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的秦朝

一

上两章我们讲了周秦之变，从周代的制度到秦代的制度，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利用这一制度，秦代结束了列国纷争，统一了度量衡，破除了封建壁垒。

那么，秦代的这一制度在后世运转得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从这一章起要讲的内容。

公元前221年，39岁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阳宫前殿。他注视着竹简上大臣们列出来的许多汉字，提起毛笔，圈定了两个字，一个是“皇”，一个是“帝”。

从此，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就从周代的“王”，变成了后来的“皇帝”。

从这两个字，我们能感受到嬴政的非凡自信。

“皇帝”这两个字，“皇”字取自“三皇”，是开创宇宙人类的三位神人；“帝”字取自“五帝”，是传说中以黄帝为代表的五位半人半神的领袖。所以，“皇帝”是三皇五帝的合称。

为什么要叫“皇帝”呢？

嬴政自认为，他的大一统的功绩，是“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他开创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历史上的那些事，都不值得效法。他比一切古人都伟大，黄帝都没有他伟大，“以为自古莫及己”，过去的一切称号都配不上他了。所以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不足以“称成功，传后世”，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功绩，不足以传之于千秋万代。

我们知道，周王除了称“王”之外，还自称“天子”，意为“上天的儿子”。但是请大家注意，秦始皇从来没有自称过“天子”。

这是周制和秦制的一个重大变化。

“天子”听起来也很好听，很伟大，但秦始皇为什么不使用这个称谓呢？

因为周代文化有一个重要基石，那就是天命观。周人认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委托，你干得好，上天就眷顾你；如果你干得不好，上天就要换人了，所以天命是可以转移的。

秦始皇不接受这个理论：他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包括天。“天子”毕竟是儿子，不是老子，天的儿子要受制于上天，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不做儿子，要做就做老子。

因此，秦代留下的碑文很少提到天，也很少提到“天命”。一切都要由皇帝一人控制，只有皇帝控制人，不能有什么来控制皇帝。

秦始皇还有一个做法和后世的其他帝王不一样，就是他不立皇后。显然，他认为，天下没有任何女人能够与自己地位平等。

所以秦始皇废除了历代都沿用的一个制度，叫“谥号制度”。什么叫“谥号”呢？就是君主死后，他的大臣们聚到一起，商量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来总结他的一生。比如周平王的“平”字，晋文公的“文”字，都是谥号。后世的汉武帝、隋炀帝，“武”字和“炀”字也都是谥号。“武”就是指武功很厉害，“炀”是指不守礼法，众叛亲离。因此谥号有好也有坏。

秦始皇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家理论认为，人主独尊，不可议论。臣子不能议论君主，部下不能议论领导，不论好坏都不能评价，因为你没有评价的资格。所以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制度，是大逆不道的。

那么，没有了谥号怎么办呢？怎么区分不同的皇帝呢？难道秦朝的皇帝都叫秦皇帝？别着急，嬴政有办法，他说：“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意思是：我是第一个皇帝，所以叫“始皇帝”，接下来按数目依次类推，一世二世三世那样传下去，传个一万代，没有问题。

从这一事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秦始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种自信，想废除什么就废除什么，想开创什么就开创什么。

二

秦始皇为什么如此自信呢？当然有他的理由。

秦始皇的一生，就是从一个成功走向下一个成功。他登上皇位后，首先打倒了吕不韦，接着一个又一个消灭了六国。然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每一样都取得了成功。

秦始皇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法家理论的核心，就是一切围绕君主利益出发，因此皇帝的权力是没有任何制约的。

过去，周天子以及各级诸侯的权力都是受制约的：受到天命的制约，受到下一级诸侯的制约，受到权力和责任对应原则的制约。但是在皇帝制度下，贵族都被消灭了，天命被取消了，所有制约皇帝的力量都消失了，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天下所有人，从宰相到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黑格尔说，中国的皇帝制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在中国，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为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一样卑微”。因此，秦始皇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天下没有权力办不到的事。他想干什么，都能干成。

在成功地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又围绕着“如何让天下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问题，动起了脑筋。

法家的政治理论是皇帝一定要做到大权在握，强干弱枝，从制度上防止大臣们架空皇帝，威胁皇权，防止各地百姓造反，推翻皇帝。因此围绕这个核心，秦始皇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规划。

首先，大秦帝国是一个单纯的郡县制国家，分全国为36郡，1000多个县，各地的所有地方官皇帝都可以随时替换，因此地方上不可能分裂，不会出现诸侯争霸的情况。

其次，秦始皇很注意搞三权分立。秦代的中央政府就是三权分立的，秦始皇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分别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让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制。

地方上也是三权分立的。我们说秦代中央下面是郡，郡的长官叫郡守，主要管理郡里的文官，此外还有两个长官：郡尉和郡监。郡尉管郡里的军事，他直接听中央的命令，不听郡守的指挥；郡监管监察和纪检，也是听中央的。因此，地方上这三个职务并不相互隶属，而是相互牵制。

所以中国的三权分立很早就出现了。有人说，三权分立是西方的产物，其实中国早就有了，而且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不过中国的三权分立和西方的出发点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为了制约最高权力，而中国的三权分立，是为了保护最高权力不受挑战。

秦代在郡之下，还设立了一层层的机构，郡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乡下面是亭，亭下面是里。里是最基层的，里以下，10家为一什，5家为一伍。

这样，秦代的政治制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皇帝的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每一个老百姓都被官僚体系控制起来。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处在可控状态。

接下来，秦始皇突然宣布，没收民间一切兵器，什么刀枪剑戟，都得上交，统一运到咸阳，干吗呢？铸成十二个巨大的“金人”，金属塑像。民间因此没有了武器。

接着，秦始皇又进行了一项大手笔的建设：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修“高速公路”，当然在当时不叫“高速公路”，叫“驰道”，就是马可以在上面疾驰的大道。当时的“高速公路”网以首都咸阳为核心，从咸阳出发，向东一直抵达河北和山东，向南一直抵达江苏、浙江和湖南、湖北。驰道宽50步，即今天的六十多米，建筑质量很高，不牢固的地段甚至要用铜桩加固基础。之所以建设这样一个“高速公路”网，当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想致富，先修路”，秦始皇那时候还没这个概念，他修驰道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一旦天下哪个地方有人造反，中央派出的军队就可以迅速抵达。

配合“修驰道”工程，秦始皇还有一个“去险阻”工程。什么叫“去险阻”工程？就是把原来六国修建的军事要塞全都拆除，目的是防止各地凭着这些要塞险阻来抵抗中央。

当然，在拆险阻的同时，秦始皇又修了一个新的险阻，那就是伟大的万里长城，他修了一道长长的围墙，把匈奴挡在北边。

至此，秦始皇把帝国的“硬件”设施都构建完备了。

接下来，他还要构建“软件”。因为天下虽然统一了，但人心却没有一统。

为了统一天下人思想，秦始皇决定烧毁天下所有藏书。书读多了，人的想法就复杂了，不好控制了，所以除了秦国的国史以及一些工具书之外，所有的书都必须在30天之内烧光，30天之后如果谁的家里查出有书，就会被抓去判刑；敢公开谈论诗书的，斩首；敢以古非今、否定今天成就的，灭族。这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 。

因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文化浩劫。周代传下来的大部分诗书都被毁掉了，只有秦朝官方保留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收藏了一些秦代的历史书。可惜7年之后，项羽攻入咸阳，又放了一把火，秦帝国的官方图书馆也化为灰烬。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积累了几千年的很多宝贵文化遗产，被永远毁灭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先秦古籍，都是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部分被永远消灭了。

做完这一切，秦始皇这才放下心来。现在，大秦帝国的硬件和软件都更新升级了，已经固若金汤，看不到任何威胁了。他的帝国，传之万世，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秦始皇万万不会想到，他死后不过3年，这个帝国就灭亡了。也就是说，大秦帝国从出现到灭亡，不过15年。

这个结果秦始皇绝对想不到，更不知道为什么。

三

秦朝灭亡的原因，和后来历代很多王朝灭亡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权力系统对民众的过度榨取。

我们说过，秦国的成功，是因为能够高效地集中人力和物力，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之后，这套汲取体系仍然在高速运转，甚至更高速地运转。因为秦始皇所做的那些事，修“驰道”、拆险阻、修长城、平百越、伐匈奴，每一件事都是要花钱的。

除此之外，秦始皇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搞大的工程项目，搞城市规划建设，修宏伟的建筑。他每灭一国，就要把这个国家首都的宫殿绘下图纸，在咸阳边上照样复制一座。因此，他修的宫殿非常多，“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一共七百多座。秦始皇修的最大的一个工程是自己的坟墓，著名的秦始皇陵，动用了七十余万人。

所以大秦帝国的老百姓，赋税痛苦指数是空前的高。董仲舒说，秦代的田赋数量是以前的20倍。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劳役，就是要为国家无偿地劳动。秦朝规定，每个老百姓，每年都要拿出几个月的时间，给国家无偿劳动。而且劳动纪律极为严格，劳动条件极差。所以当时被押赴北边边疆当劳工的，死亡率达60%~70%。征伐南越的路上因为不服水土，死的人更多。当时有记载，有的人走到半路，实在是不堪虐待，干脆就在路边的树上吊死了。

葛剑雄先生说，如果长期和短期服役都算的话，“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一度高达2000万，即总人口的50%” 。

所以秦朝百姓造反是必然的，因为在秦朝造反的机会成本低。造反成功的概率虽然低，但仍然比你老老实实当顺民活下去的概率高。

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呢？因为他们算过机会成本。这俩人是河南人，要到渔阳（今北京密云附近）去服役。路上恰遇天下大雨，而且连续下了很多天，道路不通，走不了，他们估计走到渔阳，肯定已经超过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规定是该杀头的。

所以陈胜、吴广就算了一下：“如今我们继续按规定去服役也是死，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什么不干一番事业？万一成功了还能活下来，而且还会活得很好。”确实，从当时的情况看，他们造反，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可能是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就是必然的了。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各地起义军对官员都十分仇恨。他们最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各地地主和富豪，而是压榨他们的酷吏。说实在的，秦朝的忠臣，无一例外都得是酷吏。因为如果不是酷吏，就执行不了那些残酷的法律。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百姓都纷纷响应，起来杀掉本地的官员。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所有的地方官，一律被干掉。因为秦朝就是通过这套官僚系统汲取民间资源的。

所以秦末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有叛民无叛吏”，即没有一个官员参加造反。这形成了官与民两个界线分明的群体，因为官员已经完全站到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仇人，即使想加入起义也没人接受。

所以秦朝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它的成功，是建立了高效的汲取制度；它的失败，是这套制度没有可以约束它的力量，导致它汲取过度，超过了民众的承受力。 wekt2rV02ak5CPDr/5YpYV64+KArxRE1VXCc2kEFZDh5on/Cpg2BvAS+52MyW9kS