯狂的列车，它的终点只能是所有人同归于尽，坠入深渊。
我们来看看那些著名的法家人物的下场，他们的结局本身就非常有讽刺意味。
通过杀妻求将，吴起把自己异化成了一只权力野兽。他精明至极，算计猛狠，成功迅速，权倾朝野，但是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吴起在楚国变法虽然风光一时，但是支持他的楚悼王一死，吴起就被射死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他满怀仇恨的楚国贵族将吴起射成了一个刺猬。
从秦国变法的过程来看，商鞅也是一个手腕极其铁硬的人，他把一切人都当成了他成功路上的棋子，结果在变法成功之后，他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复仇者杀掉了商鞅全家，包括他的老母亲。商鞅本人被秦国贵族追得走投无路，出逃到一客栈投宿，客栈主人却说：“商鞅定有法律，谁让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谁就要连坐。”商鞅最后被捉住，车裂而死。
韩非子提醒秦王，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阴险、自私而贪婪的。秦王也确实贯彻了韩非子的思想，怀疑韩非子来到秦国是一个阴谋，因此把他投入监狱，后来韩非子被李斯毒死，也自然是“死得其所”。
那么，谁从法家制度中受益了呢？秦国百姓受益了吗？并没有。
为了统一天下，秦国百姓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时，秦国百姓独自承受过度的压榨，或被驱往战场，或被束缚在土地上拼命劳作。在繁重的赋役压迫下，在连坐和告奸之法的约束下，秦国百姓手足无措，“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
在秦国兼并天下的过程中，各国百姓对秦国的这套统治制度非常恐惧。《史记·秦本纪》里有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国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守不住了，不向秦国投降，反而投降了赵国。为什么呢？韩国的使者说：“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也就是说，百姓不愿意被秦国统治，愿意被赵国统治，因为赵国的统治方式不那么虎狼。
然而，在秦国的强大武力面前，天下人逃无所逃。原来的六国，统治是比较宽松的，法律不那么严，税收也不那么重，老百姓的生活自由度比较高。统一之后，税率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户籍制度也一下子变严了，想逃避赋税根本不可能。稍一反抗抱怨，严刑峻法、告奸连坐都跟着来了。因此“百姓愁苦”，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盐铁论》里说：“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百姓几乎一举手，一投足，就会触犯法网，只能侧目重足，活得胆战心惊。
所以秦末起义的时候，人们纷纷大喊天下“苦秦久矣！”刘邦占领秦人故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商鞅之法。
（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结果“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所以，包括秦人在内的各国人，在秦制下吃尽了苦头。
所以看来，似乎只有秦国的王族从这个制度中受益了。然而，虽然秦始皇风光一时，但是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长子扶苏被矫旨自杀。秦二世即位后，在咸阳杀死公子12人，在杜县车裂公主10人。继位的秦二世最后也被迫自杀。帮助他谋得皇位的李斯被处以极刑，赵高后被扶苏之子子婴诛杀，子婴又被项羽诛杀。在秦朝灭亡后，秦王族子孙尽灭，就是说，秦始皇的所有子孙后代，都被杀光了。
所以鲍鹏山解读商鞅的《商君书》称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人民的幸福，只追求国家的强大”
。结果是没有任何人从这个制度中受益。
因此，秦始皇确立的这个大一统郡县制度，虽然设计得很周密，但还是有很多致命的缺陷。
那么，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中国人是不是有机会重新选择，拒绝秦制，走其他的道路呢？
没有这个可能。在传统时代，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负面角色，一直被骂为暴君，但是他发明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一致的坚决拥护，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汉代皇帝虽然无一不咒骂批评秦始皇，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废除皇帝制度。因为皇帝制度带给统治者的眼前利益太巨大了。他们只是认为这一制度有缺陷，需要重大升级。
要升级，首先要判断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汉代君臣经过会诊后认为，秦代失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汲取过度，兴奋起来刹不住闸。所以要为这一绞肉机安上暂停按钮，为这个高速列车装上刹车装置。另一个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设出了问题。秦朝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信仰和价值系统。法家的那套东西，本身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公开依靠法家，就把自己的统治秘诀暴露给了天下。所以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伪装。
所以汉代初年遵奉黄老之术，也就是“无为而治”。要大幅度地降低税赋率，从收一半，到“十五赋一”，就是从50%降到约6%，景帝时又改成三十税一，与民休息。同时改革法律，废除很多残酷的刑罚，不能动不动就把人关进监狱，砍手砍脚。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这是汉代吸取秦代教训，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抛弃法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大汉帝国的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让儒术成为帝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信仰系统，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统一。这是一个比“无为而治”影响更深远的举措。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事，值得我们细说。
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这个人，看起来并不像个喜欢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汉武帝是一个性格非常强悍、非常想大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他在统治期内，也是拼命地搞财政扩张，千方百计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做大事”：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同时还兴修起数十座雄伟的宫殿和自己的豪华陵墓，不断搞声势浩大的巡游。最后搞得老百姓承担不了这样大的压力，各地开始造反，西汉差一点儿亡在他手里。
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继续用黄老之术来作为指导思想。黄老无为，而他是“大有为”。但是也没法继续用法家思想，因为法家思想已经臭名昭著。
那么怎么办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到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设问题，到底应该把什么确立为大汉帝国的指导思想呢？
有一个叫董仲舒的人建议说，不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建议，其实和汉武帝的性格并不那么合拍。儒家和法家不一样。儒家并不是一个驯服的学派。它是头上长角身上带刺的。法家是拍马屁的能手，“法今王”，谁在位，我就拥护谁。儒家是“法先王”，批评在位的君主。所以法家是没骨头的，儒家是有骨头的。
儒家首创“民贵君轻”之论，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说出“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样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然很大胆的话。儒家公开主张称，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
所以直到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在位的时候，还有一些儒生坚持“推翻暴君有理”的汤武革命思想。《史记》记载，有一个儒生叫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和黄老学派的黄生争论一个问题：商汤推翻夏桀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正义的革命事业，还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呢？辕固生说，商汤推翻夏桀是合理的，为什么呢？民心就是天命。夏桀胡作非为，失去了民心，就应该被得民心的人推翻，这是天经地义的。
而黄生却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帽子即使旧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不管多新，也只能穿在脚下。“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臣子推翻君主，这就相当于把鞋子戴在头上。君主不管有什么过错，都不能推翻。而且只有臣错而无君错，君主有过错，臣子应该劝谏，你不能有效地劝谏天子，反而把他杀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是篡弑，这没啥说的。
辕固生一听，说了这样一句话：“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意思是那按你这么说，咱们高皇帝刘邦推翻秦朝的皇帝，是大逆不道了？
这样一来，黄生张口结舌，不敢回答了。汉景帝是个老好人，只好出来打圆场，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吃肉不吃有毒素的马肝，并不说明你不是美食家。学术不研究汤武受命这一段，也不说明你就不是学者。
意思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挂起来，不争论。“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以后这个问题就被列为学术禁区，不能研究了。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能看出，儒家那种从道不从君的劲头，是让统治者感觉很不舒服的。换句话说，儒家学说和大一统专制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么，汉武帝怎么会决定独尊儒术呢？
因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和儒家的本来面貌已经不一样了。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偷天换日的根本改造，让儒家思想变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怎么改造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词，叫作“三纲五常”。我们后世一提起儒家，就经常会想起这个词，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三纲”是儒家提出来的。
但是事实上，这是法家的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驯服，不能反抗。
这显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礼”而为。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单向的三纲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三纲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词汇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点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韩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优点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论，而且发展出一套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就是通过种种迷信，什么“占星”“望气”之类，来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断上天对皇帝满意不满意。如果地震了、天灾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点做得不对？就得洗个澡，静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说，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视天命，通过“上天示警”让皇帝有所约束，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可能亡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与此同时，董仲舒又和韩非子一样，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说得比韩非子还要过格。
为了强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凿附会，寻找神学上的根据。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的。他说，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心脏，“海内之心悬于天子”，臣民与皇帝的关系，就像四肢与“心”的关系一样：“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么，四肢就要想办法来满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欢什么，百姓就要顺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这些话比韩非子说得还要到位，皇帝听起来当然会感觉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由此，权利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
董仲舒还继承了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强调一定要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春秋繁露》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分则失权。”董仲舒所谓的“威”即是韩非所说的“势”，都是指帝王独断专行的权威。一定要强化皇帝权威，同时还要愚民。法家一直是主张愚民的。董仲舒也说，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无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从上而已”，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上级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经说，董仲舒的这套改革，“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
。
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方面，让皇权获得了仁义道德的外衣，比以前冠冕堂皇多了，对皇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是另一方面，却并不妨碍皇权的实际运作。
我们用盖房子来打比方，如果说秦始皇是浇筑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专制制度的基础，那么汉武帝则抓意识形态建设，用儒家思想对房屋进行了装修：房子一装修，就好看多了。
但是，这个房子的本质结构并没有变。《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经常用严刑峻法，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意思是说，你小子懂什么？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所以到了汉代，大一统专制制度才变得“刚柔相济”，初步成熟。这也是汉代统治比较长久的重要原因。因此形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阶段——秦汉帝国。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